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黄由俭案案情：2008 年 5 月 5 日, 为查明原自来水公司改制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湖南汝城县人民政府公开相关信息而遭拒的黄由俭等5 人, 向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责令汝城县人民政府向原告公开相关信息. 2002年11月25日, 汝城县建设局撤销了县自来水公司,并代表县自来水公司与郴州市联合工贸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合资合同, 成立了一家新的公私合营供水企业. 而七年前从县自来水公司退休的黄由俭等人对自来水公司改制过程产生极大质疑,认为存在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为此, 黄由俭连续 5 年, 向各政府机关反映, 2007 年 6 月下旬,汝城县人民政府对原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进行调查, 事后, 调查组出具了调查报告, 黄由俭等人多次到县政府要求查阅调查报告,但县政府都予以拒绝.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5 月4 日,黄由俭等 5 人向县政府郑重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县政府公布有关的调查报告,县政府以调查报告是仅供领导参考的资料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见于是, 黄由俭等5 名原告以此为由，将拒绝该申请的汝城县政府为被告向郴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黄由俭等人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1 条规定,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 " 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情况" ,应该由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布. 但是县政府认为, 在整个条例中, 只规定乡镇企业承包, 租赁, 拍卖的情况需要公布, 并没有涉及国企改制.而且, 调查是由汝城县政府经研室——县政府办公室的内设部门所做,其原本为领导决策参考所用, 并不能代表政府立场, 县政府拒绝申请并没有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问题：请运用所学知识，从行政诉讼法学的角度，对该案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

（1）从受案范围的角度看：《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从正反两面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行了界定，关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没有在第十一条第一款进行列举，也没有在第十二条中予以排除适用，但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可以认定本案当事人诉汝城县政府拒绝公开申请符合行政诉讼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

（2）从当事人的角度看：《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护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则信息公开的申请人因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时，就能够以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故而本案中原告适格。

同时，根据政府信息“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原则，本案中的“调查报告”由县政府内设部门制作，应由县政府公开，县政府拒绝公开，其被告主体适格。

（3）从举证责任的角度看：《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这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故被告需对此进行举证。

县政府仅以“国企改制未在条例中予以明确规定”“信息是内设部门用于领导决策参考所做”等理由，并不能成为其拒绝公开信息的合法依据。

案例二：夫妻“诊所”观看黄碟案【案情简介】2002年8月18日23时左右，延安市百花路派出所接到电话举报，称其辖区内有人正在播放黄色录像。

接到举报后，民警来到张某诊所门外。

但大门紧锁，干警无法核实是否有人播放黄色录像。

为进一步调查，民警从诊所侧面的窗户缝里看到屋内的确正在播放淫秽录像。

于是，民警以看病为借口进入该诊所并来到放录像的房间，后在民警和张某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

于是民警采取强制措施，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由将张某带回派出所。

作为播放淫秽录像的证据，警方将从现场搜到的3张淫秽光碟连同电视机、影碟机一起带回派出所。

考虑到事过境迁，对于案件的许多细节难以具体核实，故将当事人双方的描述分列于后，供大家参考使用：派出所民警所述经过：万花派出所所长贺宏亮讲述的经过：2002年18日晚11时许，该派出所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其辖区内一居民家中正在播放黄色录像，所里马上派出了4名民警前去调查。

贺宏亮称，由于所辖地区学校众多，以前校外曾有不少“影视厅”，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这些小放映厅为更好隐蔽，转入家庭式放映。

因此，干警这根弦绷得很紧，只要一接到说哪儿有放影碟的举报，就会立刻出警。

干警接到举报后，马上来到了张某诊所门外。

大门锁着，为了核实情况，干警绕到诊所侧面，从窗户缝里看到房间内的电视机中的确正在播放着淫秽录像。

于是，几名民警以看病为借口进入该居民家中并径直来到放着录像的房间。

进门后发现房间内有张某夫妻二人，而此时电视机已经关闭。

几名民警随即表明身份并要求其二人拿出“黄碟”，但该夫妻拒绝警方的要求，拿起床上的碟片砸向民警。

警长尚继斌正欲弯腰取出碟机中的碟片，张某突然操起身旁一根长约1米的木棍朝尚继斌头部抡去，尚继斌躲闪不及，只得用手去挡，木棍一下子砸在了手上。

张某的妻子李某也上前撕扯民警，一民警的衣服被撕烂，一民警的手被抓破，而尚继斌的左手也立刻肿了起来。

看到场面难以控制，民警将张某摁倒在床上，然后扭住其胳膊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将其带回了派出所。

作为播放淫秽录像的证据，警方将从现场搜到的3张淫秽光碟连同电视机、影碟机一起带回派出所。

当事人张某夫妇所述经过：2002年8月18日下午两点多，邻居开理发店的马某来到小诊所，借给张某夫妇三张光碟。

晚上10点多，张某拿出影碟来放，碟的内容是一个外国女人在沐浴，画面上没有男人。

夫妇二人看到一半就关了电视和影碟机睡了，此时大概是10点40分。

11点左右，有人敲门说要看病，张某的父亲在前屋睡觉，听见敲门，就起身开门，刚把门上面的插销拉开，门下面的暗锁还没来得及拉，就有四个人撞进来，把他推倒在靠墙的滑椅上，然后直奔张某夫妇的卧室。

