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历史文化齐鲁历史文化是指齐鲁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文化。

西周初年到东周末年，在现在的山东境内，主要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最大的诸侯国。

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特别是治国方针的差异，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齐国吸收了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学术文化。

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齐鲁文化。

秦汉以后，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临淄东周车马坑（一）尚功利、求革新的齐文化齐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时期齐国的文化。

齐文化创始于姜太公（姜尚），传至管仲而形成系统，后来由稷下齐法家进一步发展。

齐国的地域特点为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齐国经济的多样性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思想的多样化和思想文化的广泛交流，而齐国政治方针具有的民主性传统及统治阶级思想的开明又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使之发展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文化系统。

文韬武略姜太公1.尊贤尚功姜太公既是周朝开国功臣，又是齐国的立国之君，齐文化创始人，也是古代影响久远的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

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实现了灭商兴周的伟大理想，形成了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统天下。

周武王封赏“功臣谋士”，而姜太公为首封。

受封于营丘（今淄博市的临淄一带），曰“齐”。

太公初治齐，重霸道和法术，把礼、法相结合，随从民俗，令顺民心，不强制推行繁缛的礼仪制度，因俗简礼、因地制宜，促成了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

同时，“修道术，尊贤智。

赏有功”，令有德有才的人都有机会为民出力多为国建功，并成为齐国治国和用人的一种政治传统。

齐国的统治者为了称霸和统一中国，广罗人才，多方征求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理论和意见，用贤才而不计较其身份地位的例子不胜枚举。

管仲原是齐桓公的政敌，经鲍叔牙推荐，齐桓公能够以事业为重，不记一箭之仇，重用管仲为相。

齐桓公的几个得力助手中，许多出身低微。

齐威王时，布衣之士邹忌被任为内相；被刑致残的孙膑被任为将领，为齐国立下赫赫功勋；淳于髡为一出身低微的赘婿，也被任命为上卿。

齐宣王时，稷下学宫盛况空前，许多文学游说之士往来其间，学宫内人才济济，学术思想十分活跃。

观念的进步和政治上的宽松，使齐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外来文化的营养。

面对东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姜炎文化四源合流的状况，齐人因地制宜，正视现实，采取灵活的态度，突出发展其适合自己国情的部分，又通过多种形式，各种途径，大量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因子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

《管子·牧民》中“毋曰不同生（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

”的论述，充分体现了齐人容纳百川的胸怀和深刻的开放思想。

2.务实开放齐国地处沿海，依山傍海，地域广阔，“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发展多种经济有着广阔的天地。

姜太公建国初期，地薄人少，不适于单纯发展农业，他采取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农、工、商并重，多种经营发展经济的方针，为国家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人民的富足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将齐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和许多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发展体系中。

春秋时期，齐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疆域扩大了，土壤也改良了，农业发展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齐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又制定了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进行了诸如“井田畴均”、“相地衰征”、“勿夺农时”一系列改革，把农业与工商业同视为重要的经济基础。

管仲执政期间，发扬光齐国刀币大开放经济政策，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以“来天下之财”，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

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成为商贾云集的大都会。

直至西汉，临淄仍然“市租千金”，风采不减当年。

同时，由于通商活动的开展，促进了齐国与各地的交往，开阔了齐国人民的眼界。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开放性的经济和文化，也造就了齐人务实开放的革新观念。

历经商周鼎革，春秋巨变，到战国时期，人民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民本思想已然成为强大的潮流。

在这样的形势下，齐国的开明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提出了政顺民心的主张。

管仲辅霸，提倡富国强兵，任霸用法，为后代法家之先导；晏婴相齐，则力倡节俭，任贤爱民，省刑降礼，儒、墨思想兼得，都表现了“与时变，与俗化”的多变性。

齐国刀币3.义利并重齐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崇尚物利的倾向。

为了富国强兵，齐人注意顺民，从民所欲，在经国时注重物质生产，追求物质财富的获取。

但齐人尚利、重利，但决不轻视义。

他们既懂得物质利益的决定作用，也知晓伦理道德对社会的重大影响。

正如《管子》所论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齐国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强调“义”，将“义”、“仁”、“礼”等摆在与“利”同等地位上，认识到统治者不“仁”不“义”，就会丧失百姓，乃至丧失天下。

利为义的前提，义对利有一定的依赖性，但义不是利的简单反映，人民富足固然十分重要，而丧失礼、义、廉、耻同样十分危险。

可以说齐人重物利，但并不是不讲义，只是齐人更加尚利而已。

4.尚武崇勇齐建国之前，这里的夷人很早便以尚武善射而有名，齐建国后，对夷人的勇武风俗有所承继，历代齐国君臣大都对“尚武任勇”十分重视，崇武尚力遂成为时代风气。

从国君到士民，莫不以武勇为荣。

齐国不但注重攻战，也十分注意战争守备，注重防御设施的建设。

在城市建设中因时因地，精思巧变，使齐都临淄真正起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作用。

齐国边界的长城更是一道有效御敌的屏障。

在先秦各国，甚至世界各国，齐国是第一个修筑长城的国家，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国备”思想。

齐国还造就了一大批军事名家。

他们中有著名的将领，有的还是军事理论家，《六韬》、《管子》、《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以及稷下兵家的有关著述，都有精辟的军事理论阐述。

