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论文7800字_刑事诉讼法毕业论文范文模板刑事诉讼法论文7800字(一)：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是针对职务犯罪而言，但是它不属于《刑事诉讼法》体系，然而它“调查”终结的案件要移交检察院、法院起诉、审判，那么两者之间的法律衔接就十分重要。

实务中，监察机关于其特别的地位，以及监察机关全覆盖的体制，必然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开展产生影响。

由于《监察法》管辖的方式划分以干部级别为主，不同于《刑事诉讼法》中的方式，所以管辖争议不可避免。

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管辖案件范围不同，但是在一人涉多个罪名，多人涉多个罪名以及后续罪名变化涉及管辖权属，会进一步引起管辖争议。

此外适当及时解决异地管辖、管辖权扩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各机关的权力权限，只有明确权力的内涵和外延，才能将权力限定在合理框架内，推进司法改革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法法衔接；管辖权争议；协调机制一、问题产生2018年3月我国颁布施行《监察法》，到现在已经近一年半，我国从上到下已经基本形成系统的监察体制，对打击腐败贪污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监察法》施行的过程中，在实务方面遇到许多立法理论上没有预料到的困境，正应了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其中主要矛盾集中在基层监察委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之间，特别是有关管辖权的争议问题。

管辖对于刑事诉讼的启动和正常进行十分重要，案件发生后，首当其冲的就是该案件由哪个专门机关立案受理，否则诉讼活动无法进行，管辖确定后为专门机关进行诉讼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1]。

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将管辖划分为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立案管辖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直接受理案件的权限划分，审判管辖是人民法院内部第一审案件的权限划分。

虽然监察委的监察案件范围是职务犯罪，人民检察院保留的侦查案件类型也在《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但是立法上《监察法》在后续调查行为结束后，要移交法院判决，决定了它和《刑事诉讼法》之间必定要有衔接，而基于监察委的特殊性，衔接就有困难了。

《监察法》改变了我国“一府两院”的权利格局，形成了“一府一委两院”新格局，监察委是一种全新的体制[2]。

它与《刑事诉讼法》都属于基本法，虽然《监察法》权限负责调查职务犯罪，但是最终还要交于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定罪，而人民法院是《刑事诉讼法》体制的一部分，因而，实务中监察委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之间如何衔接，直接关系到法律实务工作的开展。

因此尽快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想要真正实现衔接是有困难的，一方面监察委改变了我国的权力格局，也正是因为如此，监察委的地位十分高，尤其是原来的纪委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再加上监察委是从上到下各基层全覆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也要受其掣肘。

特别是基层检察院和法院受到同级监察委的行为影响比较大。

另一方面，由于监察委的特殊地位，监察委对职务违法犯罪采取的行为，成为“调查”，不同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侦查行为，其实《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制约侦查行为的规定已经比较完备了，但是对于“调查”显然是无能为力的[3]。

那么看似立法对管辖权限规定的明确，实则在法律工作开展中遇到很多问题，尤其是基层监察委和人民检察、公安局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是立案管辖的争议。

二、监察机关案件管辖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一）管辖主体及权限存在交叉与冲突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采用按干部管理权限来划分案件管辖范围，但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按照案件类型及刑期轻重划分级别管辖，按犯罪地和被告人居住地来划分地区管辖。

这就涉及到应该如何解决两者不一致的。

例如，省管干部案件由省监委办理，处级干部案件由地市级监察委办理，科以下干部案件由所属地监察机关办理。

而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一般是属地管辖，或者是按照案件类型、刑期轻重划分级别管辖，但是和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划分完全不同，这就会引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管辖权限的冲突。

例如，省监委有权管理全省范围内党员干部，这样省监委调查的省管干部即便是在本省某个地市范围内，也不影响省监察委的管辖权，但是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来看，未必正好是可以与省监委对应级别的检察院和法院，因此在接下来的审查起诉阶段、法庭审理阶段都应该明确与之对应级别的司法机关。

再如，地市级监委管处级、科以下由属地管，但从司法机关管辖角度來看，如果恰好该职务犯罪属于其他地市管辖，那么不仅涉及监察委和司法机关之间管辖权冲突如何明确，还涉及异地管辖权的冲突如何解决问题。

（二）一人涉数罪、多罪多人并案以及诉讼中罪名改变引起管辖争议问题1、一人涉及数罪，意味着监察委、检察院、公安机关可能分别都有权限对数罪中的某一罪名具有管辖权。

实践中存在如下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况，监察委在调查期间，发现该被调查人还犯有其他罪如涉黑案件，那么公安机关也有管辖权；第二种情况，检察院在权限范围内侦查期间，发现被犯罪嫌疑人还有隶属于监察委管辖的职务犯罪，那么此时监察委有管辖权；第三种情况，在此一人所犯的多个罪名中，监察委、检察院、公安机关都有管辖权，那么就存在三者管辖权如何协调，由哪个专门机关来主导协调的问题。

