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仅二十几公里的首钢，建厂于1919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策层认为北京应该承载更多的生产功能，要建设成全国的“经济中心”，首钢迎来快速发展期。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首钢产量更由100万吨猛增至800万吨，在中国钢铁企业中排第一位。

随着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对大气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在90年代初最为严重的时期，在石景山区86平方公里范围内，首钢的粉尘排放量平均是每年每平方公里34吨。

事实上，早在1986年首钢产量只有150万吨时，就有专家发出过“首钢迁，还是首都迁”的警报，90年代后期更是发起了“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讨论，随后便是个漫长的论证过程。

1994年，首钢的钢产量达到了823万吨，而厂区的降尘量也达到市区的29倍。

人们开始关注这一矛盾，有人提出把首钢迁出北京的建议。

1995年，首钢宣布，将钢产量限制在800万吨左右，并关闭了每年盈利一亿多元的特钢公司和一些建在市区内的重污染企业。

此后，首钢每年从生产利润中拿出30%来治理污染。

1999年，首钢作出再次减产80万吨的决定，并通过高新科技改造，把发展重点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上。

首钢的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到2001年首钢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加强环保，又进一步降低了污染量。

2002年，首钢的环保投入达到2.41亿元人民币，几乎相当于首钢当年利润的50%。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决策层终于痛下决心，将首钢迁出首都。

搬迁一锤定音，首钢积极应对。

首钢董事长朱继民告诉本刊记者：“确定搬迁后，从2002年开始，我们组织了大量的专家，包括中国工程院十多位院士对首钢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如何实施搬迁改造，作了系统的论证，以期探索出大型工业企业搬迁、改造的新型模式。

”
多方利益博弈
对首钢这样一个大型工业企业难以割舍的复杂心态，除了几十年积淀下来的感情之外，生产总值和财税收入的巨大诱惑，无疑是所在地政府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

在首钢压缩产量前的2004年，集团上缴税收28亿元，实现销售收入619亿元。

首钢的销售收入贡献占到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

“首钢搬迁，的确将对北京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首钢总公司总经理王青海表示，“近年来首钢钢铁产业每年为北京市提供的工业增加值超过80亿元。

首钢上交税收占到北京市财政收入的1/20。

搬迁后，这部分工业增加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将转移到河北。

而给北京留下的首钢其他产业、离退休职工以及内退职工，却需要花一定的人力物力来解决。

”
巨型企业的搬迁，背后牵动的是地方政府的巨额利益。

2003年，首钢200万吨钢联项目选址河北迁安，按照“属地纳税”原则，仅首钢一期200万吨钢联项目产生的税收将达7.1亿元，比2003年迁安市财政收入多0.5亿元，可谓“再造迁安”。

此后，在秦皇岛抚宁县，首钢一期“秦板”项目，预计税收超过5亿元，而2003年，抚宁县财政收入为3.5539亿元。

这等于再造了“一个半抚宁”。

“首钢涉钢产业整体搬迁曹妃甸，同样等于再造一个唐山。

”谈及首钢之于唐山，唐山市的相关负责人显得很兴奋。

“首钢新厂将在2008年初开始试运营，一期800万吨精钢的生产，一
年的工业增加值可以达到200～300亿元，加上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以现在唐山市的经济总量来作比，无异于再造一个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