（二）重仁义、尚伦理的鲁文化鲁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时期鲁国的文化。

鲁国从公元前11世纪年至公元前256年，历时近八百年。

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汶泗流域平原，土地肥沃、湖河纵横，是较典型的内陆河谷型环境，适于农耕。

鲁国立国之君周公是周之同姓宗亲，为武王之弟，受封后得到大量宝器、典籍，而且享有奏天子礼乐的特权。

加之周公自幼在制礼作乐的环境中长成，是宗法和礼乐制度培育出的王公贵族，自然就把周的礼仪、典章、制度较完整地搬到了鲁国。

经济上，鲁国实行了以农为本的政策，不注重商业，主张自给自足，提倡俭朴，主张到贫瘠的地方去培养善心，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谨守“周礼”，以本族的贵族和大宗为尊；文化上，注重祖宗的成法和经验，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文化政策改造鲁地的风气，形成了以周文化为主，以“尚古”、“从周”为宗旨，以谨守周礼，“述而不作”，因循守旧为尚，以“周礼尽在鲁”为一种最高的追求，特色鲜明的文化系统。

1.尊尊亲亲鲁国的统治者以周人为主，在他们中间，互相联络的纽带便是周族的宗法感情。

尊尊是尊敬身份、地位尊贵的人；亲亲是亲爱与自己血缘亲近的人。

按照传统的解释，亲亲，父母为首；尊尊，以君为首。

在氏族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里，讲究亲亲，便能起到和睦宗族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人人都能尊尊，尊重国君，尊崇国中官吏，尊崇贵族，社会的安定便不难取得。

鲁国立国伊始便遵从周公“尊尊尚恩”的方针，在用人政策上，十分讲究血缘宗法关系上的亲疏贵贱，优先任用亲者、贵者，建立起一整套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统治系统，在官员任用上保存了“世卿世禄”制，侯、卿、大夫、士，层层封立，公族几乎控制了鲁国全部的政权官位，从而形成了姬姓贵族时代掌权，异性之人遭到排斥的局面。

这与齐国任人唯贤、崇尚功业、重用有实绩的人明显不同，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用人路线，并由此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

强调“尊尊亲亲”在早期虽能保持政权的稳定，但随着“礼崩乐坏”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它又成为“祸起萧墙”、国力日削的根源。

曹刿在国难当头之际，毛遂自荐，帮助鲁庄公出谋画策，夺取了齐鲁长勺之战的重大胜利。

建功立业在先，已经显示出曹刿忠君爱国的德与才，可是，曹刿在鲁国却始终未得到重用，这和管仲形成了鲜明对照。

2.祭天祀祖祭祀来源于原始时期的宗教信仰，这些原始信仰包括对自然、图腾以及祖先的崇拜，但祭祀又与原始的宗教信仰不同。

殷商时期，祭祀已与战争同等重要，丧失“师祀”与丧失“天命”无异。

周朝代殷以后，祭祀与战争更是“国之大事”。

祭祀的目的是为了祈求福祐、答报神恩或者驱邪避恶，但有时并不追究神明的存在与否，只是关注祭祀这种形式，维系现世秩序才是祭祀的终极目的。

鲁与周王室在祭祀对象上基本一致，都要祭祀天地、社稷、祖宗，日月星辰、名山大川，这些祭祀对象都有“功烈”于民，具有某种“善”的品质。

3.崇德重民“德”是一定时代衡量人们行为规范的标准。

在周礼中，“德”占有了重要位置，在鲁人心目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

西周春秋时期，崇德是社会的共识。

由于崇德，鲁国出现了不少的以坚持周礼为前提的道德典范。

从实质上说，重德的目的在于使国治邦安，而邦国的安定又仰赖于人民的稳定，因而“保民’、“宁民”便被常常提起。

虽然鲁国也讲以刑“威民”，但更看重以德“训民”和在位“恤民”。

国无患，民无难，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则太平。

即使遇有凶险，只要建立德行，以德待民，就能得到人民的救援，凶险亦可安全度过。

鲁国不少人大倡“重民”之论，这与西周特别是春秋以来“重民轻神”、“重民轻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已初步了解到迷信鬼神无用，唯有得到“民”的支持，才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

4.崇礼明礼周代的礼乐制度，包罗了礼、法、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等等，内容十分广泛。

礼在周代所谓“制度在礼，文为在礼”即指此而言。

周礼中的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的，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

邹鲁之地民众民风纯朴，为人厚道，讲究情义，由于聚族而居，彼此熟悉，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差序格局下的礼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主要是基于对规矩、情义和习惯的依赖。

这一社会背景为儒家尚仁崇礼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土壤。

鲁国对周代礼乐的完整保存与实施，是因鲁人对于礼乐功能有明确的认识，认识到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酮”的功能，“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故而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知礼、习礼、好礼、学礼蔚然成风。

礼乐大师孔子一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要求弟子们“立于礼”，做一个“文之以礼乐”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一切均以礼为准绳，由礼为之“制中”，即“礼乎礼”。

鲁秉周礼，把周礼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工具，对维护鲁国的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在西周时期乃至春秋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有“周礼尽在鲁矣”的美誉，即使当周朝礼乐出现了崩坏局面时，鲁国仍以知礼而闻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