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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简析

察举制简析一、简介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

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

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

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

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

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

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

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

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

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

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

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二、察举科目总述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

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

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

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

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

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1.孝廉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

「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

「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

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

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

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

「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

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

东汉时,和帝(公元89-105年)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

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

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

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2.茂才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

后来,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

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

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

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

「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

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

「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

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3.察廉「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

「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

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

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一)「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二)「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三)「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四)「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

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4.光禄四行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一)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三)「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四)「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五)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

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5.贤良方正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

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

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

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

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

「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

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

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

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6.贤良文学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

「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

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

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

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

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之一。

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7.直言极谏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

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

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

但它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

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

昌邑王荒淫,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

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

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8.孝弟力田《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

意思是: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

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

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

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要举「孝弟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

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

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

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视。

9.明经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明经」就是通晓经学。

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

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

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

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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