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法面对社会变迁应当作出积极回应，即在社会整体的变迁过程中重新定位科技进步、文明发展同刑事立法的协调互动关系，使刑法在体现惩罚犯罪、恢复公平正义的同时充分发挥其维护社会安全秩序的目的。
下文是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专业本科生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试谈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一、文化遗产犯罪的特点及我国文化遗产刑法保护的现状1文化遗产犯罪的特点虽然从本质而言文化遗产犯罪也属于犯罪的一种，但是文化遗产具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犯罪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化遗产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具有特殊性。
贝卡利亚将刑法法益分为国家法益、个人法益和社会法益3种类型[1]65。
传统刑法主要保护的是以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法益与个人法益。
文化遗产具有公共利益属性，任何针对文化遗产的犯罪行为除了是对文化遗产所有权人个人利益的侵害，还是对社会公众所享有的文化遗产利益的侵害，即对以文化遗产公共利益为内容的社会法益的侵害。
因此可以说，文化遗产犯罪所侵害的法益除了传统犯罪所强调的国家法益和个人法益外，还包括对社会法益的侵害。
其次，文化遗产犯罪的认定标准具有特殊性。
毋庸置疑，文化遗产犯罪的认定标准应当依据刑法的规定制定，遵循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但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化遗产相关行政法的规定，即具有很强的行政依附性，这是由文化遗产保护法所具有的行政法属性决定的。
文化遗产违法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有赖于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违法性的前期认定，也就是说，只有行政法认定为违法的行为，刑法方可依据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规定其是否属于犯罪。
当然，这也是使刑法服务于文化遗产行政管理的必然要求。
最后，文化遗产犯罪的后果具有特殊性。
文化遗产是一种脆弱的、不可再生的文化，任何对文化遗产的破坏都将造成文化遗产的永久性灭失。
之所以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与传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遗产能够实现对历史文脉的延续。
文化遗产犯罪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和历史文脉传承的割裂，而且这种割裂具有难以修复性。
2我国文化遗产刑法保护的现状我国很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在刑法中也规定了相关条文，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分则当中。
我国刑法在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的第4节“妨害文物管理罪”对文化遗产犯罪进行了专门规定，其中涉及对故意损毁文物、名胜古迹，过失损毁文物，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倒卖文物，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盗窃、抢夺国有档案，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等行为的规范。
除了专章专节的规定，文化遗产犯罪还散见于刑法分则的其他章节中，如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对走私文物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在第4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规定了“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在第9章“渎职罪”中规定了因失职而导致珍贵文物被损毁或流失的行为也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等。
除此之外，我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有关文化遗产的单行法律法规中都有刑事处罚条款，但多为简单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如《文物保护法》第78条规定：“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城乡建设规划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我国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中存在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刑法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2]，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刑法缺少对文化遗产社会法益的保护如前所述，传统刑法侧重于对以人身和财产利益为内容的国家法益与个人法益的保护，然而，文化遗产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利益、人身利益不同，除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财产，它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承担着文化永续传承的功能[3]。
通过法律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与传承，从本质上而言保护的是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所享有的文化权利，即对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的社会法益的保护。
而社会法益所要保护的并不限于包括所有权人在内的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这些都是传统刑法保护理念所不能涵盖的。
受传统刑法理念的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对文化遗产规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对文化遗产的管理秩序，这一点从刑法的章节安排就可以看出———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主要被安排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当中的“妨害文物管理罪”一节。
文化遗产犯罪被认为是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而制裁文化遗产犯罪也仅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管理秩序。
事实上，文化遗产除了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体现，更是一种脆弱的文化，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侵害的不只是社会管理秩序，而且是对文化遗产自身的损害以及对文化遗产所承担的文化传承功能的阻断，因此，刑法不仅需要维护文化遗产管理秩序，而且需要保护文化遗产本身。
由于立法目的的偏离，我国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缺少对文化遗产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和文化遗产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应有关注，因此未能触及文化遗产犯罪的本质，导致现有刑法对文化遗产的规范具有浓厚的管理色彩，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相对较弱，很多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得不到处罚，阻碍了刑法应有功能的发挥。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世界各国纷纷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予以立法保护。
