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城市增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源泉是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备受学者和决策者们的关注。
全球城市正处在一种不断变化并展示着各种复杂动态的状态。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规划师们构想出“与来自世欧洲智慧城市◎ [意] 安德里亚·卡拉留 基娅拉·德·波 彼特·尼坎摘 要：如今，一座城市的表现不仅取决于它的先天硬件（即有形资本），还更多地取决于知识流动的顺利与否、水平的高低以及社会的架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决定着城市的竞争力。
在这一背景下，“智慧城市”的概念作为一种战略手段被提出，它将城市生产要素囊括于一个普遍的框架之中，更重要的是，它凸显出过去20年信息通讯技术对提升一座城市的竞争实力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厘清“智慧城市”这个往往难以捉摸的概念。
笔者针对这一构想提出一个浓缩且具可操作性的定义，并就欧盟27国中智慧城市的地理因素罗列出一系列证据。
据笔者了解，本文的数据和图表分析首次深入运用最新版本的城市审计数据集，这些数据集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分析影响智慧城市表现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发现：创意阶层的有无、城市环境的质量以及人们对城市环境的关注度、受教育水平、信息通讯技术（ICT）的通达性及其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应用，都与城市的财富正相关。
这一结果促使欧洲城市形成新的战略，让它们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更良好的城市景观。
关键词：智慧城市 欧盟27国【中图分类号】F290界各地的食品供应商、远程供水商和本地废弃物处理机构打交道的各种复杂系统；城市交通管理系统等等；（……）而所有这些市政投资的质量，决定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The Science Museum, 2004)。
尽管城市群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巨大挑战和劣势，全球的人口却自始至终地集中在城市。
图1显示了居住在城市的欧盟公民人口比例（居住在由联合国指定的按国别标准划分的城市地区的人口数）；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欧盟人口从1950年的略超50%，大幅提升到2010年的75%，并预计在接下来的40年内上升至85%。
除此以外，我们还目睹了城市地区平均规模的大幅扩张。
这一过程是通过城市技术前沿的同步提升，从而使城市能够容纳更多居民来实现的。
与城市群相关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创意、人力资本、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有时候是讨价还价）以及前沿的科技理念解决的——总而言之就是“智慧”的手段。
因此，“智慧城市”应以能够通过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让现代城市繁荣的智慧之举作为它的标签。
不过，当通过“谷歌”搜索“智慧城市的定义”时①，我们发现最靠前的检索结果分别为某通讯服务供应商、一家美国电台、一家图 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欧洲人口比例， 950-2050（预计）资料来源：联合国（2009）位于爱丁堡的旅舍、阿姆斯特丹创新动力的一项活动等等的链接，而关于“智慧城市”的恰当定义却无迹可寻。
本文希望得出一个关于“智慧城市”的明了、精辟的定义。
接着笔者通过定性分析论述该定义的维度与财富度量值之间的相关性，即购买力平价（PPP）中的人均GDP两者之间的关联。
②二、文献回顾智慧城市的定义近年来在决策界是个时髦的词汇。
它的主要焦点表面上集中在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作用上，而其实更多的研究是针对人力资本/教育、社会关系资本、对环境的关注等城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欧盟一直不遗余力地着手构建一项能年份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欧洲人口比例，950-2050（预计）够以“智慧”的方式实现大都会区城市增长的战略。
不仅欧盟，其他国际组织和智库也都认为由信息通讯技术驱动的连线型发展模式是可行的。
例如，智能社区论坛就现已遍布全球的信息通讯技术革命在区域的效果展开研究，经合组织与欧盟统计署联合发布的2005年版《奥斯陆手册》也强调了信息通讯技术部门的创新作用，并提供了用以辨别各种相关指标的工具，从而为研究城市创新的学者们构建出一个坚实的分析框架。
笔者发现，在中域的水平上，人们重新开始关注软交通基础设施在决定经济表现方面所起的作用。
③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存在与否与质量高低并非判定智慧城市或智能城市的唯一标准。
暂且抛开“智慧性”的概念，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自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众多文献的探讨对象（参见Roller and Waver-man, 2001）。
另有定义强调人力资本和教育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如Berry、Glaeser (2005;2006)的研究表明，最高速的城市增长出现在那些拥有高学历劳动力的城市。
特别是在2005年，他们假设创新是由那些在对劳动力技能要求越来越高的行业和产品中创新的企业家驱动的，并由此构建出一个人力资本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模型。
并非所有城市在投资人力资本方面都同样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学历劳动力，或者Florida言下的“创意阶层”，他们会在空间上逐渐形成集群。
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们开始注意到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趋势，即城市有着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
而事实上那些在过去拥有技术劳动力的城市，直到现在对技术劳动力的吸引力仍比竞争对手强。
