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世界2012·1月下旬古代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涵极其丰富。

但随着现代图书馆的兴起，古代藏书文化的价值仿佛要淡出人们的视野，因此很有必要深入挖掘其精髓，弘扬古代藏书文化精神。

一、古代藏书文化精神层面的界定文化的精神层面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是文化的核心。

精神文化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

中国古代藏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藏书文化的精神层面内涵包括了藏书家的兴趣爱好、人格秉性、理想追求等，也反映了社会风尚和世态人情，以及文化教育、图书出版和科举社会等领域的价值导向等。

藏书文化的精神层面直接传承了中华文化基因，具有无限的生成性，是物质、制度、行为等文化层面的推动力。

古代藏书具有私家、官府、寺庙和寺院等多种形式，藏书文化精神层面广泛涉及社会生活。

二、从藏书楼名、楹联、藏书印等看藏书文化的精神层面我国藏书文化始于《河图》《洛书》。

《易·系辞》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孔子曾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自古以来，“书香门第”是对藏书、读书家庭的美称。

“书香”本是可驱蠹的植物，叫“芸草”、“芸香”。

唐人常兖诗云：“墨润水文茧，香销蠹字鱼。

”宋人梅尧臣诗曰：“请君架上添芸草，莫遣中间有蠹鱼。

”古代，“芸帙”、“芸编”指书卷，“芸香吏”指校书郎，“芸窗”、“芸阁”为书斋等。

由此可看出中华民族爱书、读书的文化风尚。

1.藏书楼命名。

为藏书楼命名常常煞费苦心，以微言大义传主人性情旨趣、书藏特色，及怀宗追远等诉求。

天一阁范钦取《易经注》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以水灭火之意，此阁四面临水。

陆游藏书楼命名“书巢”，主人“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

清代“共读楼”主人国英认为藏书“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故对外开放并编成“共读楼书目”行世。

清翁方纲因藏有苏轼手迹《嵩阳帖》、宋残本《施注苏诗》，其藏书楼“苏斋”更名“宝苏斋”。

清人瞿绍基因其收藏古代铁琴铜剑而命其藏书楼为“铁琴铜剑楼”。

湖州南浔嘉业堂由于溥仪曾赐给刘家“钦若嘉业”九龙匾额一块，故以“嘉业”名楼以示荣耀。

2.藏书楼楹联。

楹联为藏书楼更添书墨之香，充满文人雅士的情思，寄托了读书人的文化理想。

天一阁有清代全祖望所题联：“西瞻祁氏，应帐澹生，沦落早逃高门；南望密岩，为金石质，储藏总归杰阁。

”明代祁承璞藏书楼名“澹生堂”，他死后藏书为子孙所卖。

此联颇有对藏书根源追溯之意。

汲古阁有联云：“行野渔樵皆谢帐，入门童仆尽抄书”。

褒扬汲古阁板印书籍，惠泽四方的恩德。

知不足斋斋主鲍廷博自撰对联：“与其私千万卷在己，或不守之子孙；孰若公一二册于人，能永传诸奕祀。

”鲍氏充分认识到私家藏书泽披后人的社会价值。

3.藏书印。

藏书印也叫藏书章，功用是表明图书所有权，也体现了主人情趣、个性、追求等。

据统计从宋代到清末，一千多位有名藏书家使用了藏书印。

藏书印通常刻有姓名、字号、籍贯、楼名、官职、鉴别、校读、训诫、言志等内容。

明代黄宗羲藏书印刻：“忠端是始，犁洲是续，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

”他自加劝勉也训诫子孙。

明代澹生堂祁承煌藏书印为诗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书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

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

诉其怡然自得之情，启发子孙仿效。

清代吴骞钤印云：“寒无衣，饥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

此昔人治厥之名言，是拜经楼藏书之雅则”。

主人发扬蹈厉的藏书、读书、治学精神很值得钦敬。

“扬州八怪”郑板桥常用钤印有“七品官耳”、“二十年前旧板桥”、“动而得谤，名亦随之”等，人生况味十足。

清代书法家邓石如“胸有方心，身无媚骨”藏书印，气宇轩昂，堪为座右铭。

清代海源阁的“清白吏子孙”印，彰显书香门第的清正高雅。

有的倾诉求书、藏书之难，如明代钱谷藏书印诗曰：“百计寻书志亦迁，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真其愚”。

三、古代藏书文化精神的内涵1.藏书目的：爱惜图书，传承文化。

中华文化仁人爱物、珍惜字纸的理念在藏书中得到体现。

藏书文化核心就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爱惜图书是读书人的美德，藏书家对书籍极度珍爱甚至崇拜。

《颜氏家训》言“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宋代司马光“所读之书终身如新”。

藏书家将拾残补阙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千方百计搜访集全，保管修补，这对珍稀版本的流传至关重要。