我国也将文化遗产提升到宪法的高度予以保护，《宪法》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但是刑法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明显过窄，未将文化遗产的社会法益作为保护对象，无法全面反映文化遗产犯罪对文化遗产自身的破坏性和文化遗产犯罪的本质特征。
可以说，我国现行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的规定与宪法的理想还有一定距离。
2刑法规定的文化遗产犯罪的罪名非常有限受传统刑法法益理论的影响，我国刑法只是部分地规定了文化遗产犯罪。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很大一部分应当但没有被规定在刑法中的行为无法受到刑法规制。
我国刑法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4节“妨害文物管理罪”中包括6个条文共10个罪名，再加上刑法其他章节中有关文化遗产的4个罪名，共包括14个罪名。
我国现行刑法制定于1997年，时至今日，虽然刑法历经多次修改，但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始终没有变化，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遗产违法行为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刑法的现有规定已经无法适应打击犯罪、保护文化遗产的现实需要。
一些新出现的文化遗产违法行为，如对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场所和文化空间的破坏等虽然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和社会危害性，但是由于其未被规定在刑法当中，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的罪名，导致这些违法行为仍然游离于刑法可以惩处的范围之外。
此外，文化遗产犯罪的罪名设置存在瑕疵，具体表现在：其一，对于文物的界定不统一。
刑法在第324条规定了“故意或过失损毁文物罪”，第325条规定了“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第326条规定了“倒卖文物罪”，在这3个条文中，刑法只是以相同的“文物”二字予以简单规定，但是仔细想来，虽然字面相同，但所指的对象是否也相同呢?如第324条所指的“文物”是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类，而第325条、第326条所指的“文物”显然与其在范围上是不同的。
又比如，第324条“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提到了“名胜古迹”，名胜古迹是否可以归类为文物、与文物之间是何关系，对此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
其二，文化遗产犯罪的罪名范围有限。
如第328条规定了“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虽然刑法通过专门条款对古脊椎动物化石予以特殊保护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几乎与古脊椎动物化石一样，同样具有保护价值的无脊椎动物化石以及植物化石等其他古生物化石由于没有得到刑法的明确规定而无法受到应有的保护[4]。
3现有刑法的规定难以预防文化遗产犯罪行除了打击犯罪、教育犯罪人之外，刑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预防犯罪。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也理当体现这一原则，特别是基于对文化遗产脆弱性、不可再生性等特点的考虑，实现刑法对于文化遗产犯罪行为的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
刑法预防犯罪功能的实现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对潜在犯罪人形成威慑，使其不敢犯罪;二是重视对行为犯的惩处，通过阻断犯罪结果的发生而实现预防功能。
但是，从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于以上两个方面都未能充分体现。
一方面，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行为的处罚普遍较轻[5];另一方面，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的罪名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结果犯，以出现法定后果为要件，然而对于文化遗产保护而言应当是“防重于治”，如此规定不仅无法实现刑法应有的预防功能，而且无法适应文化遗产自身的特点，难以实现对文化遗产的真正有效保护。
4刑法对于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不够全面我国刑法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表现出“重物质、轻非遗”的特点，即重视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而忽视从刑法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从我国刑法条文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其对于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基本上都是针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只是在其他章节里零星、隐晦地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如在第4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规定了“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然而该罪的重点在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民主权，其所涵盖的内容不止于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相关文化权利，如果将该规定简单地归结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这种理解本身就很牵强。
我国刑法制定于1997年，而直至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才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进入法治视域，而作为保障性法律的刑法并没有及时对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规定予以修改或调整。
可以说，在文化遗产领域，刑法作为法律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对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障功能未能发挥出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未能得到刑法应有的重视。
也正是由于刑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缺失，直接导致学界在对待文化遗产这一问题时进一步分裂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关联。
从本质上看，文化遗产应当是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统一整体，之所以作此划分，仅仅是为了方便理论研究。
我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措施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统一整体予以保护，这样的立法结构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极为不利，特别是在文化空间的保护问题上，刑法的这一规定使得其弊端更加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