中国文学塑造中狼意象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变迁作者：天天论文网日期：2016-1-12 9:40:17 点击： 1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狼意象往往是充满负性情感的阴险、狡诈的代名词。

２１世纪以来，关于狼性的文章作品重新审视了狼意象的基本特征。

梳理并勾勒狼意象及其文化内涵的演变，可以更为明晰地辨识出“狼”形象在文学、史学、社会学等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变迁历程，从而改变中国文化中狼意象在较长一段历史时间上的单纯文化内涵，使之重新恢复其多元象征意义。

关键词：狼性；意象；内涵；文化；演变；变迁狼作为生物链中的普通物种，多年来一直恣意自由地生活着，与其他生物一样，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

２１世纪以来，从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刊行以来，一时间，文坛上“狼言”四起。

《狼的故事》、《像狼一样思考》、《狼魂》等作品相继涌现，更有许多未公开刊印，只是发布在网络上的有关“狼”的作品亦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

尤其是２０１５年初，电影《狼图腾》、《战狼》以“非商业、非主流、非娱乐化”的“黑马”姿态，低调冲入新年电影排行榜并力拔头筹后，“狼”现象引起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

大部分的评论着眼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幽远意旨、主题意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作品通过文字所传达的生态话语和人文话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然而，对于“狼”现象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似乎不够深入，有进一步将其延伸、拓展至历史学、文化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领域进行综合研究，以寻根溯源、见微知著，探寻其来龙去脉的必要。

一狼作为一种自然物种大多栖息于山地、草原、森林周边。

在古代，以至近、现代，这些地区居住的人群多为少数民族、游牧民族。

因此，现实生活中与狼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群大多为少数民族、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与狼的关系则较为疏离。

狼作为山林、草原地区最为强悍、勇猛、智慧的动物而成为游牧民族、少数民族的精神崇拜，并且往往与部落首领、英雄、始祖的出生、兴起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图腾”崇拜。

《史记·大宛列传》记录了乌孙王昆莫奇异的出生及其成长，与《诗经》中《大雅·生民》篇后稷被弃，各种动物对其的种种保护有相近之处。

现代学者认为，《大雅·生民》是远古图腾崇拜下的产物。

那么，有理由相信，乌孙王昆莫传说就是狼图腾影响下的文化产物。

相似的记载又见于《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狼图腾在游牧民族传说中记载还见于《魏书》卷一零三《高车传》载录的关于高车远祖的传说。

故事中匈奴单于之小女主动“下为狼妻”，从文中的“后遂滋繁成国”之句来看，或可推测出与她婚配的是以狼为图腾的高车远祖。

而“其有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之句，或可理解为高车族是喜欢引吭高歌的游牧民族。

追认狼为本民族始祖的游牧民族还有突厥族和蒙古族：突厥族认为其男性始祖是一匹狼；蒙古族也认为其始祖是“苍狼”。

现代文化人类学学者普遍认为，人与兽婚配的故事，通常是图腾崇拜的产物。

在这些始祖崇拜的传说故事中，狼无疑是作为游牧民族之神圣崇拜物而存在的，且后世的诸多史书中亦有不少狼图腾崇拜的痕迹，如《隋书》、《新唐书》、《北史》中都载有少数民族在“牙门树狼头蠹”的习俗。

不仅如此，少数民族的可汗甚至常常以狼头赏赐有功之臣，于此可见，绝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对狼保有着特殊的感情上的信仰与崇拜。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以畋猎中一只苍狼不幸殒命于犬群来预测自己命之将尽。

从中可见蒙古人对狼在感情上对宗族的认同。

秦汉以来，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胶着之态。

直至汉武帝后，中原农耕集团不断地稳定与发展，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加之汉人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不断地提高，农耕集团在与本来就在数量上呈劣势状态的游牧集团的对垒中明显地处于优势，使得生活于周边的游牧集团不断地流转、迁徙、分化、融合，直至形成今天的生活于边疆地区的不同的少数民族。

