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策动了百万国民党军起义（包括和平改编），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甚至有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解放战争的第三条路线。

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共不仅在军事战场上采取了适宜的战略战术，而且宣传工作也体现了极高的艺术特色和时代魅力。

主要表现在：宣传主体方面，依托健全的宣传组织机构，以严肃科学态度开展宣传工作；宣传内容方面，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宣传策略及方针，体现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宣传渠道和载体方面，以报刊、广播为主体，其他宣传形式为补充，辐射扩大自身影响；此外，宣传对象方面，通过树立榜样，以点带面，发挥示范效应。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是举国同庆的光辉节日，永远彪炳史册。

而“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工作，也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的重要一页。

早在“开国大典”一个多月之前，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各有关部门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胡若木、高而公和我分工编写实况广播稿，一次又一次地到郊外去采访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演习，并且到参加游行和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去了解情况。

当时的技术装备相当简陋。

要使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城楼上主席台的声音，并且传播到全国，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机是不能适应需要的。

1940年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时期负责技术工作的傅英豪设计、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机，把9只喇叭装置在一块板子上，形成强大的音量，我们把它叫做“九头鸟”，在广场上架设了好几个，把问题解决了。

技术上还有一个大难题，朱德总司令阅兵时候，要乘检阅车从广场中央驶向东长安街，然后再返回广场。

在广场以内的音响问题已经解决，可是，检阅车一开出广场，那边的音响就无
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

工程师黄云想出一个办法，在检阅车的挡风玻璃板上安装一只话筒，在车的尾部安装一上小喇叭，同时在记者和技术员的采访车上安装机器，采访车还要尾随其后，事关重大，要报请阅兵指挥部批准。

我们向指挥部说明了情况，他们很理解让全国人民听到阅兵情况的重要，就批准了这个方案。

在西郊飞机场演习时，，我和黄云乘坐采访车，紧跟着检阅车，朱总司令向受阅部队高呼：“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齐声回答：“为人民服务！”这些呼应的声音都录了下来。

由于车速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我们录音的长短同样经过了精确计算，准备到10月1日按照程序播放。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切准备就绪。

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俯瞰广场，受阅部队全体肃立，广场的南部站满了各界群众，都在静静地等待着那个庄严的时刻。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走上城楼。

主持庆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早已提前来到城楼上，以他一贯的严谨、负责的作风；仔细检查了各项工作，特地过问了实况广播的准备情况。

3点钟，庆典准时开始。

毛泽东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整个广场，欢声雷动，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到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并且远达海外。

千千万万的人都聚集在收音机和高音喇叭周围，聆听着首都的声音，热烈庆祝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承担了重任的那个老式话筒，成为一件文物，后来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丁一岚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朗读实况广播稿，把眼前的动人情景报告给海内外的亿万听众。

胡若木和我由于事前进行了采访，撰写了广播稿，具体了解庆典的程序，用手指或者点头示意，告诉他们应该播出哪一段。

我们四个人配合默契，工作很顺利。

阅兵工结束后，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华灯齐放，光彩夺目。

等候在东长安街和东单一线的群众游行队伍，挥舞着各色鲜花和彩旗，浩浩荡荡，欢呼着通过天安门广场。

正阳门外一阵轰响，五颜六色的礼花飞向夜空。

直到晚上9点20分，庆典快要结束了，毛泽东大声向广场上的群众说：“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

”按照原定的程序，我们在9点25分宣布了实况广播结束，整个广播持续了6个半小时。

我们本以为胜利完成了任务，可是，却出现了事前无法预料情况。

聚集在广场南部的群众，高举着鲜花和彩旗，像潮水一般涌到了金水桥边，向天安门城楼上欢呼、雀跃，场景非常热烈。

我们看到，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似乎不忍马上离去，缓步走向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又转身向西走来，从我们面前经过，到了城楼的西端，向这边的群众招手致意，才一同走下城楼。

目睹眼前这种生动的场面，我们四个人都束手无策，而且已经广播了结束语，只好留下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