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探索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启示电气自动化05班谢文东摘要：本论文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定义、资产阶级的特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早期探索、日本明治维新的简单介绍以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从中探索出造成中日两国不同结果的原因以及对我们的启发。

关键词：资产阶级；早期探索；明治维新；影响不同与启示资产阶级的定义。

在马克思主义里，资产阶级被定义为在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生产工具的阶级，和“资本家”实际上是相同的意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赚取薪资者）与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互相敌对的，比如说，劳工自然都希望薪资能够越高越好，然而资本家却希望薪资（即成本）能够越低越好。

换句话说，资本家会剥削劳工。

在最激进的共产党的话语中，“资产阶级”是一种侮辱；那些被认为与资产阶级合作的人通常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走狗。

如果将“拥有生产工具”定义为一个人对某个特定的生产工具拥有完全的控制，那么在21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剩下非常少的资产阶级者了。

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用语中，资产阶级是指那些控制了公司机构的人，控制的方法有透过对公司大多数股份的掌握、选择权、信托、基金、中介或关于市场业务的公开发言。

因此“资本家”是指财富主要透过投资得来的人，而他们不需要工作以求生。

在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的中文用法里，资产阶级和普罗大众时常被用来指称富人与穷人，而不一定是指拥有或不拥有生产工具的人。

那么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的特点。

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两重性、革命性和妥协性。

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

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

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生产发展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具有妥协性。

生长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希望改变为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

自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

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探索。

首先是资产阶级维新派。

顺承并且发展了早期维新派的成熟维新派，像个年轻的小伙子血气方刚，决定大展拳脚。

但是初生牛犊虽不怕虎，但没有铁拳气力，还是只能打掉几颗虎牙。

事实也确实如此，世上没有几个小子可以打虎成功。

在理论基础、阶级基础、经济基础以及危机加深的条件下，确实足够维新派的成长，但是先天不足，早晚夭折。

改良的道路，尤其是无法获得统治内部较大部分与农民阶级的支持，举步维艰终至抛头颅洒热血是必然，但精神可鉴天地，饱获嘉奖也不为过。

无论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本主义，土壤没有养分，自然结不出好果实来。

中国在当时依然保持土地是天的状态，统治者掌握着土地，殖民者开始觊觎着土地，农民阶级渴望拥有土地自主权，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合三为一的，不解决就无法启动追随者的热情，不解决就无法真正打击到反对的强敌。

不过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民主思想的真正启蒙。

然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

在落后的农民起义、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民主改革落下帷幕后，践行“革命”的资产阶级终于“痛下杀手”开始革命了。

暴力是革命最直接的手段，古今中外不外如是。

总算把西方那一套民主理论与方案都几乎完整地搬过来了，这还不够，依然扮演起自命成熟的血气青年，虽不是一时冲动，却也是有失考虑。

不过碍于当时的环境与自身的缺陷，即使后人身处那时代，恐还不能望中山之项背。

三民主义算是第一个改革或革命的纲领，这就给人一种师出有名的感觉。

从资产阶级的角度上看，这份纲领基本上囊括了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等方面的要求，这是他们超越上述三股力量的地方。

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跟上述三股力量一样，就是都是没有解决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问题，他们还不如上述力量的地方是，居然不反对帝国主义，孙中山甚至还没有看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天真地还寄托了一丝希望于西方列强，要知道这些列强开始在本国实行民主，但是殖民中国式是符合他们本国全体国民利益的，民主在任何时代都是狭隘的产物，列强当然不愿意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中国民主了对他们攫取利益是一种极大的阻碍。

日本明治维新与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影响。

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

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同时，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旧日本时代的封建残余。

后来，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早期探索与明治维新对我们的启示。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

决定着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不是光绪帝的儒弱无能，也不是慈禧太后的阴险毒辣和袁世凯的告密。

如果把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个人因素，就意味着说变法的失败就是偶然性的巧合，没有规律可寻。

失败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运动的道路—改良主义道路绝对行不通。

马克思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反对改良主义，但并不笼统反对改良，并且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政治、经济等的改良，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进步的作用。

戊戌变法虽不主张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清王朝政权，但它代表资产阶级的要求，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的改良，发展资本主义，最后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

这在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下，是进步的。

戊戌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所发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它既没有足够强大的本阶级力量作为后盾，又敌视人民，脱离人民，这才是维新运动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表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改造中国社会的大业，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改良派是无力完成的。

总括而言,日本维新派领导人久经政治风浪考验,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清醒认识和足够准备。

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是日本中下层武士,他们同藩主有世代相传的比较紧密的历史联系,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政治才干,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明治维新派的社会力量,不仅公然以足以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强藩为依托,而且与豪农豪商和手工业者有密切联系。

这使得日本维新派既有强大的政治后盾,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

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实际的社会管理工作。

在维新过程中,他们主要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找支持,依靠重点为清廷中的帝党和以张之洞为首的部分洋务大员,既无强大的政治后盾,又无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

因此,当慈禧发动政变时,唯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

除谭嗣同、唐才常等少数人,他们都没有足够的魄力,去同封建势力一决雌雄。

戊戍政变后,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依然具有非常鲜明的借鉴意义。

一、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加强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打通地方差异的壁垒。

建立统一的价值观念，以实现对统一的国民性和民族性的认知和建立，强化国民对于国家、集体的责任意识，为国家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具体涉及有：完善的物流体系和交通运输网、传播媒介、教育体制、兵役制度、宏观调控等。

二、结合国家发展目标，针对国家发展需要，以审视的态度选择合适的学习对象，以政府为主导，主动引进和学习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知识，并迅速将学习成果加以应用。

以应用为目的的学习，将学到的内容迅速应用，可以使人养成一种对于效率和效果的习惯性关注。

这种习惯性关注是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关键，可以改善国民整体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有效的政治决策提供了必须的意识保障。

三、树立国民整体的自强意识，培养国民对国家、集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将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上升为一种评判标准，体现到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只有自强才是发展的唯一出路。

自强关键在于对人才的把握。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造就了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不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起到关键作用的方面。

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国民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曾一度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民的国民意识和集体责任感正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意识和利益追求，这必然导致国家发展动力的不足，造成国家政策和制度推广的困难和障碍，影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危及国家的长远利益。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把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发挥中国文化特色，建立和强化统一的国民意识和集体责任意识，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增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优越感作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

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建设和发扬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意识，全方位的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