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科学民主思想议略2011-11-21 14:44:39史革新摘要：严复的科学观内涵丰富，包括了狭义科学、广义科学、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精神等几个不同层面的深刻理解。
严复对近代民主思想理论同样作过诸多的介绍和阐发，涉及到天赋人权论、民权说、平等自由说、法制建设学说、社会进化论等方面，其理论视野之开阔非当时人所能望其项背。
更可贵的是，严复用自己的语言较早提出并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的先驱。
严复关于科学、民主以及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表现了他在近代新学方面的高深造诣，标志着国人对科学、民主认识的新高度，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奠基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严复/科学/民主/新文化作者简介：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100875）严复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翻译家，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严复不仅用新的思想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主义，而且积极引进西学，以杰出的学术见解和积极的文化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民主思想的内涵，把国人的科学民主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并进一步阐述了科学与民主并举的思想，为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做了奠基的工作。
一、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不乏科学因素，但由于受到种种历史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因素受到纲常名教的长期压抑，而始终未能得到良性发展。
明末清初，西方科学开始传入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快，近代科学更多地涌入中国。
但是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称之为“格致学”，把科学等同于“声光化电”之学，国人的科学观仅仅停留在狭义科学概念的水平上。
上海格致书院学生王佐才对格致学即科学作过这样的表述：泰西各国学问，亦不一其途，举凡天文、地理、机器、历算、医、化、矿、重、光、热、声、电诸学，实试实验，确有把握，已不如空虚之谈。
而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1]（第一册，P14）。
这段话典型地反映出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士人对科学的理解。
严复的科学观与此不同。
严复学贯中西，尤其对西学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不仅自幼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训练，具有深厚的近代科学基础，而且广泛研究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科学的认识自然与众不同。
严复对科学作过多方面的论述，概括起来，包括四个层次：狭义科学、广义科学、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精神。
1.狭义科学严复治学最先接受的是近代自然科学。
他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时，“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2]（P1544）。
这种经历使他对自然科学的本质、作用和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他说：“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3]（P559）。
这里说的科学即指自然科学。
他看到，西方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技发达，指出：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源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
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首。
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德焉。
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4]（P29）。
在他心目中，科学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发展科学是富国强兵之要途。
他反驳那些责难科学的论调，指出：且客谓西学为迂涂，则所谓速化之术者，又安在耶？得毋非练军实之谓耶？裕财赋之谓耶？制船炮开矿产之谓耶？讲通商务树畜之谓耶？开民智正人心之谓耶？而之数事者，一涉其流，则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4]（P46—47）。
2.广义科学严复关于科学认识的第二个层次是视之为个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体系，即广义科学的概念。
在严复看来，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是科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同样是科学。
他说：“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
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
”又说：“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
”[2]（P1244）这样，他把科学看成是关于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指出：“科学所明者公例，公例必无时而不诚。
”[4]（P100）实际上，这是为广义科学概念所下的定义。
他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按照“西学通例”把科学分为三个层次：“一曰统挈科学，二曰间立科学，三曰及事科学。
”绝大部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都包罗其中，可以从中窥见严复广义科学概念之大要。
他所说的“统挈科学”包括“名数两大宗”，即逻辑学和数学。
“间立科学”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
“及事科学”是指“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包括天文学、地质学，“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4]（P130）。
在严复提出的这个科学系统中，以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包括了应用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
沟通自然与人事的是群学，即社会学。
在严复看来，“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
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4]（P18）。
联系严复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与翻译斯宾塞《群学肄言》的事实，可以看出，社会学在严复提出的科学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3.科学方法论西方近代科学及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一系列科学方法的运用推广。
而在中国，文人学者熟悉的是阐释儒家经典的义理之法和考据之法，于科学方法则不甚讲求，逻辑学长期受到冷落。
鸦片战争以后，关于西方逻辑学、培根实验法的信息星星点点地传入中国，多少引起国人对西方科学方法的注意。
1886年，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的《辩学启蒙》出版。
该书译自英国思想家耶芳思的《逻辑学初级读本》，但译文粗陋、晦涩，无甚影响。
严复批评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辩学启蒙》。
曰探，曰辩，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
”[5]（P2）而在近代中国，真正懂得科学方法的重大意义，并予以认真介绍和阐述者，当首推严复。
严复认为，科学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知识，而且还能开发智慧，提供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可靠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方法要高于具体的科学知识。
严复对于实验法和逻辑法都很看重。
他说：“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
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
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
”但仅有这两层还不够，因为“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
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第三层，谓之实验。
实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
”[4]（P93）他认为在科学方法的三个层次中，实验法最为重要。
他因此而把西方近代学术进步终归于新工具论的提倡者、英国学者培根，称赞说：“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首。
”[4]（P29）严复对于西方逻辑学的介绍尤为重视，翻译过两部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即《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
《穆勒名学》的原著是英国著名思想家穆勒（l）的《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为介绍形式逻辑的一部名著。
严复在1900年至1902年间译成《穆勒名学》的前半部，于1905年由金陵金粟斋刊刻出版，后半部则始终未译出。
《名学浅说》原著为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思（W.S.Jevons）的《逻辑初级读本》（Primer of Logic），内容是讲形式逻辑的入门知识。
1908年严复在天津译成这部书，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两部译著对于近代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严复还在上海开设名学会，作为介绍逻辑学知识的讲坛。
他在1905年应上海青年会之邀，作了关于政治学的讲演，把讲稿整理成《政治讲义》出版。
逻辑学的问题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严复在关于逻辑学的译著和著述中，既讲到归纳法，也论及演绎法，都视之为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他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
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
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
……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2]（P1319—1320）。
他所说的“内籀”是指归纳法，“外籀”是指演绎法。
因受穆勒逻辑学思想的影响，严复更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认为它是获取对事物规律性认识的可靠途径。
严复指出：“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
”[6]（P1050）又说：“故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
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
”[7]（P337）严复强调归纳法的一个深刻用意是出于开民智、破旧学、改变传统思维方式的需要。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特征是以演绎推理为主，但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并非来源于科学的归纳，“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
……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6]（P1047）。
他看重归纳思维的原因在于“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2]（P1244）。
反映出尊重事实、强调实践的科学态度。
可见，在认识论问题上，严复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路线。
4.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包括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是科学文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科学体系中居于最高层次。
严复对科学精神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并为之作出精辟的阐述。
他所强调的科学精神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倡在进化论指导下的自强不息精神。
严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奉者，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系统地把进化论输入中国。
他盛赞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认为：“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
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
”进化论所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天下万物发展普遍性的法则，“动植如此，民人亦然”[4]（P16）。
这种进化不仅体现为新生的战胜衰老的，而且还表现为强健者克服柔弱者。
他高度评价西人“日进无疆”的精神，称：“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他慨叹中国因受封建守旧思想的束缚，沉溺于“好古而忽今”[4]（P1），固守古训，不知进取，以至落后于他人。
中国的出路惟有振作自励，自强不息，如他所说：“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斗。
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
”[2]（P1351）二是提倡建立在“实测”基础上的求真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