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研究编者按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曾有一段研究日本大陆政策的热潮,认为其源于《田中奏折》,内容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中日学者间对《奏折》真伪的论争亦再度升温,部分日本右翼分子乘机大肆否认侵华的历史。

事实上,大陆政策是近代日本侵华的基本国策,体现了其将岛国发展为大陆帝国的强蛮意志。

《田中奏折》言中了日本的侵华步骤,这不仅为识者所同见,更为史实所明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真伪不应影响日本大陆政策研究的持续和深入。

此为刊发本组文章的原因之一。

之二, 1937～1945年是大陆政策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此间日本多种政略齐施,如军事占领、对基层社会的政治控制、经济抢掠等等,妄图彻底灭亡中国。

检讨学界研究日本侵华史的现状不难发现,一些具体领域的诸般研究并未归结到大陆政策的框架内及层面上。

为此,本刊特刊发“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研究”专题,着力于阐明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从不同角度探讨大陆政策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台湾的实施及其危害,以期引起中日学界的关注。

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周颂伦 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论述,在我国已沉寂多年。

检讨一下大陆政策的研究史,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在其形成与15年侵华战争的研究上着墨颇多,而对于其怎样由“隐蔽政策”逐渐被变成“公开政策”过程的研究,似乎留下了过大的余白。

此外,大陆政策是一种综合体现近代日本国内外政策最终意图的政策,将其单纯归纳为外交政策,显然有些偏颇。

由是,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些阐说,以求教于识者同行。

田中奏折被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作为中国近代史基础教材用于授课的几本《中国近代史》,都曾这样写道:“明治初年就制定了`大陆政策',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满蒙';第四步征服`支那';第五步征服全世界。

”如所熟知,这种“五阶段”说源自于《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这样写道:“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中略)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日本帝国存立上的必要大事。

”①几十年来,人们是在一种通俗化的状态中理解大陆政策的。

迄今为止,在我国相关研究领域内从事工作的大多数学者,都确信《田中奏折》是真实的,由此150而推论的大陆政策及“五阶段”说是合乎逻辑的。

对此,著名日本史学者邹有恒在《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的质疑》一文中提出了疑问。

其理由是: (1)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时没有认定这个文件。

(2)按王家桢言,奏章是由蔡智堪从东京分批寄来的。

而蔡智堪是通过民政党干事长床次竹二郎与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的介绍,潜入皇宫用两夜时间抄录的。

然而,从1928年日本的政局形势验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3)按蔡的记述,具体的内应应是助其潜入皇室书库的书库职员山下勇。

但据史家调查,在当时的皇宫职员录中并无该人姓名。

(4)蔡抄录的文件中有许多浮夸与差谬之词,不足信凭。

②而早在邹文发表之前二十余年的1963年,日本学者稻生典太郎在《“田中奏折”的两三个问题》中,从《奏折》的语气、用词等方面入手,指出了谬误,认为《奏折》是伪造的。

③对此,大部分日本学者持赞成意见。

我国对大陆政策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段热潮,正是在《田中奏折》真伪说争论中悄然熄火。

这反映了将《田中奏折》作为大陆政策的本体进行研究的取向。

笔者认为邹文提出的一些见解是贴近史实的,稻生氏的观点也难以反驳,所以对《奏折》是否确实存在,主张持谨慎态度。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奏折》之真伪与大陆政策是有一定联系的两桩事情,因《奏折》真伪之辨而影响对大陆政策研究的持续深入,是令人遗憾的。

大陆政策作为近代日本国家的基本政策,本来是可以在政府文件、外交文书或陆军参谋本部及海军军令部的战略计划、国防方针文书等中见到。

由于很难在这类资料中见到,故人们对《田中奏折》怀有莫大的关心。

据现行刊发的研究资料, 1936年之前日本国家级的正式公告文书中,还没有见到这一用语,惟有“大陆”、“中国大陆”、“满蒙政策”、“对支政策”等语。

“大陆政策”的首先被使用,当在日本政府军队官员的私人文书中,而田中义一则可能是最初使用这一用语的日本人。

1906年,依陆军元帅山县有朋之嘱,陆军中佐田中义一写了一篇《随感杂录》,总结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并对未来军事提出预见。

这份《杂录》经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上呈山县,成为山县1907年主持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基础材料。

《杂录》这样写道:“大陆政策作为日本战后的国策,在政治策略与军事战略一元化的原则下,决定国防方针,并据以确定所需兵力和装备。

”④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上台之后,“大陆政策”第一次出现在政府正式文书中。

五相会议的决议《国策之基准》这样记载:“以冀望满洲国健全地发展和日满国防之安全,消除北方苏国之威胁同时防备英美,实现日、满、支三国的紧密提携,谋图我经济的发展,作为大陆政策之基调。

”⑤在数量极为庞多的资料中寻找“大陆政策”这个用语究竟何时出现在国家级正式文件中,并非易事。

但结果却是在1936年《国策之基准》中首现。

若我们以此为准判定此时大陆政策才最终成型,岂非贻笑大方。

依笔者所见,大陆政策是近代日本国家各个不同时期、各类各项政策颁布施行的最高目的和最高政策意图,是近代日本国家的基本国策,体现了将岛帝国发展为大陆帝国的强蛮意志,而非具体的政策。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的出现,为许多学者认定乃日本法西斯上台的标志,“大陆政策”出现在国家政策基准的文件中,正好说明它“恰到好处”地从各类政治人物的盘算及在此前各项具体政策意图中的“隐蔽”地位一举公开化而已。

