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其中最负盛名、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清代建立的七大藏书楼：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东南，东华门西北，文华殿之后，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藏书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文源阁位于北京圆明园内，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咸丰十年（186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纵火焚毁。

文津阁位于避暑山庄（今河北省承德市）平原区西北部山脚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藏书于1915年运至北京，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

文溯阁位于辽宁沈阳故宫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兴建，是七阁中藏书最完整而散失较少的一阁，现属辽宁省图书馆。

文汇阁位于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市）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咸丰四年（1854年）毁于大火。

文宗阁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金山寺，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大火。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面，是江浙三阁中仅有的一阁，初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倒毁，部分藏书散失。

光绪六年（1880年）重建，现属浙江省图书馆。

古代藏书楼不仅收集、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整理传播了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功不可没,泽及后人。

藏书楼本身和它的历史,体现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

虽然藏书楼的地位和作用已被近代以来的图书馆所代替,留存至今的藏书楼也屈指可数,但作为中华古代文明载体的鲜明证明,是每一个热爱祖国文化、热爱知识、热爱书籍的人所应当了解的。

文献是伴随着文化的创造而产生的。

中国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甲骨文的收藏,春秋时期,又出现了收藏典籍的盟府或故府,并有专门的管理官员,文献储存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文化措施。

到西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并对藏书进行校勘、分类、编目,正式确立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官府藏书制度。

此后,官府藏书制度越来越完善,不仅建立了众多的藏书楼,而且还有日益齐备和专业化的管理机构,文献的积累量也越来越丰富。

唐代仅集贤院一处藏书,在玄宗时即达8. 9 万卷。

明代文渊阁藏书最盛时曾达到近百万卷,多是宋元刻本和抄本。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57种,79070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部分著录图书6793 种, 93556 卷。

为了收藏《四库全书》,清廷修建宫庭四阁和江南三阁,并建立了较完善的藏书组织、借阅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

我国私人藏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唐代以后, 私藏风甚,藏书家遍及全国,到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江、浙、闽三个藏书中心地域。

私人藏书不仅是读书人和学者利用之资,也是政府藏书的重要补充来源。

它不仅满足了藏书家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人的需要。

西晋时期,寺观藏书出现了。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重要寺观都有自己的藏书,藏书受到较好的保存,其保存藏书的方法。

建立佛藏、道藏也因其卓有成效而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

寺观不仅收藏佛道典籍,也收藏众多的儒学和其他诸子、文集、方志等类书籍。

唐代以后,出现了书院,书院藏书学术品位较高,内容也没有多少限制,而儒学藏书则受官方控制较严。

两者不仅满足了师生的阅读和查考需要,也供当地读书人使用。

这是古代最为开放的藏书类型。

文献的保存不仅延绵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人类文明正是通过对前人文献的保存继承发展的。

典籍的不断积累给一代又一代人提供着继承、借鉴、创新之资。

哲学思想、学术巨匠,无不与藏书有关。

实际上,私人藏书的兴起和发展,就是因为当时无公共图书馆可资利用,士子们为了修身明道,研究学问,不得不先致力于图书的收集,所以私家藏书一开始就是自觉的: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经世致用。

学者们利用藏书,博古通今,教育学生,著书立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