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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总结

公共媒介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它由特定的过程构成,这个过程坚持民主胜于商业化
商品化与传播的关系:1、传播过程和传播技术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到推动作用;2、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和传播制度中,使该过程产生的矛盾对传播产生影响传播的商品化过程涉及讯息如何被转化为商品
资本将劳动力转化为新闻稿或专栏文章,与其他文稿及广告一起组合成整套的商品
传播是一种特殊的、强大的商品,除了能创造剩余价值外,还能创造符号和形象,其意义能塑造人们的意识
大众媒介的形成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并把它们出售给广告商的过程
受众实际上是媒介的劳工,将自己的时间作为劳动力出卖给媒介,为媒介创造剩余价值,媒介则把免费的节目作为报酬提供给受众
大众媒介商品分为符号商品和受众商品符号商品卖给受众,受众商品卖给广告商
控制论把商品化的过程从产品本身的价值转移到谁需要这个商品、谁提供这个商品、这个产品有何作用等信息的价值上
根据控制论的观点,关于受众的数量、组成及媒介使用模型等资料的报告才是媒介系统的主要产品
收视率是控制论意义上的商品,因为它在促成商品生产的同时也被建构为商品
布里弗曼的劳动过程观点:劳动由构思及行动的统一体构成,传播和信息技术的使用改变了构思的权力平衡,使权力从专业新闻工作者手中转移到控制技术系统的管理者手中
媒介知识分子是大众传媒业的生产劳动者
媒介知识分子直接生产剩余价值,通过广告服务其他部门
媒介知识分子是知识和公众的理性的代表
空间化是指克服空间的过程,换句话说,在当今资本主义和传播技术日益发展的情境下,空间和距离越来越无法阻碍传播
空间化的两大问题是跨国媒体和民族主义,两大问题是相对抗的
民族主义反对跨国媒体的理由:1、跨国媒体单一价值观的大量输出令民族国家忽视变革与多元需求;2、操纵信息和掩盖真相的现象时有出现;3、雄厚的经济实力让跨国媒体产生了对一国经济的控制力
经济上的落后必然不可能产生与之不相称的文化上的先进
民族国家一方面担忧、排拒跨国媒体,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本国媒体实力薄弱、素质低下,他们试图支持本国媒体发展壮大,却总是败给跨国媒体
在某些国家看来,跨国媒体对民族国家利益的损害并非无可挽回,因为当中有利益的来往和民族国家的主动选择
结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安东尼-吉斯登指出,社会阶层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由人类的能动行为组建,它还提供了组建所需的“媒介”本身
媒介分配与经济能力紧密结合
经济能力直接影响到媒介物品的拥有,也直接导致了媒介分配的不均衡。

不拥有媒介物品,媒介消费便无从谈起。

即使拥有了媒介物品,经济地位低者仍无法消费全部的媒介内容
结构化中的种族问题体现在:1、种族在国际分工的等级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2、种族在媒介工具的使用权的分配上的分化现象
要理解结构化中的种族问题,就不能不考虑它的运作方式,包括少数民族在媒介机构中的任职权问题,以及非主流媒介的建立
将性别纳入结构化研究的三种理论取向:1、从社会阶级入手,研究女性在传媒行业中的职位、工种等;2、社会再生产中的性别问题:女性对媒介产品的消费连接了家庭与生产——消费体系,加快了社会再生产的步伐;3、性别与阶级的双重性,既有性别分工也有阶级分工,跟女
性在媒介组织中缺席与否有关
社会运动与传播的关系:1、社会运动内部运用传播手段和传播策略进行活动;2、发起以传媒业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有组织地挑战统制性媒介政策
霸权就是在社会中制造常识和“理所当然”的现实的过程,它提供了结构化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其对社会的控制基于同意而非压迫
霸权是社会中的一根无形的指挥棒,而所谓的传统,在形成霸权的过程中是一件有力武器,它让人们不去追溯观念或规则的来源,让人们认不清生活的本来面目,使人们失去反抗意识
反主流霸权和非主流霸权都要求有新型的知识领袖,即有机知识分子
反主流霸权引导的非主流文化能够促进非主流霸权的产生非主流霸权描述了社会生活中的认知差异,目的在于让人们思考这些差异并采取行动
霸权与结构化的关系:霸权建立了广泛的组织原则,奠定了组织过程的基础,提出了理解结构化的另一种方式,此方式与依托阶级、性别、种族、社会运动的建构过程相辅相成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任务:1、确定主流霸权不稳定性的根源,找出共识与现实经验的差别;2、评估各种形式的反主流霸权与非主流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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