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察举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演变研究摘要：汉代的察举制度,是汉代人才选拔的主要方法,是汉代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和汉代社会很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对西汉的察举制度的流变进行论述，对察举制度的发生、发展、完善、革新、衰落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汉代察举制产生于汉高祖刘邦二年,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度的完善和革新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关键词：西汉；察举制度；发展演变一、西汉察举制度的产生察举，即考察后给予推荐。

秦行法家政治，“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1]对士阶层采取粗暴的镇压政策，士人被与专制政治相分离，这是加速秦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王朝以秦为鉴，意识到要妥善处理专制政治与士人之间的关系，对此其具体措施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儒术与在政治体制上促使士阶层的工具化。

而其在实施这些措施的重要途径就是察举选官制度。

据文献记载，汉代察举制度产生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汉高祖刘邦时期，但是具体时间至今仍没有定论。

《通典·选举制》曰，“汉高祖初，未逞立制。

至十一年，乃下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荣之。

以布告天下。

其有称明法者，御史、中执法、郡守必身劝勉，遣诣垂相府，署其行、义及年。

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

又制诸侯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也”。

[2]《汉书.高帝纪》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即早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高帝首次下诏求贤，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

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

贤人既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其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联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有贤者，郡守身自往劝勉，令至京师，驾车遣之)。

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行状年纪也)。

有而弗言，觉，免。

年老瘾病勿遣。

”[3]这是汉代第一次下令实行荐举，正式拉开了察举制度的序幕。

基于上述文献记载，后人大多把汉代察举制度的源头追溯到汉高祖十一年的《求贤诏》。

西汉高祖刘邦始创察举制度不久，汉代察举制度中定期制的选举科，孝廉科便很快出现了。

在察举的科目中，孝廉即能尽孝悌、正直廉洁，是孝子廉吏的简称，也是汉代官吏出身的正途，各个郡国每年都必须依照规定的数目向朝廷推荐，西汉政府几乎年年察举此科，为汉代统治者选拔了大批人才。

二、西汉察举制度的发展、完善西汉察举制的发展和完善时期是文帝、景帝和武帝时期，其发展和完善具体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是贤良方正科的频繁察举；二是察举制度操作体制完善的重要标志，策问的出现；三是察举制度常科——孝廉科选举人数、推举方式的确定。

文帝时始设立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科目。

汉文帝多次下诏举贤良方正，汉文帝二年诏曰：“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执政犹吾股胧也……乃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正朕之不逮。

”[4]察举权限于“二、三执政”。

汉文帝十五年九月又诏曰，“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

察举制进一步发展,察举权从执政扩大到郡守一级。

此时察举科目不仅有贤良、方正,而且两汉察举的主要科目“孝廉”也已雏型初具。

出现孝者与廉吏并列现象。

文帝十二年诏：“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

联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

”“孝”与“廉”作为人才选拨标准,已确定下来。

但此时的察举制度还没有制度化，尚缺乏稳定性。

汉武帝时，察举进一步制度化，察举的标准和对象有了明确的规定。

“策问”这一方式就成为后来选举贤良方正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形成于汉武帝时期，这是察举制形成和完善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策问”制度成为定制，也就有了汉武帝时期的第一次察举事件。

汉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次罢免贤良的原因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

”[5]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策问制度对汉代察举人才的质量是一个很好的保证。

汉武帝时期亦多次要求举贤良和孝廉，如汉武帝元光五年诏贤良：“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时公孙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

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

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苗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己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

’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弘奏对。

时对者百徐人，太常奏弘第居下。

”[6]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稗。

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蔽，河、洛出图书。

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

骑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联亲览焉。

”[7]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就被选拔出来了。

汉代的察举制度虽有考试—策问，但是汉代的察举人才是以推荐为主要手段，考试为辅助手段的，推荐和考试是相辅而行的。

推荐以后还是要经过考试复核的，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然后授予一定的官职。

无论是特科举贤良方正，还是常科岁举孝廉、茂才，都要经过中央重新考试。

但是汉代察举制下的考试，在西汉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考试只是区分人才能力的高下，作为授官大小的参考，这与后世以考试为主、以推荐为辅的科举制截然不同。

到了东汉时期，为纠正察举人才出现的弊端，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

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

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

而这一特点则始于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时期察举史上有道很重要的诏书——《议不举孝廉有罪诏》。

这次诏书以后汉代定期的选举科目—孝廉科，最终定型下来。

汉武帝元朔元年冬十一月，大意为，如果在一年之内，一个郡的长官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没有选出来，就是这个长官没有尽到职责，那就要被罚工资或者免职，甚至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不举者罪)。

