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这首诗是1991年吕正操上将奉邓颖超之意与张学良晤谈，劝张将军回到祖国大陆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贡献时,张学良赠给吕正操的。
诗篇中在含蓄的表明了自己仍被蒋家看守不便来大陆之外，还表明了他几十年来也未曾改变的爱国之情。
1901年6月3日张学良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家庭，父亲张作霖最初是以保民为业。
不久后就凭借自己的雄才从一个奉天前路统领开始了他的发迹之路并最终成为雄踞一方的封建军阀。
由于少年时代为所欲为的生活环境，那时候的张学良是个典型的公子哥，生活腐化而安逸。
关于那段日子，张学良曾写道：“常言道：少时娇生惯养，终不成大器。
然于我孩提时代，深受父亲宠爱，确如千金之子，娇惯任性。
”当时如张学良这样的富家公子还有很多，他们大多在父辈的庇佑下成长而终生碌碌无为。
据张学良的著文，自己的醒悟乃“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
在一次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中，张伯苓提出了“中国不亡有我”的观点，使青年张学良明白了中国的希望不在于任何一个党派，不在于任何一个官吏，而在于每一个中国人发愤图强、努力救国的道理。
这次演讲像一次警钟，也像是一颗爱国主义的种子深深扎进了青年张学良的心田。
被父亲当成将门虎子培养的张学良十八岁考入东三省讲武堂进行学习，一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时被授予炮兵少校衔，二十出头时，已经指挥千军万马南征西讨。
六年后官拜“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平起平坐。
可以说，张学良在军界的发展很是顺利一路扶摇直上。
虽然这与其父执辈的鼎力相助不无关系，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父亲张作霖同样应该庆幸自己有这样的好儿子。
在军队中张学良不仅是张作霖的儿子更是其下属，是他的智囊、左膀右臂、得力干将。
若不是张学良能随着时代前进，有着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改革意识，使得奉系内部在“行伍”的老路子行不通时能自我进化。
老帅百年后，奉系军阀能不能维持张家天下尚得一说，割据一方更是空谈了。
张学良出身在陈腐老化的奉系军阀内部，所以他思想上的进步就十分难得。
更为难得的是，张学良还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进取心。
这些特质当他还在讲武堂学习时就被担任教官的郭松龄相中。
郭松龄认为改变东北甚至于中国的现状依靠如张作霖这样的旧式军阀是绝对不行的，一切的希望都应该寄托在年轻且朝气蓬勃的少帅身上。
就因为看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可能，郭松龄便全心讲授各科军事课程，使得张学良的将帅气质早露端倪。
感受到了郭松龄关爱与忠心，张学良在拥有实权后同样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给予郭松龄最大的重视与信任。
在张郭二人的蜜月期间，张学良在军队中宣布：“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这样的命令使得张学良的部队俨然有了两个统帅，这也为郭松龄日后的叛变提供了实质条件。
要说张郭二人到底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用张作霖的话说便是：“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去睡之外，吃一个水果，你都要给他一块。
”张作霖本人对郭松龄并不喜欢，觉得郭松龄太过激进总是撺掇着他的小六子干不顺其心意的事情。
相应的，郭松龄对老帅也是越发的不满，自己随着张学良东征西讨是个有功之人，张作霖非但不赏还处处打压。
终于郭松龄被第二次直奉大战后老帅攻打国民军的密令激怒，决定发动兵谏逼老帅下野推张学良上台做新的东北王。
由于军中郭松龄的命令形同张学良，所以一时间就连郭军内部也认为赶张作霖下台是张学良和郭松龄共同的意思。
为了避免不忠不孝的骂名张学良和亦师亦友的郭松龄站在了对立面上，最终郭松龄兵败被老帅枪决后暴尸三天。
郭松龄事件虽然已经平息，但对张学良心理上的刺激却至深至极。
对于郭松龄反对内战、倡导和平，为东三省兴旺发达而奋斗的决心，张学良是同情并且理解的。
但是郭松龄起兵反奉，要他大义灭亲，他是不会苟同也决不会去做的。
郭松龄事件之后，张学良并没有过多的去责备他，而是深深罪己。
因为郭松龄要叛变的苗头很早就有，张学良在这件事情上过于自负、犹豫，认为自己可以控制郭松龄使其改变心意，但是结果却是相反。
郭军倒戈，乡里蒙难，士兵受害，这是张学良万万不想看到的。
理解了张学良的心痛，便也可以理解1929年张学良果断处决意欲叛乱的杨宇霆和常荫槐了。
说张学良难能可贵，是因为他不会为了自身的得失而抛弃爱国节操。
皇姑屯惨案后，张作霖一命呜呼，站在风口浪尖的张学良在外有日俄帝国窥伺，内有守旧派阻挠的情势下幡然易帜。
须知，这次易帜不是逼不得已的穷寇投奔，完完全全是为了民族大义、祖国统一。
易帜的行动若是老帅还活着是断然不能完成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脑子里没有民族主义的老帅无法理解全国统一的重要性，其二当时日本想请他们父子俩当皇帝，顽固如老帅是断然不会肯把自己亲手打下来的江山拱手让人的。
张学良就是这样凭借着年轻人的血性，在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的道路上助了一把力。
不抵抗将军，很难想象这个定语与千古功臣一样指的是同一个人物。
1931年9月18日，日军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慌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
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袭击。
由于接到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不抵抗”的指示，东北边防军军事厅厅长荣臻和旅长王以哲分别为士兵们下达了“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和“对日军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任。
