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崩溃你想不到的原因——前苏联崩溃美刊《外交政策》：你知道的每件事都错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一期发表文章，分析了前苏联的崩溃及为何全世界出现集体性误判。

文章称，当时的苏联经济停滞，政治管制严厉，从各方面看都没有急剧恶化；然而似乎是不经意的，从道德审视开始，“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一直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诘问，全民认知的剧烈转折，最终促成了前苏联的崩溃。

其中道德的复活是精髓。

当时的名言：“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

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

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文章认为，如今俄国人再次愤怒，统治精英的腐败、新式审查制度、蔑视公共舆论，总统梅德韦杰夫称：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

或许俄国“道德”问诘再次来临？前苏联革命最出人意料的事件这篇题为“关于苏联的崩溃：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错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的长篇文章说，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

但上一次前苏联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

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独裁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帝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

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份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

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来。

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诡异灭亡集体性误判而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或许某些专家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

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

1993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苏联死亡的论文集，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经济停滞明显但慢性病并非置人于死地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

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

物资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

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

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到1985年，该国GDP 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

这种漫不经心但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 年。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

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

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政治：几乎所有的异见人士都被羁押文章说，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

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

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

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

文章认为，美国也不是催化剂。

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

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为何走向灭亡？文章说，当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

1985到1989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于走向灭亡呢？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新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戈尔巴乔夫：开展对价值观的重估虽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

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支柱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

他当时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埃社会重构的基础。

“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

后来，他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说。

外交部长：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

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戈尔巴乔夫那个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

据他回忆，1984～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恐怖和谎言文化全民排斥文章说，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

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

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地拒绝诉诸于大规模镇压。

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

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热衷开放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

政治上合法性遭到诘问文章说，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此时正在迅速弱化，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

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

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

全民认知的剧烈转折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

我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

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党独裁统治，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

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六个月后，一次全俄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

一年之后，赞同市场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者和艺术家。

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