如后人难能可贵地在《永乐大典》中辑出数百种失传书籍。

为防图书散佚，许多藏书楼都制定了严明的制度。

如天一阁历时440多年，与范钦生前所定严规有关。

天一阁藏书归家族共有，“代不分书，书不出阁”。

看书必须各房子孙云集，方能开锁入阁。

至今保存的禁牌写着“烟酒切忌登楼”，“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等。

海源阁鼎盛时“孤本珍籍，精钞名校，悉集于聊城”。

清康乾间吴县黄荛圃广收藏书，晚年其书归于汪阆源艺芸书舍。

道光间杨以增江南河督任上，占天时地利尽得汪氏之书。

古书或聚或散，生生不息，令人感慨。

2.历史使命：承圣续绝，人文化成。

藏书传承的是民族文化，文化传播离不开“人文”。

《易传》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保护古籍就是传播人文，化成天下。

清乾隆时周永年创“儒藏”之说，集资创办公共藏书处，使穷乡僻壤寒门士子有书可读。

《四库全书》是古代藏书的汇总，大有“儒藏”之实。

乾隆下令编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就如张载所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历代有识之士和藏书家的努力，使国学得到传承和发展，至今依然傲视西方。

3.精神追求：捍卫人格，薪火相传。

司马迁曾感叹：“诗书所以复见古代藏书文化内涵包括爱惜图书、传承文化的藏书目的，承圣续绝、人文化成的历史使命，捍卫人格、薪火相传的精神追求，发展教育、沾溉学术的社会责任等；但也存在封闭保守、重藏轻用等缺陷。

古代藏书精神文化内涵缺陷古代藏书文化的精神层面及其内涵探究□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张申平重庆科技学院图书馆李荣菊摘要关键词SHIXUEZHENGMING35兰台世界2012·1月下旬………………………………………………………………………………………………………………………………………………………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惜哉，惜哉！”（《史记·六国年表序》）在诸如秦始皇“焚书坑儒”这种黑暗专制时期，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书籍，对抗统治者的焚书、禁书。

优秀典籍渗透着圣哲的心血。

宋代尤袤认为“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遂初堂书目序》）仁人志士多刊刻古籍传递文化薪火。

清人张海鹏认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

清代黄俞邰、周雪客挑选家藏珍本96种编成书目，征人刊刻，形成《征刻唐宋秘本书目》。

许多人将藏书无偿捐给公用藏书楼或政府，显示出高尚品格和爱国情怀。

4.社会责任：发展教育，沾溉学术。

藏书可推动教育和文化发展，历代藏书鼎盛时期，教育和学术也繁荣。

宋代书院藏书有助于宋明理学发展，理学家多在书院读书讲学。

传统文化“有强化古代藏书楼学术、教育、典藏功能的一面。

古代藏书楼之所以享有显著地位并不断衍化发展，一则是统治者把它视为推行文治的工具，另则是它在当时已成为独特的科学、教育、文献收藏整理的综合体，这是当时任何机构都不能替代的”[1]78。

清末绍兴古越藏书楼向公众开放，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利用率。

天一阁也打破陈规向优秀学问家开放，黄宗羲成为第一位登上天一阁的外姓人。

他为天一阁编目并撰写《天一阁藏书记》，从此天一阁更蜚声于学术界。

经学研究须借助古籍收藏而实现，很多藏书家如范钦、毛晋、黄宗羲、全谢山、鲍廷博、黄丕烈、丁丙等都是学问家，他们在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的成就令后人敬仰。

四、古代藏书文化精神的局限性古代藏书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独特的人文景观，其意义巨大。

作为历代统治者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访书抑或是编书，都蕴含着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即通过讲求和推行文治，倡导稽古右文，来统一思想，维系人心，巩固统治。

”“正是这一文化传统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我们民族和国家标志性的文化符号，而丰富浩瀚的文献典籍所承载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早已植根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成为我们民族和国家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2]94但同时，也应看到古代藏书文化的局限性。

相当长时期中，藏书楼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

各类藏书基本上只供帝王消遣和士大夫著书立说，一般的书生和百姓很难看到丰富而优良的藏书，这就影响了图书的利用效率。

古代藏书主要以经学为主，记录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很少，这影响了古代科技的传播和发展。

保持儒家思想的正统性是历代藏书的一个特点，儒家思想是古籍的灵魂。

如《四库全书总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儒家立场渗透于字里行间。

这就制约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发展，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妨碍了文化的多元发展。

对于古代藏书家，向来也有否定之词。

如指责有些人把图书据为私有财产，“重藏轻用”，待价而沽，不愿外借。

当然，辩证地看，正是这种“吝借”才使得一些重要典籍比较完美地保存、流播。

古代藏书史就是中华文化发展史。

古代藏书文化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人文基因，这为当代图书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1]王惠君,荀昌荣.图书馆文化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2]黄爱平.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与图书编纂[J ].理论学刊,2006（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中国古代藏书生态学研究”（10XJA870004）成果。

作为史前时代的治水英雄———大禹，后世对其治水功绩、德政、出身等方面的记载颇多神话色彩。

如，西周青铜器《燹公盨》铭文，开头便是“天令禹敷土，堕山濬川，乃差地设征”；屈原《天问》中的疑问“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孔子则说“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

近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曾提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凡此种种，不外乎是史料的缺乏而“茫昧无稽”，以至孔子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徵之矣。

”因为史料的不足，导致中国早期历史长期未能走出神话状态。

以大禹为例，历代史学者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其出生地、治水地望、治水方法等方面，而对于鲧禹之间的关系，怀疑者不多。

笔者通过对史料的研究，认为鲧和禹并非父子关系，大禹很可能是出生于平民之家。

笔者认为，对古代人物的怀疑和论证，并非对先人的不敬，反而有助于厘清历史真相，尽早将中国早期历史从传说导入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