实践中，有的地方公安机关、监察委各自侦查、调查，到了检察院再并案。

有的以监察委为主，进行调查。

进一步说，不论是那种方式，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公安机关侦查手段和监察委调查采取的手段并不完全一样，获取证据标准等问题也存在冲突，因此前期解决管辖权问题至关重要。

2、外多人多罪的并案，也容易引起管辖权争议，比如就检察院内设机构来看，公安机关管辖的罪名和监察委管辖的罪名，由检察院内部具体分设的不同部门受理对接，如果因多人多罪而进行并案，那么检察院在对接罪名的时候，以谁为主，是否仍旧遵循“监察委为先”的原则，还是需要进一步进行明确？如果都以监察委为主的原则开展工作，那么检察院、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是否各自继续进行，还是统一辅助监察委的调查行为开展。

例如，公安机关是否还进行立案，如果已经进行立案的，是否有必要撤销立案。

如果管辖权交叉案件中，监察委只在有特殊情形下才主导案件的调查，那么特殊的标准是什么，是按被调查干部的权限级别，还是罪行的轻重、类别或者是案件的恶劣程度。

3、侦查或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罪名变更也会引起管辖权的争议。

一方面，监察委、检察院、公安机关前期各自调查、侦查，后期因为各种原因罪名改变，从而对管辖权属于哪个专门机关产生争议。

如监察委调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后，检察院经过审查，发现有漏罪、新罪或者其他原因，增加或者变更了罪名，就会在接下的诉讼程序中引发有关管辖权的爭议，也会致使律师在审判阶段提出程序不合法等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可以进行留置的期间是三个月，实践中监察委申请向上级批准的时候，不仅程序繁琐复杂严格，而且一般上级不予批准，即使是批准一般就是几天，而不是再批三个月[4]。

所以导致实践中有监察委利用公安机关的强制措施，以变相延长调查案件的时间，这种情况是故意模糊案件性质，也造成管辖权的争议，并且可能引发新问题，比如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在这期间出了人身安全问题，应当如何承担责任，由谁承担责任的问题。

（三）监察委立案管辖后犯罪嫌疑人认罪能否撤销案件问题犯罪嫌疑人在监察委调查期间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对认罪案件不能撤销案件，但是《刑事诉讼法》中允。

那么，监察法是否应增加此规定，如果赋予了监察委撤销案件的权力，那么撤销案件的程序如何设计，依据的标准又该怎么规定，是需要上级批准还是监察委内部的人集体讨论决定。

2018年《监察法》第45条规定：监察机关经调查，对没有证据证明被调查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并通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

据此，对犯罪嫌疑人有在监察委调查期间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情形，监察机关无权撤销案件。

但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

既然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可以据此撤销案件，监察机关是否可以撤销案件，如果可以，那么是否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而实际上，监察委开展工作的时候，内部有“四转三”的规定，对于“四转三”并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也没有对社会公开，实则监察委内部自己人员也没有可以衡量转化的标准，经过“四转三”后被调查人的行为从职务犯罪改为违纪处罚，其实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监察委有撤销案件的权力。

（四）监察机关管辖对象不明确问题。

根据《监察法》第三条规定，监察的对象是所有公职人员，而《刑法》中规定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职人员和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不明确，存在交叉和错位的问题。

首先在主体身份确定上出现如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的问题。

比如，《刑法》规定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等，原本《刑法》规定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

但是根据《监察法》规定上述罪名监察法可调查，然《监察法》中没有“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它使用的是“公职人员”的概念，那么，上述罪名的主体究竟是用“公职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来界定，这引起司法实务中基层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对调查主体、侦查主体界定的混乱。

其次，在法院的判决书上对“公职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称谓如何协调和对接，因为根据《监察法》的规定，“公职人员”的范围显然要大于“国家工作人员”。

（五）异地管辖不顺畅问题异地管辖之间需要更多的协调和沟通，但是实践中容易产生一些程序问题，使得异地管辖工作不顺畅。

其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商请指定管辖的时间较短，如监察委的留置到期仅剩一两天时间，而且如果涉及调查阶段推进到诉讼阶段，同时被留置对象也转换被关押的场所，但是检察机关此时还要经历内部审查、审批，程序繁琐且需要消耗时间，检察院还要商请法院，致使检察院的工作被动。

其二，检察院尚未办理审判管辖手续，被指定调查的监察委会经常邀请同级检察院提前介入。

因为是异地管辖，同级别检察院并无管辖权，提前介入没有法律依据，此时检察院如果进行介入调查就会产生执法不规范的问题。

其三，异地管辖的调查案件，监察机关一般会商检察机关还在当地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这时往往考虑当地监察委的工作能力，较少考虑同级检察院的公诉能力、法院审判力量。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该地的监察委工作能力比较强，但是同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能力不够，影响案件的处理效果，如基层机关之间容易出现“熟人之间”提前泄露案件进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