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 2006年第3期恩格斯宗教观及其当代意义思考———《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学习体会张　鑫3(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2)[提　要]本文通过学习《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梳理了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本质、根源、消亡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策略等基本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实践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但其间也有一些“左”的做法,现阶段则应加强无神论教育。

[关键词]恩格斯　宗教　无神论　唯物主义[中图分类号]A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6]3—0005—03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是两部极为重要的经典著作。

恩格斯认为,他的这两部书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道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1](第4卷P479)马克思则指出,《反杜林论》不仅是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

”[2](第34卷P242)列宁更是指出,这两部书“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3](第2卷P442)尽管这两部书是恩格斯一百多年前留下的著述,但其基本观点至今仍未过时,事实上我们今天仍能从中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例如恩格斯在这两部书中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等。

由于恩格斯受所处的时间、地域等特定条件的限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不可能亲身体验,只是就如何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进行了一般的科学论述,但是,它的基本原理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期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即绝对的无神论,坚持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坚决反对任何宗教和宗教哲学以及半截子唯物主义。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始至终都是揭露杜林没有坚持唯物主义而给宗教哲学留下后路。

他指出,杜林颠倒了主观世界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个玄学家。

”[2](第34卷P662)所谓玄学家即先验论者或唯心主义者。

不仅如此,由于杜林狂妄地宣称自己的认识不受任何限制,已经建立起了终极的真理体系,这就“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1](第3卷P76)。

同时,由于杜林把相对的有条件的东西误认为绝对的无条件的东西,再把这个绝对的静止转移到整个宇宙。

这个绝对静止的宇宙由于没有内部斗争,它就不可能从不动转入运动,从而便只好重新求救于上帝,求助于上帝的最早推动。

因此,杜林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却使他必然走向事实上的有神论。

・5・3[作者简介]张鑫(1965-),女,安徽省淮南市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哲学研究。

关于宗教,《反杜林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幻想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1](第3卷P354)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宗教的全部奥秘:宗教的超人间力量是现实的世俗力量的反映,神秘的宗教世界观是现实人间世界各种复杂关系的折射,这个论断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

此外,恩格斯还提到原始人关于灵魂不死的宗教观念是出于人们不能正确地解释梦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混淆自然界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

“把解释不了的东西归结为超自然的原因”[1](第3卷P541)是宗教的认识论根源之一。

另外,精巧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和世俗哲学的唯心主义往往殊途同归,就是因为它们不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研究世界,而是在“自我意识”、“理念”、“神”、“上帝”的概念中去寻求某种世界之外的最初原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对宗教消亡的原因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当社会通过占有和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灭,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灭。

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可反映了。

”[1](第3卷P356)可见,宗教消亡将是一个漫长、客观的历史过程。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对宗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他反对宗教并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完善宗教,即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代替旧宗教,费尔巴哈甚至认为,新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宗教,事实上它本身就是宗教。

早在1844年初,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1](第1卷P2)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础”。

[3](第2卷P375)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主张对宗教进行批判,并认为“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1](第1卷P2)但是,他们特别是恩格斯也多次谴责那些企图在工人政党纲领中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的观点。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评了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作的让步,即使是些微的让步,但也同样严厉地斥责了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认为这是用另一种方式重复俾斯麦的蠢举。

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应耐心地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

19世纪90年代,鉴于有人散布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宗教是私人事情”这一机会主义观点,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导言中,郑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

”[1](第2卷P331)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所持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又要求“宽容”宗教即不直接向宗教宣战。

其实,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主张同宗教作斗争,但更主要的是要善于同宗教作斗争。

为此,就需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唯心论的危害和群众中的迷信以及宗教的根源。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先验论时,不仅指出从原则出发和从事实出发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

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以及在生命起源、生命本质和生物进化问题上两种自然观的斗争,而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真理、道德、平等、自由和必然、对立统一规律等等的基本观点,从而揭露了杜林的哲学是“纯粹的欺人之谈”[1](第3卷P183)杜林所谓的在世界出现之前就在某个地方存在的哲学原则,实际上是上帝的别名。

同样,为了批判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三章中,用了整整八段文字,首先揭露了费尔巴哈宗教哲学中的唯心论观点:即历史能否发展就看宗教是否深入人心和“心是宗教的本质”的谬论;同时还批判了费尔巴哈把宗教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的观点,并着重指出,费尔巴哈夸大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实际上是附和了德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观点,客观上起着麻痹劳动人民维护剥削制度的反动作用。

而且恩格斯对杜林和费尔巴哈的・6・批判并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从当时所知的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包括宗教的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来加以阐明的,因此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

从恩格斯对杜林和费尔巴哈的批判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三点认识:首先,为了真正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论是个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能像费尔巴哈一样搞半截子唯物论,即“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

”在哲学上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像杜林一样虽然自称是唯物论和无神论,却不能坚持唯物论而给宗教哲学留下后路。

其次,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无神论者,对于宗教和宗教哲学必须持批判的态度。

但是不仅要勇于批判而且要善于批判,理论要彻底,只有彻底才有说服力。

第三,宗教的发生、发展过程,宗教形态的变化,归根结底依赖于社会形态的变迁。

宗教不能人为地消灭,只能自然消亡,这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历史过程,只有到了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才可以说具备了宗教消亡的条件。

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既宣传彻底的无神论思想,以唯物主义观点教育无产阶级,但也反对任何对宗教的过激的做法。

上述基本原理,至今仍然是科学的、正确的,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的宗教问题,特别是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问题仍然是实践的指南,必须加以坚持而不能动摇。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新中国从成立伊始,便在法律上规定:宗教对国家而言是私人的事情,宗教团体不应和政权相联系,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地信仰或不承认任何宗教,一切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拥护、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团体和个人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与此同时,在宣传上曾努力向全国人民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并多次强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应当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其间虽然有过“左”的做法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对宗教及宗教界人士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态度和做法,但其主流是不容否认的,至少无神论的思想曾一度占过上风。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纠正了以往试图人为地消灭宗教的做法。

然而,毋庸否认,在某些具体做法上,未免有些矫枉过正。

首先是放松了对无神论的宣传。

尽管,我们在半个世纪前就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理论基础,自然科学也有极大的发展,人造卫星也早就上了天,但却没有很好地运用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武器对有神论进行批判。

其次,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在理论上倒退了一大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涉及宗教的文章大多把宗教看作一种文化,并大谈其劝人向善的一面,忘记了宗教虽属思想上层建筑范畴,但与作为文化范畴的哲学、艺术、道德、伦理等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与迷信紧密相连。

有的文章甚至公然否认马克思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著名论断,即不承认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消极方面。

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淡忘,宗教信徒越来越多,迷信思想观念越来越严重。

如在日常生活中朝圣拜佛、看相算命的人和事并不少见;一些基层政权———乡、县政府修建或翻建办公楼时,公然先请阴阳先生察看风水,在一些落后的农村,不少阴阳先生籍此发家致富。

迷信思想滋长的结果是邪教的出现,法轮功的泛滥即与此不无关联。

而不少批判法轮功邪教的文章虽然揭露了李洪志的阴险用心,但却很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深刻说明邪教产生和流行的根源,因而就邪教批邪教是很难从根本上消除邪教的影响力的。

因此,积极地大力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在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时,加强对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宣传是当前思想界首先是哲学界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