决策者，尤其是欧洲的决策者，他们是最有可能持续关注空间同质化问题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人力资本的渐进式集群化便成为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也有文献(Fu, 2007)创造性地将智慧的理念与局域知识溢出（LKS）联系在一起。
文章作者认为，城市环境下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来源于同侪的面对面接触。
在此之前，还有包括Rauch(1993)在内的多篇论述局域知识溢出的经典文献。
Breschi、Lissoni(2001)和Capello(2009)的文章中也有关于局域知识溢出概念一些更新并且更有价值的论述。
笔者认为，“智慧城市”的标签是一个静止的、相当模糊的概念。
Hollands （2008）强调了这一点，并列举出他所定义的智慧城市的几个案例。
本文进一步从经济学研究者的角度，通过探索性的经验分析，给已有的关于智慧城市增长的文献添加关键的评述。
以此为目标，笔者将与智慧城市相符的特性作了如下归纳，与之前许多研究的结论有不少共通之处：第一，“利用已经联网的基础设施提升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率，促进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Hollands, 2008: 308)，这其中“基础设施”指商业服务、住房、休闲与生活服务以及各种信息通讯技术（移动电话、固定电话、电脑网络、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服务）。
在这一特性中，作为主流发展模式的有限城市概念以及作为增长源泉的连通性等崭露头角。
第二，“对商业主导型城市发展的基本重视”(Hollands, 2008: 308)。
不少批评智慧城市概念的声音称，这种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的概念认为商业友好型城市的目标是吸引新的商业，是带有误导性的。
虽然我们有必要指出，过分重视经济价值并将其作为城市发展的唯一动力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威胁，不过数据表明，商业主导型城市实际上是属于社会经济表现令人满意的一类。
第三，密切关注将所有城市居民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的目标之实现（如：南安普顿的智能卡）。
这促使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们关注城市增长的公平性这一关键问题。
换言之，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城市结构的技术融合？第四，强调高科技和创意产业在城市长期增长中的重要角色。
这个要素与“软基础设施（“知识网络、志愿组织、零犯罪环境、夜生活经济”）”一道，是Richard Florida研究的核心所在。
这其中的基本理念是，“创意工作的职位正在增加，企业正朝着吸引“创意人员”的方向发展(Hollands, 2008: 309)。
如今雇主们都倾向于聘请满怀创作灵感的员工。
Florida 的书给城市上了一课，他认为，那些想要创造一番成就的城市，必须以吸引创意人才为宗旨，因为他们才是未来的浪潮”(Glaeser, 2005: 593)。
Nijkamp (2008)也批判性地总结了城市创意文化，他认为创意资本共同决定、孕育并强化着技能移民的流向。
虽然创意与技能劳动力的存在与否并不能确保城市表现的好坏，不过在知识密集型、日趋全球化的经济中，这些因素愈发决定着这些城市的成败。
第五，深入关注社会资本与关系资本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一座智慧城市，它的社区懂得如何学习、适应与创新(Coe et al., 2001)。
人们只有懂得使用技术，才能从中受益——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论述吸收能力的文献。
这个概念也被应用于不同层次空间集聚的各种经济关系中。
Cohen 和Levinthal (1990)提供了最基本的参考；Caragliu和Nijkamp (2011)则测试了引起空间知识溢出效应的区域吸收能力的作用。
当社会和区域问题得不到恰当的重视时，可能会产生社会极化效应。
这最后一个问题也与经济、空间和文化的极化效应相联系。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研究事实上持相反的观点。
例如，Poel-hekke(2006)的研究表明，尽管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可能在中域水平（如区域中）带来极化效应，但它其实是有助于城市增长的。
不过为了打造智慧城市，某些政策可能造成各阶层之间有失公平情况，这样争论还在继续。
第六，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作为智慧城市的主要战略构成。
当今世界资源短缺，越来越多城市以旅游业和自然资源作为发展和财富的根基，其开发必须保证安全可持续地使用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遗产。
这最后一点与第三点有关，因为明智地平衡提振增长的举措与保护处于弱势的纽带这两方面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奠基石。
无论从研究还是政策的角度，第五点和第六点对我们而言都是最具意义和最值得展望的；因此我们相信，它们代表着城市经济学家未来研究的对象。
在下一章节中，我们提供定量和分析性证据证明创意阶层和人力资本在可持续城市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认为正是这两种维度的结合决定了智慧城市的概念。
而关系资本这方面则未在本文中评估，不过那将会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主题。
除了之前提到的批评观点外，学者们还对智慧城市或智能城市的概念提出进一步的批评和质疑。
针对政策领域肤浅地使用这一概念所引发的争论，Hollands(2008)作了全面的论述。
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着眼于智慧城市的概念，会导致对智慧城市所需的新技术和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潜在负面效应低估（关于这个问题，见Graham and Marvin, 1996）。
· 这一带有倾向性的战略着眼点可能导致忽略城市发展的可选途径。
· 在所有可能的发展模式中，决策者最好考虑那些不单单依赖于商业主导型模型的模式。
一个全球化的商业模型是以资本流动为基础的，如果按照商业主导型模型操作，可能导致长期策略的失误，原因是“‘空间固定’亦即意味着流动性资本往往能够‘自主签订合同’进城就业，人们只有在更优厚的工作机会出现时才会选择离开。
这对工业城市、制造业城市和智慧城市而言都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