”的荒唐命令。
接到命令的士兵不能还手只能任日本兵肆意屠杀。
我们不禁要问，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张学良还是那个曾经幡然易帜的民族英雄吗？他的爱国血性又哪里去了呢？对于这件事，历史上的说法是“不抵抗”是蒋介石的意思，张学良充其量只是出于愚忠而执行了这个命令而已。
但是张学良在回忆录中明确的说：“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在张学良看来，他会下那个命令是因为对情势的判断失误，他认为日本的这次行动应该只是零星的挑衅，只需要遵循往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好。
他觉得日本是断然不敢大肆侵犯的，因为这样对日本也很不利。
可是张学良并没有考虑到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对这样一群密谋了很久的匪徒来说还会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张学良说：“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
要是我知道日本会这么干，我会和他们拼命的。
”但是没有如果，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发生了，东三省就是这样丢了。
从1931年至今，张学良为了他的这次重大过错备受国人指责。
但他始终否认自己是不抵抗的，他说：“国人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也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
可是你要是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
”我愿意相信如张学良所解释的那是他一次判断上的失误。
因为顾其一生爱国是仍他生命中的主要色调，况且其父张作霖是为日本所炸，无论是出于国仇还是家恨张学良都没有理由对日本人手软。
但是，在情报的缺乏的情况下，张学良仅凭经验就独断地发出了不抵抗命令，我觉得还是值得批评的。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最后一记杀手锏，它不仅扭转了中国历史更使世界历史改变了轨道。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就是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自从军伊始就反对内战，如第一二次直奉大战都是为他所厌恶的。
所以在北伐之后，张学良才会不考虑个人利益选择易帜归顺中央。
张学良说：“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
”在他看来，蒋介石就是这样的有大略的人，然而现实却让张学良失望。
在他声泪俱下的苦谏之后，蒋介石仍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
又一次，张学良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牺牲，第一次他牺牲的是自己的身家背景，这一次张学良准备牺牲自己的荣辱性命。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
为了避免学生的无辜伤亡，张学良拦在游行的队伍前极力劝说学生们先回去。
学生们高呼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北去！”的口号深深地触及了张学良的内心。
停止内战、报国仇家恨何尝不是他的愿望。
于是张学良请学生们相信他，并对学生承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
这个实际的行动相信不只是当天请愿的学生看到了，因为那便是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达到了张学良所期待看到的“全国统一，一致对外。
”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西安事变未尝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对此我深表赞同。
西安事变对共产党的好处自不必说，对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来说，如果他还是枉顾民意一味剿共，那么即使不是西安事变，人民的力量也会赶他下台，到时候那就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不顾众人的劝阻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并且从此之后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我深以此为不智。
然而，张学良则坦然的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准备死的，冒犯长官应该受到惩罚。
“我向来对对蒋介石毫无怨言，大丈夫做事敢作敢当。
”对于这件西安事变张学良对他的女儿这样说。
一等人忠臣孝子，张公的气魄我倒也是佩服的紧。
只是可惜这位中国的“哈姆雷特”因这半个世纪的幽禁，长期被剥夺了在政治舞台上自由表演的权力，从一位叱咤风云的少帅活脱脱的成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基督徒。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损失。
抗日战争期间，张学良多次上书蒋介石要求上战场都未能如愿。
终生未能上战场击退杀他父亲夺他家园的日本鬼子倒也成了一件憾事记挂在张学良心间。
孽子孤臣一稚儒。
张学良对于他的父亲来说是孽子，倒不是说他不孝，而是他把老帅打下来的江山拱手相让。
对于蒋介石来说张学良是孤臣，认准了蒋介石是自己的长官就是绝对的忠心不二，毫无怨言。
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张学良是稚儒，胆气之大敢为他人不敢为之事，好像一个不顾一切的愣头青。
张学良一生常自诩不怕死、不贪生、不屈服、不卖国，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