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迁移：日照还是唐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夜晚——７月１３日，北京申奥成功——山东日照和河北唐山难以抑制各自的隐秘喜悦。

按照北京曾经的承诺，首钢这艘钢铁航母将驶离首都，迁移至传闻中的东部沿海地区。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黎明——北京申奥成功后仅１０个小时，首钢党委紧急开会，重新研究首钢在十五期间的环保规划。

尽管此前首钢总经理罗冰生曾多次宣称从未将整体搬家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他们的外宣处处长也强调说，个别工艺落后、效益较差的集团所属企业的迁移“与申奥没有任何关系”，但７月１４日的这次会议让所有人感受到了奥运会给首钢带来的压力。

首钢一向不愿将自己的环保问题、迁移问题与北京申奥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种联系无形中把首钢注重环保的形象抹杀了。

”然而就是他们，在去年１１月３０日将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奥运知识的《奥林匹克百科全书》赠送给北京奥申委，意味深长。

首钢一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边对外界说：关于搬迁的事，迄今为止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他们不想离开北京，”唐山一位官员话中有话，“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不惜代价兴办那些效益不好的非钢产业。

他们可以在奥运会期间停产检修嘛。

”有人警告首钢——在迁移问题上，坚持意味着失败。

日照的李耀刚与唐山的张建忠，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对本报记者说了同样一句话：全球所有的大型钢铁厂，都是建在海边。

李是日照市原重点项目办公室主任，为了争取首钢迁移到日照，他整整跑了十年，他的日照大办钢铁之梦一直未泯，已酝酿筹划的由首钢及外资在日照兴建年产５００万吨的日照大钢项目，刚郑重写进了当地的“十五”计划。

而作为唐山钢铁集团总经理秘书的张建忠似乎超脱许多，不过，对于前不久首钢与唐钢联合重组的失败，他面朝大海，一声长叹。

日照与唐山，当年都曾经参与对宝钢项目选址的争夺。

后来，宝钢花落上海，但这两座沿海城市在中国高层“要再建三到四个宝钢”的鼓动下，一直跃跃欲试。

再后来，当这个恢弘的计划偃旗息鼓，它们共同的希望便是等待首钢搬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首都或者内陆城市建有如此庞大的钢铁厂。

”李耀刚说。

日照：渴望首钢搬迁过来多年来，日照人重复着一句话——首钢要来了。

但首钢一直没来。

日照营建大钢铁的项目设想始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项目单位为山东省冶金总公司“大钢办”。

据“大钢办”有关资料表明，日照钢铁厂计划分三期建设，一期１５０万吨，二期达到３００万吨，三期最终达到５００万吨钢的建设规模。

一期工程计划生产１４３万吨大型钢材，其中Ｈ型钢１２３万吨，重轨２０万吨。

对于后两期，当时的想法是“视市场情况，产品以薄板和宽厚板为主”，这一方案虽然没有将宝钢项目争到手，但日照矢志不渝，项目终于在１９９３年获得国务院认可。

“大钢办”的项目报告列举了四条“建设必要性”：一是日照具备建设５００万吨钢铁厂的条件；二是有助于实现在２０００年全国计划内产钢１．２亿吨的目标；三是该项目选用当今世界先进的钢铁生产短流程工艺，即熔融还原炼铁—转炉炼钢—连铸—轧钢，可直接使用煤炭来炼铁，不需要建焦炉，污水经处理达标后为含盐清水，排入大海，污染很小，且占地少，成本底，对改进我国传统工艺将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四是对山东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

山东对钢铁的年需求量为１０００多万吨，但包括莱钢、济钢两大省内主力钢厂在内，生产总量也不足５００万吨。

另外，山东钢铁产业一直缺少高档拳头产品，日照大钢项目显然是该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思路的产物。

