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r.,2000第29卷第1期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S ocial Science)Vo1.29No.1【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唐代佛教的兴盛郝松枝(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陕西西安710062)摘　要: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使得魏晋以来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

由于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与肯定,佛教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虽然如此,佛教在唐代还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这除了其自身的教义易为大众接受以及玄奘等许多佛学志士的不懈努力之外,唐太宗为玄奘所译诸经写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与两种不同字体的“圣教序碑”亦功不可没。

关键词:佛道之争;玄奘;大唐三藏圣教序;圣教序碑中图分类号:B94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3(2000)0120100206有唐一代,儒、释、道三教并行,而维护封建统治根本的儒学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根植于整个封建体制之中,不可或缺。

正如唐太宗在《慎所好》中所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1](《贞观政要》卷21)远涉流沙、来自于天竺的佛教经过初传演变,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一起依附占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纲常名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巩固封建统治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

佛道二教虽则并行于当世,然而根据其自身的教义以及统治阶级的需要与好恶,或先或后取重于一时。

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使得自魏晋以来已经开始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

他们除极力为己方巧言辨饰、对对方进行夸大其词的攻击之外,亦各使出浑身解数,以取悦于当今,求安于后世。

本文试图从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为玄奘所译诸经写的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以及两种不同字体的“圣教序碑”对这一现象作以论述。

一、初唐制定的道先佛后政策儒、释、道三教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为求生存,相互辩难,互相融合,或先或后,偏重一时。

隋时佛教居三教之首,唐朝建立之初,及时调整了宗教政策,崇道抑佛。

这除了信仰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

首先,借助道祖老子以抬高皇族李姓的门第名望。

唐朝初年,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势力还很强大,李唐王朝的“李”虽然是北周的贵姓,但这种关陇贵姓,仍远不能与山东士族比高低。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初唐皇帝经过了多方努力,而最有效的手段无过于攀附历史上已有很高声望的道祖李耳,以其为始祖,因而大倡道教。

这在当时重视门第的社会中对维护其统治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抬高道教的地位来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

隋收稿日期:1999203212作者简介:郝松枝(1963—),女,陕西蒲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001朝统治者推行重佛政策。

使得佛教势力得到了无限制的发展。

由于僧人不为国家服役,寺院田产不向国家纳税,因而佛教的兴盛直接影响到唐初的财政收入和士兵来源,故唐初一些官吏曾积极主张抑制或废除佛教,唐高祖曾有废佛之意,只是考虑到废佛的影响太大,故而采取抑制佛教发展的政策。

而抑制佛教发展的手段之一就是扶持和保护能与佛教相对抗的道教。

由于初唐统治者的崇道抑佛使得自魏晋以来就已开始的的佛道之争更为激烈,当时抨击佛教之人,以道士出身的太史令傅奕为最力,武德四年,傅奕上《请废佛法表》及《益国利民事十一条》,极力吹捧老、孔之教。

他说“臣闻　农轩顼,治合李老之风,虞夏汤姬,政符周孔之教,虽可圣有先后,道德不别;君有沿革,治术尚同。

”因此建议皇帝“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同时对佛教进行无情的抨击:“佛之经义,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一亲,专行十恶,岁月不除,奸伪逾甚。

”主张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

”[2](《全唐文》卷133)当时名僧法琳等人虽然出面为佛教进行辩护,对傅奕进行反击,但由于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显得苍白无力。

武德七年(624年)朝廷中发生了一场辩论,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历数佛教流弊,请求“除去释教”,李渊命大臣们讨论,当时的大臣们信佛之人很多,只有皇帝的近臣太仆卿张道源赞同傅奕的主张,其他同僚却表示异议。

特别是梁武帝的玄孙中书令萧　与之争论最烈。

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

”傅奕据理力争,结果“　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3](《旧唐书》卷79《傅奕传》)辩论的结果自然是傅奕获胜。

李渊虽然没有宣布废除佛教,却于第二年(625年)亲自到国子监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这无疑是对佛教势力的重大打击。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再次下诏,重申崇道抑佛的政策,对“殊方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状况甚为不满。

诏文强调道教的理论高于佛教,道教对唐王朝的贡献亦大于佛教,所谓“大道之行,肇于遂古,源出无名之始,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

故能兴邦致泰,反朴还淳。

至如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

洎乎近世,崇信滋深。

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

……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曾为周柱下史),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4](《唐大诏令集》卷113《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故道教的地位高于佛教,规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

这些规定,对佛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均是严重的打击。

此后的唐朝诸帝基本上奉行的都是这一政策。

二、玄奘的西行求法尽管唐朝实行的是道先佛后政策,尽管唐政府对佛教的发展采取限制的方法。

佛教在唐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鼎盛的局面,而激烈的佛道之争则是佛教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此一点上,本人十分赞同芩仲勉先生的观点:“窃谓处两教竞争之下,愈剧烈则其表现愈辉煌,胜负之数,又视乎奋斗之程度;以言人材,释教则济济多士,不少笃实之徒,风靡一时,未始无故。