“举孝廉”被作为衡量地方长官的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用来作为考核官员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定制：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两孝子、廉吏给中央。

汉武帝时代，全面推行孝廉科的察举制度，中央规定察举的期限、人数、对象。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要求诸列侯、郡守、二千石的官员推选他们所管理的老百姓和官吏中有贤才的，每年向中央进贡两人，还要求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

开始有郡国对举荐人才不积极，汉武帝很生气，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下《议不举孝廉有罪诏》，此后岁举孝廉的制度才得以真正实行，此后直到东汉时期，察举制度便作为一项稳定性制度长期推行。

这个时期汉代察举制度真正的形成和完善下来。

在武帝的主持下,察举制得以推行开来。

从武帝到西汉末,是汉代察举制的蓬勃发展期。

察举制取代军功、任子制,成为选人、用人的主要途径。

三、西汉察举的标准西汉察举的标准经历了由多重标准向单一的儒学标准的转变。

西汉初期儒学尚未被奉为正统政治法律思想，西汉察举制开始时并非单一的儒家标准，因此所察举者并非皆儒士，文帝好刑名之言，所举贤良方正中不乏法家贤人。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诏曰：“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由此，贤良方正才真正成为以儒学为标准的选举科目。

具体而言，汉代察举标准为“四科”：明经、明法、德行、政略。

前二者就知识性质而立科，后二者则是就行为取向而立科。

四、察举对象马端临曾言：“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要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子弟也。

”[8]可见察举的对象可从三个层次来分析，首先是“贤良方正茂才直言多举现任官”，原始身份为士或者吏（多为法吏），使其均成为儒士，政治从纯粹法家政治走向“霸王道杂之”；其次是孝廉察举，其对象也面向士、吏两个阶层，但孝廉选举的对象是士和下层属吏，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之则。

第三方面是博士及博士弟子是名副其实地面向儒士。

博士的主要职责是内教授太学生、议职礼、奉使循行，“于外则为郡国守相，或为诸侯王太傅，或为部刺史、州牧，或为县令。

”[9]它本身并非举士科目，只是通经的途径。

并且并非单纯的儒士，而是要文法吏事通明。

这也是儒法合流的体现。

五、察举科目（一）孝者西汉时期的孝者已脱离地方属吏的地位。

如《汉书·薛宣传》曰:“频阳县，其令平陵薛恭,术县孝者。

”孝者成为察举的主要科目。

（二）廉吏廉吏与孝者的资格不同,孝者出身于平民,廉吏的应举资格是现任吏。

《汉一括.尹赏传》：“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

”又《汉书.平当传》:“以大鸿护文学察廉为顺阳长。

”廉吏的标准是“清洁有廉隅者”。

作为选官制的察举制,与下层官吏的政绩考核是紧密相联的。

此时,孝与廉是两个不同的科目,但也出现了孝廉合称的现象。

《汉书.师丹传》：“治诗,事匡衡,举孝廉为郎。

”《汉书.京房传》：“治易,以孝廉为郎。

”《汉书.孟喜传》：“受易,一举孝廉为郎。

”西汉晚期,孝与廉已合并成为察举的主要科目。

孝廉出身者,既有民,又有吏。

打破了孝与廉的分界;但重要的是,“孝廉”这一以道德为内容的概念业被突破,成为察举科目的代称。

师丹、京房、孟喜这些著名的经学家被举为“孝廉”,不是因为他们有淳厚的孝行与高尚的廉隅,而是“治诗”、“治易”,有高深的儒家文化修养。

表明了武帝之后儒学统治地位确立,儒家向官僚阶层的渗透。

察举制本身也产生了质的变化。

（三）方正、勇猛知兵法者这些科目的察举始终未稳定化,荐举的时间与人数多寡,常随皇帝的情绪而变化。

贤良、方正的察举,自昭帝开始有地域规定,限于三辅与内郡国。

察举贤良方正有一个特殊的功能是镶灾。

汉代信奉“天人感应”,认为自然变异与人事有密切联系。

政治稳定,天就呈祥瑞鼓励之,否则,天就降灾异警告之。

“灾异谴告”理论,在汉代往往是人们批判昏暗政治的武器。

汉代统治者重视天象与自然的变异,在灾异发生时,往往要下举贤良方正的诏书,这不仅有选拔人才的意义,而且有征询政见,刷新政治的目的。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日蚀、地震连续发生,成帝惊恐下诏：“灾异屡发,以告不治。

……丞相、御使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联将览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