尽管如此，这些少数民族依然保留了不少关于狼崇拜的民风、民俗：如柯尔克孜族至今还有许多关于狼的信仰，认为狼是圣物，它的肉可以保佑妇女生育，它的拐骨挂在孩子身上，作为护身符，可以保佑平安。

维吾尔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也保留着许多崇尚狼的习俗，远行时要将狼骨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符；产妇分娩后躺在新剥来的狼皮上；将狼的踝骨挂在婴儿摇篮上用以避邪，并希望婴儿能成长为勇敢的人；在木勺、乐器等器物上雕刻狼头等。

塔塔尔族相信狼有非凡的超自然能力，至今乐于珍藏狼的后踝骨。

满族和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哈萨克族等一些萨满教有崇敬黑狼的信仰，认为它是英勇无敌、嫉恶如仇、除恶祛暴的萨满护神与助手［１］。

二与中国古代的狼信仰、狼崇拜一样，在古代，西方也有作为英雄崇拜的狼信仰。

如罗马人相信罗慕洛（Ｒｏｍｕｌｕｓ）和勒莫（Ｒｅｍｕｓ）是被一只母狼哺育的，他们甚至还在罗马的朱庇特神庙（ｃａｎｉｔｏｌ）树立了母狼的铜像；弗雷泽的《金枝》中_______记录了欧洲大陆直到１９世纪上半叶，还保留着的“绿狼兄弟会”；以至波兰人现今还保留有圣诞节时人们头顶狼皮装扮成狼，让别人或牵着、或抬着走，而牵他或抬他的人可以向人家讨赏钱的风俗。

所有种种表明，狼信仰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文化、文学的初始发展中都呈现出多元意象。

狼意象的正面形象在西方文学中始终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然而，在东方，尤其在我国的文化、文学发展中，狼意象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了较大的变迁与演化。

就我国文化的发展而言，由于我国历史的长远，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冲突、相互交流与交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也是一次次地融合与分化，这些复杂的历史变迁所造成的复杂因素，使得中国文学中的狼意象在各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蕴并逐渐趋于汉化的统一过程。

具体而言，这个历史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唐前阶段、唐宋阶段、元明清以降阶段。

其一，唐代之前因华夏文明所处的历史时期，农耕民族的力量尚未足以掌控宇内八荒，农耕民族的文化尚未足以同化融合游牧文化，故而此阶段的狼意象具有多元多意性，既有狼性贪婪、凶恶、狠毒的一面，又有无畏、勇猛、执著的一面。

一方面，狼性中丑陋方面自不待言：《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猛如虎，很（狠）如羊，贪如狼”的形容；《苏秦列传》有：“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之比喻。

然而与其丑陋一面性格相较而言，对其性格中另一面美好品性的描写也不乏见：《诗经·豳风·狼跋》云：“狼跋其胡，载疐其尾。

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载跋其胡。

公孙硕肤，德音不暇。

”《诗序》曰：“《狼跋》，美周公也。

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

不失其圣者，闻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终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复成王之位，又为之大师，终始无愆，圣德著焉。

”［２］郑玄笺曰：“老狼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有难，不失其猛，喻周公将欲摄政，遭四国流言，归政成王，王复留为大师，进_______退有难，而不失其圣。

……美其圣德”［２］。

诗歌将历史中上鼎鼎大名的周公比喻为“狼”，由此可见，汉代之前，狼的形象具有象征美好品德的特性。

狼性中强悍勇猛的一面，在唐前文化中也是常常受到赞扬。

《礼记·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郑玄注：“卫尊者宜猛也”。

这里的狼形象显然是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的，它象征着英勇、神猛和力量。

法国作家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载，拓跋焘（魏太武帝）于４２９年决定向东戈壁的蠕蠕蒙古部落采取反侵寇的行动时，他的一些顾问们向他预告说：南朝（南京）帝国的汉人可能要趁机来牵制他的兵力。