据义净求法高僧传,自贞观至武后,遵陆海而赴天竺者,数盈半百,忘长途之艰险,诚勇往之足多”[5](P166),而当时对佛教发展贡献最大的,则无过于玄奘。

在玄奘看来,佛教之所以蒙受如此不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魏晋以来佛教内部的派别争论,有碍于佛教作用的发挥,造成不同派别争论的因素又在于对教义阐发上的不一样。

所谓101“异类差舛,……,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决匠”[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理论上的不统一,产生了思想派别的分歧,彼此说法各不相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如何去博取更多的信徒呢?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在分裂状态,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往往利用佛教为自己宣扬声势,佛教派别林立是很自然的。

唐初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正在进一步形成与巩固。

统治阶级需要思想的统一,佛教各派纷争不休的状况是不受统治者欢迎的。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玄奘深知这个道理,要使佛教获得新政权皇帝的支持,处于一尊地位,如不因时改变旧的一套说教,并使各派统一起来,是很难成功的。

在这种“胜典虽来,而园宗尚阙”[2](《全唐文》卷906)的情况下,为了澄清疑窦,追本溯源,进而建立统一的佛教学说,以便更好地为新建立的统一封建唐王朝服务。

在唐王朝宣布道先佛后政策后不久,玄奘便向朝廷上表,提出要去西方“遵求遗法”,但未被允纳。

玄奘决心为佛教事业去冒一番风险,他不顾朝廷的冷遇,以“无顾身命”的决心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2](《全唐文》卷906)于贞观元年(627年)随商队经中亚细亚远赴印度取经。

玄奘的这次旅行是非常艰苦的,尤其出发时因贞观初立国尚不久,所谓“国政尚新,疆场未远”,因此“禁约百姓,不许出蕃”。

[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玄奘是以亡命、流亡者的身份出国的,路途的困难自然更大,虽没有小说《西游记》所描述的九九八十一难,却也经历了多次生与死的考验,但为了求学,他克服了一切困难。

到印度后,由于他的刻苦钻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崇高的声望和地位,使贵为唐天子的李世民也深以玄奘在国外的成就为荣。

当玄奘取经归来,暂驻于阗时,遣人上表唐太宗,请示进止,陈述自己“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2](《全唐文》卷906),唐太宗立即下诏:“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2](《全唐文》卷7),对玄奘归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正因如此,贞观十九年正月,当玄奘载誉归来“近京之日,空城出观。

”“始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人物阗”。

[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这种盛况与玄奘起程西行时的冷落情景不可同日而语。

这也是入唐以来佛教徒最为露脸的一件事。

足见帝王的认可与否可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唐玄奘以其出众人品、才识以及在异域所取得的成就使自己获得了这份殊荣,同时也给所有的佛教徒带来了福音。

三、《大唐三藏圣教序》及其影响玄奘归国时带回大小乘佛经520荚,657部,以及佛像、舍利等。

玄奘回到长安不久,唐太宗在洛阳召见了他,与之谈论,赞叹不已。

唐太宗这样宠待玄奘,并非因玄奘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和他所阐述的新教义。

除了对玄奘人品、风度、学问的赏识外,大概最感兴趣的在于玄奘经行西域各地10多年的亲历见闻,他对玄奘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并希望他能够还俗做官,“罢道,助秉俗务”[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玄奘婉言固辞乃止,只是愿意把自己在西域的见闻写出来,同时恳请皇帝,允许自己在嵩山少林寺翻译佛经,唐太宗不主张他躲入深山,贞观十九年三月一日,准许他返回长安,恩典他入居当时长安寺院中条件最好的弘福寺译经,并命宰相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等“广招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

”[3](《旧唐书》卷141《玄奘传》)给予官方的经济资助和其他便利条件。

玄奘深知他能在归国后很短时间内(两个月)组织起入唐以来规模最大的“译场”,没有皇帝的特许和政府的财力资助,凭他本人的力量绝不可能办到。

所以,亦竭力迎合太宗,投其所201好,在译经的同时,夜以继日的撰写亲身经历和传闻所知的中亚、南亚诸国城邦的真实情况,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大唐西域记》。

书成之后,玄奘将《大唐西域记》和新译的五部佛经一起呈献给唐太宗,同时还上了一道表文,请求唐太宗为所译经论作序,“今经、论新翻,敢缘斯义。

伏愿陛下曲垂神翰,发表经题,亲行玄藻,序明宗极。

”[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附录2),唐太宗当时没有答应,以“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为辞,而对《大唐西域记》一书,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2](《全唐文》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