这四个人当时都没有穿警服，也没有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5]。

（另一说为“虽然来人穿着警服，但却没有佩带警号和警帽，所以他并不知道来人是派出所的民警”）。

当时屋里还亮着暗灯，一个矮胖男人说：…有人举报你们看黄碟，快起来！‟当时夫妇二人都没有穿衣服，他上来就揭开被子，同时另外两个人去取碟，要抱走电视机和影碟机。

张某拉过一条裤子穿了一半就赤脚下床阻止，一个高个胖子就把他反剪着手抓住头发按在床上。

”高个胖子和矮个胖子对张某一阵乱打，张某挣扎中好不容易挣脱了一只手，抄起窗户旁一根约1米长的棍子抡了起来，打伤了民警尚继斌的左手。

李某（张某之妻）见几个人打自己的丈夫，就胡乱套上衣服上去拉架。

这时不知他们四人中的哪个人叫来了万花派出所所长贺宏亮。

李某说，她是事后才知道他就是所长的。

“贺宏亮进来就抓住张某的头发，用拳头打他的脸和脖子，打完后问那四个人：…带手铐了吗？‟四个人说：…没有。

‟他又问：…带绳子没有？‟四个人也说没有。

贺宏亮说：…带走！‟高个胖子和矮个胖子就架着张某出了卧室。

” 据李某所述：“进来的4个人都穿着便装，其中一个穿着T恤，根本没有人出示证件讲明身份。

”在这期间，张某的父亲一直被来人挡在卧室外面，见自己的儿子被带走就上去阻止，也被一起带走。

据李某所述：“那些人胡乱给我丈夫穿上一条裤子之后，就把他手反扣着带走了。

从我家到派出所约有200米远，他连双鞋都没有穿！”当晚，张某的父亲被放了回来。

张某父亲说：“他们把我和儿子带到万花派出所，带走时一路打（张某），到了…里面‟还打。

贺宏亮把书本垫在张某胸口，用拳头打他。

”见丈夫和公公被带走，李某赶忙打电话叫来亲戚赶到派出所，看到张某坐在椅子上弯着腰，已经被打得吐了一地。

贺宏亮告诉李某说，他们犯了传播淫秽物品罪和妨碍公务罪。

当李某的三哥质问为什么把人打成这样时，贺宏亮说：“我把人打死了，一切后果由我自负。

”他还对后来赶来采访的媒体记者说：“谁让你来的？没经我同意就来？”据张某事后称“他们要我承认喝酒了，用棍子打了民警。

还说这样才会没事，否则就要劳教、判刑。

”当晚张某在滞留室里呆了一夜。

2002年8月22日，宝塔公安分局决定对张某打伤民警的行为以妨碍公务罪立案，并由分局治安大队调查。

2002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宝塔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的两名警察以“调查案子”为由突然将张某从小诊所带走，随后以“涉嫌妨碍公务”将其刑事拘留，此时，距8月份的“黄碟事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下午，两名警察来到张某家中，向张某的妻子李某出示了一张《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对被拘留人家属或单位通知书》，上面表明张某因涉嫌“妨害公务”被刑事拘留，已经被羁押在宝塔区看守所。

来人让李某签字画押，李某认为公安局以“涉嫌妨害公务”拘留自己的丈夫不公平，拒绝在给家属的通知书上签字。

随后，李某打丈夫的手机，丈夫说自己被拘留了。

随后，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据张某的妻子李某所述，事发两个月以来，治安大队并未就当晚张某与民警发生争执的事情找他们夫妇做过调查，这一点在治安大队处也得到了证实。

也就是说，警方依据发生争执的双方中的派出所一方提供的有关“认定”，在两个月后突然对另一方当事人实施了刑事拘留2002年10月22日上午，李某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公安宝塔分局治安大队，在那里她得知丈夫的确被刑事拘留了，并且已经被送到“山上”去了。

他们又来到宝塔分局，从一位姓魏的副局长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李某认为，魏局长始终没有告诉她丈夫为什么被刑拘。

事发当日，他们看到陌生人闯进屋子，伸手就要拿碟机，他们理所当然要反抗。

因为来人穿着便装，她和丈夫并不知道来人的意图和身份，所以发生冲突，这怎么能说是“妨害公务”呢？2002年10月23日，负责此案的公安宝塔分局治安大队承认，此次刑事拘留张某、认定其“妨害公务”的依据主要是来源于万花山派出所的认定。

2002年10月28日，宝塔公安分局向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提交材料，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张某。

2002年11月4日16时30分，延安市宝塔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二次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决定不批准逮捕涉嫌妨碍公务罪的“黄碟事件”当事人张某，并送达公安机关 [6]。

检察院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认为，宝塔公安分局提供给检察院的报捕材料，当中的部分证据还不能确认，部分办案环节还有疏漏，因而材料反映的内容不能作为批准逮捕张某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