他简单地回答道：“汉人乃步卒，吾人则骑士。

驹犊群岂能抗拒豺狼”。

书中又引《阙特勤碑文》有“吾父可汗之骑士英勇如狼，其敌人则怯懦如羊”之句。

这里的“豺狼”、“狼”显然也是英勇无敌的勇士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尚处于较为疏离游移的历史阶段，狼的意象处于多元多意的状态中。

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相较，似乎“狼”意象的正面形象稍占上风。

随着农耕民族文化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渐显渐强，狼的意象也渐渐由多元多义走向单一并最终归于统一。

其二，唐宋时期是狼意象发生转变的过渡阶段。

此时狼意象的出现往往与异族犯边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与胡人、胡族结合在一起。

具体而言，唐代时期，安史之乱前文学中很少有狼意象，渔阳鼙鼓阵阵擂响后，唐代文学中的狼意象陡然增多。

无独有偶，靖康蒙难前宋代文学中狼意象也很少，而自金、辽犯边后，宋代文学中的狼意象频频出现。

如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刘商《胡笳十八拍》、李光《水调歌头》、胡铨《好事近》、吴潜《满江红》（齐山绣春台）、李曾伯《满江红》（得襄阳捷）等，诗词中的狼意象大多为凶狠、狡诈的形象。

唐宋时期之所以在以游牧民族为主题的异族进犯中原后频频出现狼意象，其主要原因当在于异族的入侵打破了农耕民族的祥和安宁，使得农耕民族的百姓流离失所、家无宁日。

而游牧民族的节节胜利与农耕民族的连连失败两相对照，严重地伤害到农耕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激起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怨恨、排斥与对抗。

而以游牧民族为主题的异族胡人多以狼为图腾，以崇拜仰慕狼为信仰。

故而，唐宋文人在表达内心对游牧民族的愤懑不满之情时自然地与狼相联系。

而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入侵与践踏抢掠之残暴野蛮行径自然也为狼意象涂上了一层血腥的色彩，使得狼意象由最初的英勇神猛逐渐转向贪婪、野蛮与残暴。

其三，经过唐宋时期狼意象与胡人相缠绕的过渡时期，至元明清时期，狼意象逐渐由专指走向泛化。

在狼意象走向定型的过程中，元代是其重要时期。

元代时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国家，其对国家的严格管理及对国人的严格分级，使得汉人难以以胡人指斥统治阶级的严酷统治，而转以蒙古族图腾狼来指代。

故元代文学中以狼指斥统治阶级是一鲜明特点。

如：马致远《黄粱梦》：“怎禁那公人狠劣似狼豺”、施惠《幽归记》：“虎狼似恶公人”、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则见几个巡捕弓兵如虎狼”等。

元代文人以狼比喻统治阶级以发泄心中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封建统治的加强，这种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逐渐泛化下移，出现了以狼贪酷之人的义项：如，郑廷玉【感皇恩】：“你恶如虺蛇，毒如蝮蝎，狠似豺狼”；白朴【伊州遍】：“恨冯魁，趋恩夺爱，狗行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

元代狼意象的下移表明狼意象已经完全由多元多义走向了统一。

明清两代的文学作品中狼意象都成为残忍、贪暴、缺少人性的象征：如何景明《述怀》：“豺狠满道尤行路，戎马他乡有战尘”、郑燮《悍吏》：“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抉人目”、王惟孙《征谷谣》：“怒吏如虎虎拥狼，踞坐上头索酒肉”。

非仅诗词如此，明清小说、戏剧中的狼意象亦如此。

如马中锡《中山狼传》中狼意象即显示了狼之贪婪残忍、恩将仇报的本性，借此以警戒世人。

《聊斋志异》卷六《狼三则》中有对狼因贪婪之本性而送命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