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综述朱雪琴 2006、7家庭教养方式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家研究儿童社会化问题时关注的重要课题。

诸多研究表明，父母通过教养孩子的活动，影响孩子的社会性发展。

上世纪40年代迄今，国内外心理学家不懈地运用实证研究探索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随着父母养育方式测量工具的客观化,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作了很多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对“自尊”、“缺陷感”、“精神病理学”等方面,如钱铭怡等人对200名大学本科学生的研究表明父母养育方式影响羞耻倾向,羞耻倾向与自尊水平有显著相关[1];张文新等人对895名[2]初中阶段城乡青少年进行自尊和父母养育方式测量结果表明:青少年的自尊与其报告的父母养育方式各维度之间有极显著的正相关或负相关;蒋立杰等人研究后认为大学生自我概念[3]的全部正向因子与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呈显著正相关等等,但均未涉及父母养育方式与小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

这[4]种组合方式是相对稳定的，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它反映了亲子交往的实质。

早在19世纪末，弗洛伊德就注意到了不同养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他对父母的角色做了简单的划分：[5]父亲负责提供规则和纪律，母亲负责提供爱与温暖。

50年代，Parsons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把这个问题与家庭角色及性别特征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善于表达，情绪比较敏感，[6]所以适于处理与孩子间的各种关系；而男性指导性强，负责制定规则更好。

Sears把这些[7]思想与学习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教养方式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温暖和控制。

Baumrind以此为基础提出常见的三种教养方式：专制型、权威型、放纵型。

[8]由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包括文化传统、国内有的学者使用“抚养方式”、“养育方式[9][10][11]”，有的学者用“教育方式” 我国学者缪小春早在其英文译著《儿童发展与个性》中采用了“父母教养”的说法。

从字面看，教养方式既有抚养之意，又兼具教育职能，恰当地反映了家长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在儿童社会化的早期研究中，父母对儿童的单向影响观渗透在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中，他们努力寻求父母决定儿童的教养维度或模式。

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取向是，从父母教养行为的维度入手，探讨某一行为维度或行为维度下具体的教养[12][13]再如，霍夫曼研究了惩罚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方法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如西蒙兹从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区分父母的教养另一种取向是将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化、模式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美国著名心理学行为，家鲍姆林特的研究，她从控制、成熟的要求、父母与儿童交往的清晰度以及父母的教养四个[14]方面来评定父母的教养行为，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三种p.457。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开始探求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将教养方式的研究从表层推进了一个更深的层面。

国内学者大多从80年代开始涉足家庭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

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

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

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15]。

进入90年代，随着国际交流的快速发展，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新流派、新理论、新研究模式日渐为我国学者了解和接受。

在考虑与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将新思路、新信息运用到家庭教养的研究中，使我们的研究既紧跟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又很快深入到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层面，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

概括说来，有这么几个方面：（1）、教养方式所涉及对象的年龄段更加宽泛，从以婴幼儿为主，逐渐扩大到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

（2），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关系的探讨从宏观、笼统走向微观、具体。

（3），进一步研究家庭教养方式本身，深入探究教养方式内在的结构.（4），对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探讨更广泛，尝试从多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此外，研究者也关注家庭环境、关注父母所处的文化背景，试图从家庭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因素理解父母的教养行为。

父母教养方式在子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深刻而长远的，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在子女的认知发展、性格形成、社会化、心理健康等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对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提出提高、干预父母教养方式的方法。

父母教养方式受到父母性别、受教育水平、子女所在年级和学校类型而不同，也与城市、[16~19]。

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孩子采用负面教养行为越少，教育困惑也越少，但高中及中专文化的父母却比初中文化的父母对子女表现出更多的权威、挑剔农村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有关挖苦、限制干涉等负面教养行为，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而年级不同，父母的教养方式也不同，说明教养方式与子女的身心发展有关，也进一步证实了教养方式是双向的，受到父母和子女的共同作用，教养方式应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点来选择，而且也是可以调整和变化的；地区特点、民族的因素也影响到父母的教养方式，说明对教养方式的研究要结合文化背景，充分挖掘民族中的有利因素和结合地区特点来提高父母的教养方式；不同学校类型的父母采取的教养方式也存在差别，因此在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整上要结合学校、家长、学生及社会干预的共同作用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维果斯基认为，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成人创造的环境及提供的指导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指导就体现了父母的教养方式。