在大钢项目对外招商的同时，山东方面端出了一个飘荡着天才气息的构想——邀请因为污染问题而被首都市民“千夫所指”的首钢迁移至日照。

九十年代初，首钢被扩张热情裹胁，曾有在山东济宁建设“齐鲁钢铁厂”的打算，意欲在兼并济宁钢铁厂的基础上扩建。

但在此后，“要首都还是要首钢”的舆论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首钢焦头烂额，扩建不成，生存地位却受到了挑战。

当时，国家开始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大规模扩张受到制约，而中央政府对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功能也有了明确定位，首都显然不适宜再扩大钢铁工业。

由于首钢自身盲目兼并、盲目投资铺新摊子、盲目增加人员，资金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境地。

要求首钢迁出北京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占据压倒优势。

这给了日照巨大的想象空间。

日照的环境容量巨大。

按照最初的设计，该厂拟建在石臼镇万平口，厂区工程地质为强风化花岗岩和滨海沉积沙土，是建厂的理想地基。

厂区占地绝大部分是沿海滩涂薄地，村庄搬迁很少。

厂址与日照港和兖石铁路终点石臼站相毗邻，紧靠２０４国道，海陆运输条件十分优越。

尤其是日照常年不冻的天然深水良港，对于以吃进口矿石为主的钢铁厂而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日照市兼有内陆和海洋气候，年均降水９１７ｍｍ，是中国北方雨量最多地区之一，总库容２．７亿立方米的日照水库和付疃河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３１００万立方米），足以保障钢厂以及日照市的用水。

此外，山东是独立电网，对钢铁厂的供电有绝对保证。

李耀刚说，日照具有建设临港大工业的最好条件。

具体而言，日照当时的盘算更像是一种联合投资行为——山东和首钢陆续限制各自的产量，联合外资成立一家“高精洁效”钢铁企业，主要生产可替代进口的汽车用板等技术含量高的钢材。

对于这一切，首钢现任总经理罗冰生基本给予了全盘否定。

但事实是，山东省有关部门、日照市与首钢的洽谈曾十分密切，“大钢办”便是与首钢接洽的“全职部门”。

然而事情发展到今天，似乎已变成了日照市的一厢情愿。

作为被国务院正式确立的欧亚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大钢项目对于还带着“沿海欠发达地区”帽子的日照意义不言而喻——它将使这座还在吸食着土地养分的农业城市彻底转型为大工业城市，从而与大陆桥另一端的荷兰鹿特丹遥相呼应，进而带动淮海与陇海经济带的真正起飞。

对大项目的渴望还缘于日照财政的囊中羞涩——本报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正值日照党政首脑赴胶东半岛考察学习归来，当谈及本地财政一年一个亿的收入还不及胶东一个县的时候，尴尬之情溢于言表。

尴尬之后的反思是：日照近年来在水利、港口、公路、铁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较大，但在工业投入方面多有不足，制造业含金量偏低，致使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微弱，对日照财政的回报自然捉襟见肘。

“我们无法逾越工业化阶段，”李耀刚说，“没有大项目，桥头堡就是形同虚设，第三产业就没有支撑，日照的发展就会徘徊不前。

”而假如大钢项目开建，按照最初的测算，一期工程投资估算即为１５７．３１亿元，其中基建投资１２３．１２亿元，涨价预备金１７．４４亿元，建设期利息１６．７５亿元，财务内部收益率为１４．６７％。

而如果首钢搬迁，同样需要数百亿元的投入。

如此天文数字的投入，怎不令一个发展中城市怦然心动。

尽管当今首钢高层一再冷淡日照，但日照市政府一位官员表示，“十五”期间要积极推进临海大工业项目的建设，“做好大钢厂等项目的前期工作。

”“首钢能来是事半功倍，首钢不来，日照仍有建设大钢项目的必要性。

”由此可见，无论首钢是否迁移，日照大钢项目仍是当地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不过，”李耀刚说，“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将根据产业形势变化适当调整工艺及产品方案。

”也有人对日照的决策大惑不解，甚至不以为然——对大项目的暴饮暴食可能导致对理性的僭越。

日照美丽、安谧、疏朗，是一个可以出售新鲜空气的地方，上马大工业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济定位必然存在冲突，其“生态市”的建设目标将受到严峻考验。