由是,研究大可不必拘泥于“大陆政策”在近代日本国家级文书中到底何时首次出现。

不如着眼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梳理缕述,抓住其在各个时期的不同表现进行具体分析。

军事战略、外交政策、政府财政、社会思潮等诸问题,以及殖民性质的铁道、金融、贸易、人口、文化等诸政策,都构成为大陆政策研究的丰富材料,其中军事战略又是其最基本的性质。

至于《田中奏折》真伪之辨,虽然不管在学问研究抑或在现实政治中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奏折》有真伪,而大陆政策则是确凿可考的,两者之间孰重孰轻孰大孰小,是泾渭分明的。

况且,《田中奏折》说中了日本的侵略步骤,为识者所同见。

形成期(1868～1894年)关于大陆政策的形成,史学界虽然存在着一些歧见,但认为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大陆151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政策已经形成,是一种有力的观点。

其根据是:1.鼓吹向大陆扩张国权的侵略舆论,达成一个高潮。

在理论上,有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德富苏峰等人宣传的《大日本膨胀论》;在行动上,则有头山满、平冈浩太郎、荒尾精以及内田良平领导的“玄洋社”组织的大陆浪人的非法活动。

在社会各阶层包括大部分不明真相的国民一片情绪激动的叫嚷声中,1890年成立了由政府要员、大陆浪人和从民权派倒退到国权派的中江兆民、大井宪太郎等人三方联袂的殖民主义团体———“东邦协会”。

2.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提出了向大陆进行经济扩张的要求。

在1890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转化为赤裸裸的行动,要求政府免收棉纱输出税和棉花输入税,⑥以“依靠政治势力,打开局面”⑦。

3.以清朝为假想敌国的大陆作战军备,分为陆军、海军两步,分别在1888年和1893年先后完成。

⑧4.推行“大陆政策”的主体势力即军部的势力,在1889年宪法颁布后,基本形成。

在统帅权独立和帷幄上奏权的保证下,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特殊权力系统。

5.围绕远东地区的控制权,英俄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原该地区的传统势力中国清廷正如夕日西坠,病入膏肓,愈益贫弱。

此正是大陆政策形成的国际条件。

最后,当军部势力的总后台,指导陆军并带动海军完成大陆作战军备的山县有朋就任首相后,提出了将朝鲜作为日本“利益线”的施政演说,又是山县有朋于1894年7月,向天皇秘密上奏,认为朝鲜是日本通往东亚的大道,而后横断中国直达印度,日本要做“东洋盟主”⑨。

如果说,上述的这些“指数”构成了实施大陆政策的“临界点”,那么则必须认识到,这个临界点是同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最终定型一并形成的。

从江户末期吉田松阴的“失之于欧美,补之于满蒙”⑩,佐藤信渊主张以日本之力“混同”世界的“混同秘策”1,到明治初年明治天皇在宣读《五条誓文》的同时发布的《御宸翰》中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12,最后归结于山县有朋的“生命线”与“利益线”演说,固然是一脉相承的思想路线,但是其中仍然有一些过程不能忽略。

这是因为,在明治初年类似“大陆雄飞”的思想在不少政要的言论中可以找到,但内治优先和修改条约仍是明治新政府的首要课题。

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各国回国后,遏制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不满武士集团的“征韩论”,在国内大力推行“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诸政策,以期培植“内力”;对外则在知晓短时间修约无望的前提下,极力笼络英国,以解决当务之急整理“周边事态”。

按岩仓具视的判断,“萨哈林令人担忧,虾夷地可能被夺去”13,而对朝鲜也应在“鲁西亚人尚未出手之前,由日本出手”保护之,确定了桦太第一朝鲜第二的缓急程序,而“支那仅仅乃贸易之利润而已”,暂时尚未进入敌国之列。

14外务省随之决定了外交的原则为:(1)朝鲜(交际);(2)柯太(谈判);(3)清国(缔约);(4)异宗(禁止)。

15这也是1871年日本与清朝缔结《中日修好条规》的背景之一。

既然北地紧急状态因俄罗斯而起,故桦太内地论、放弃论、优先论、收买论一时蜂拥政要言路。

但旋与清朝之间相继发生琉球与台湾的争执,朝鲜也明确表示依旧例袭用宗藩关系。

1873年3月,北海道开拓长官黑田清隆主张,宜模仿俄国出售阿拉斯加于美国,弃名就实,专务北海道开拓事业。

16这条建议引起共鸣,成为1875年5月日俄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的端绪。

避强而择弱,此后日俄紧张事态缓和,清朝成为日本设定的第一敌国,朝鲜成为日本急欲一口吞噬的利害之地。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明治政府在政治上完成天皇制国家的建设,军事上快速发展海陆军军备,经济上劝导各类产业,财政上大肆发放军备国债,文化上编制灌输《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语》,悻悻然以一举外扩而后快。

1880年11月参谋本部长、陆军中将山县有朋著《邻邦兵备略》一书,此书1881年、1882年两度再版,因是直接阐述国防方针的著述,并呈奉明治天皇审读,在尚未有国防方针的明治初期堪称为日本最早的国防方针和军事战略计划的文件。

在该文件中,山县称“清国正在改变昔日的姿态(指洋务———笔者),故东亚的形势已不许犹豫,万国公法不足凭恃,形势之急乃兵备之要”。

文中详尽152江海学刊2004.1地叙述了清朝的陆海军兵制及兵力配备、将领姓名及所辖部队驻区,还列举了英领荷领殖民地、西伯利亚、朝鲜、安南、暹罗、缅甸等地的军事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