通过这些指导，儿童的认知能力才能超越现有水平而向上发展。

因此，要理解儿童的发展，就必然要关注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向孩子提供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

大量的针对学业不良或学习困难学生的研究[20~24]显示学习成绩不良与智力因素以外，还与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有密切相关。

父母的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及父亲的过分干[25]涉明显高于学业优秀学生，而情感温暖和理解较低。

辛自强等对小学学习不良儿童家庭功能的研究发现，一般儿童家庭的行为方式多属灵活型，在合理规范的基础上，随环境变化灵活调整行为规则，对违规行为的处理也很灵活。

学习不良儿童家庭的行为控制方式常是不健康的。

温暖和理解使子女产生温暖、信任和安全感，并形成良好的个性与学习习惯，惩罚、否认、拒绝和干涉则使差等生有逆反与自卑感，对学习厌恶、抵触和缺乏信心。

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会影响到子女的学习进步是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和目标定向来起作用的，父母情感上的温暖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子女在学业自我概念上取得较好的自我评价，从而影响学业成就[26]。

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儿童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

说服、民主、鼓励、宽容、情感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智能开发，而惩罚、打骂、羞辱、拒绝、专制和过度保[27]护、包办、溺爱、不问不管等方式造成社会退缩、急躁、任性等非智力因素问题发生率高。

中国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与西方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不同之处。

关于儿童气质和父母教养方式与其陌生环境中语言表达水平显示父母教养方式尤其是父亲的严[28][29]格教养方式与儿童的语言表达有显著的相关。

谷传华、陈会昌等通过历史测量学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考察显示，在社会创造性人物的早期成长过程中，“严父慈母”这一传统的家庭教养模式总体上占主要地位。

总体来看，父母尊重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够给孩子较多的情感温暖和理解，是创造型家庭的共同特征。

上述研究表明父母的支持、奖赏指导和适当的反应，这些教养方式影响了儿童能力的发展，而对儿童的适当要求可促进儿童认知的发展，特别是当要求和对儿童的支持与反应结合时更有效。

人的社会化过程，不仅显示了品德发展和个性完善的过程，而且也从中获得了行为方式的各种成分，儿童的社会化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受到关注。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化的最先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

儿童的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首先是从家庭中获得的，同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化的目标也是首先通过父母传递给儿童的。

家庭对幼儿心理发展的影响，其实质是家长的价值取向对幼儿的社会化的影响，也即家长把内化了的社会文化传递给孩子。

良好的教育方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不[30]良的教育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儿童社会性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等专门探讨了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中国曾开展了3~9岁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研究，关颖社会性发展的相关性，数据显示，父母采取民主型教育方式的，儿童社会性得分高分组的比例大大高于宽容型和专制型的教育方式，从而看出在亲子关系上的民主、平等、和谐，使孩子在良好的气氛中接受教育，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宽容型教育方式给孩子较多的自由，对孩子的个性发展、尤其是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有一定好处，但这种孩子缺乏教育，不负责任，使孩子接受父母的教育影响较少。

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最初阶段，采取这种教育方式，会导致子女社会性发展的不成熟。

采取专制型的教育方式的父母，往往是出于“为孩子好”的目的，对孩子过多干预、过分保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这与西方的研究是一致的。

1995年北师大的林磊研究了“幼儿家长教育方式的类型及其行为特点”，避免了以往心理学所使用的根据单一维度得分来划分的做法，考虑了父母教育行为的各个方面，从而避免了划分上的绝对性。

从溺爱性、专制性、放任性、期望性、不一致性、拒绝性和民主性七个维度对父母的教育方式进行评价、定型，用快速聚类法归纳出五种教育方式：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积极型。

他的研究表明，积极型的方式有利于孩子的个性发展，而其它类型则存在各自不同的缺陷。

积极型的教育方式约占40%，其它四种类型约占60%，说明还有相当数量的家长在教育方式上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会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利[31]。

影响除了具体评估教养方式的类型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国内研究者还涉及到它与社会化的[32~36]各个具体方面的关系。

如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概念的关系，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父母的支持、鼓励和积极参与可以促进儿童自我概念的积极发展，而粗暴的不支持行为则会阻碍儿[37,38]童自我概念的健康发展。

父母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

父母对少年儿童采取“温暖与理解”的教养方式会促进儿童自尊的发展，提高儿童的自尊水平。

相反，父母对少年儿童采取“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拒绝与否认”、“过度保护”等教养方式都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儿童自尊的发展，降低儿童的自尊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