对于日照这座年轻的城市而言，建设大钢厂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虽然这是最显著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耐心或者勇气的问题，更是一个发展理念的问题。

当所有设计师都加入到精密设计、强力控制、终端结果高于一切的竞技之中，要当心工业化像一次拆毁艺术品的过程一样消灭城市的理想。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首钢迁往日照，应该会做到双赢。

唐山：更能吸引首钢？随着首钢烧结厂将迁往河北唐山迁安矿山的消息传出，一个看起来比迁址日照更具可操作性的构想——把首钢上游企业迁往唐山——似乎有可能变成现实。

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是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环保活动家梁从诫先生等一批知名人士。

他们建议，用１５－２０年的时间，将首钢的炼铁、炼钢、炼焦、烧结和轧钢这几个污染、耗能、耗水最严重的上游企业逐步迁至唐山京唐港地区。

１９９７年，梁将这个方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向政府提出，得到的只是当时的冶金部含糊其词的答复。

据梁先生估算，上游企业只涉及首钢在京职工总数的３０％左右，涉及资产约占首钢４００亿总资产的一半，从总体而言牵动面较小。

当时北京市正在与唐山市共同投资开发建设京唐港，在京唐港的后方陆域有１５０平方公里滩涂，具备建设大型钢铁项目的经济地理资源优势。

而且此地距北京较近，便于首钢公司直接管理。

作为北京市参与投资开发地区，企业资产和财务收入将可以继续归属北京市。

另外，国家计委、交通部、冶金部和首钢正在京唐港兴建曹妃甸２０万吨矿石中转码头，接卸首钢所需进口矿石，如果将首钢上游企业迁入，矿石可直接由码头进厂，同时就近使用唐山地区其它原料和能源，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京唐港海边滩涂地价低廉，首钢搬迁时可最大限度利用土地差增值，降低成本；上游企业迁出后，首钢周边地区环境状况将显著改善，可使土地、房产大幅增值，首钢将从中长久受益，但是这些设想中的利润与荣耀却不足以唤起首钢重新创业的激情。

正当首钢迁往京唐港的设想渐渐沦为酒会谈资，业内开始出现一种强烈呼声——要求京津冀钢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

另一种迁移方式浮出水面。

京津冀地区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协作区。

该地区钢铁产业集中度低，结构性矛盾在全国最为突出。

据了解，全国共有１５００多家钢铁企业，京津冀有１５０多家，年生产能力近２６４０万吨；全国产钢超过５０万吨的钢铁企业共有４６家，京津冀有１１家。

但京津冀钢铁产品的结构极不合理。

除天津市年产８０万吨钢管及金属制品还属特色产品之外，三省市多数产品雷同，高技术含量的板带产品极少。

据国家冶金工业局统计，京津冀建筑钢材产量是消费量的３．２６倍，北京高达５．８２倍，而板材产量仅为消费量的４０％。

邯钢薄板连铸连轧生产线虽已投产，但对解决这一地区钢铁业结构性矛盾依然是杯水车薪。

近年来，整个京津冀地区的钢铁企业开工率不足７０％，设备利用率较低。

唐钢董事长、总经理王天义说，京津冀地区的钢铁企业长期以来互相争夺矿产、水资源、项目和市场，互相压价，恶性竞争。

专家指出，只有对京津冀地区钢铁企业进行跨省市组织结构调整，整个地区的钢铁业才能统一规划，统一发展，进而根除重复建设和解决结构性矛盾。

２０００年初，国家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京津冀钢铁业调整方案：组建华北（京津冀）钢铁集团公司，三省市政府作为股东，把各自的钢铁企业资产划入集团，企业所得税按比例分成。

首钢与唐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由此发生。

双方达成的共识是：钢铁业调整应分步实施，逐步扩大，以企业行为为主，首先实现首钢和唐钢的联合，之后可待机与河北、天津乃至华北地区其它省份的同类企业进行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