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历史观念的变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不过，这只是就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而言。
如果进一步深究，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还吸收与融合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其他一些因素，它与西方思想史上的其他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就历史观念而言，了解西方古典时代（亦即文艺复兴之前）的历史观念变迁，对我们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是有帮助的。
在西方语言中，“历史”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原义是讲述、叙事，而且还与表达“有知识、博学的人”的词语有词源上的联系。
古希腊人的历史观念与他们对自然的观念一样，具有“循环论”的特点，认为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同众多自然现象一样，都要经历一个出生、成长、衰亡与再生的过程。
其中，古希腊人尤其关注的是政治社会——具体到古希腊世界来说就是城邦——所采用的政治组织形式发生的变化，也就是所谓政体的变化。
在这方面，著名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政体循环论”，认为一个城邦的政体通常都会在由一个人进行统治、由少数人进行统治和由多数人进行统治这几种形式之间演变，并不存在某一种政体形式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最佳政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腊人的历史观念中，并不包含我们今天在谈到“历史”时通常会想到的“历史发展”或者“进步”观念。
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总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而非普遍化的原则与知识。
通过回忆与反思城邦所经历的这些特定事件，古希腊人所看重的并非从中推断或预知将来会发生哪些特定事件，而是要得到关于伦理原则的普遍化知识。
在这一点上，古希腊的历史与古希腊哲学可谓有着共同的旨趣。
与古希腊的历史观念相比，古犹太文明所发展出来的历史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
在古代以色列人看来，所谓历史就是以色列民族从被神创造开始，被神选中并得到暗中指引，在人世间一步步实现业已为他们设定的神意的过程。
在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观念中，神是历史的原创者、设定者与最高权威，历史不再是人们自足的活动，也不是人与诸神互动的结果；历史有了一个“终点-目的（end）”，而不再是自然循环的。
这被称为线性历史观。
根据先知摩西向以色列人传达的神意，这个“终点”或者说“目的”就是回到神给予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
于是，“迦南地”就变成了以色列历史观念中的一个符号。
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这个符号所指示的具体目标不断经历着变化，但这些不同目标背后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含意，那就是要实现神向他们启示的真理，或者说，要生活在神的真理之中。
这是他们的幸福之所系；也就是说，对以色列人来说，神意、真理与得福是一致的。
重要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观念尽管是以自身作为神的被选民族这一点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的，但他们的历史观念同时也具有普遍化的世界历史的含意。
这是因为，神的真理尽管只向以色列这个被选民族揭示，但对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也是同样有效的——神的真理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真理，也是所有人的真理。
因此，尽管只有以色列人能够按照神意所启示的那样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过上幸福的生活，但“迦南地”在以色列人看来同时也是其他民族过上在真理中的生活的希望所在——虽然这些民族不可能象以色列人那样将真理的生活与有福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是神对以色列这个被选民族的特殊恩典。
基督教承接了以色列的这种历史观，并在两个方面作了改动：一是将被选民族由以色列扩大成所有民族，不分血缘、文化，蒙受恩典的唯一条件只是信仰；二是对作为以色列人历史观之终点的“迦南地”观念进行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将其转变为与耶稣基督的救赎行动相关的一系列前景希望，也就是所谓末世盼望。
在基督教传播的最初时期，信徒的末世盼望表现为真诚地盼望耶稣再次降临人间，但这种希望却一再地破灭。
这在基督教徒中间引起不小的精神困惑。
使徒保罗在这个时候通过他的著述重新解释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行动，不再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基督的再临，不再将其视为可在现世出现的一个事件，不再将其作为末世盼望所指向的对象，而是将信徒在精神上对神的信奉与遵从，也就是基督教信仰本身，解释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行动。
于是，信徒因信而称义，因信而得福。
基督教徒的共同体，也就是教会，是由对上帝的爱联结起来的，并且试图以共同信仰为基础，将所有人融入一个普世帝国。
教会被认为是神在人世间的代表，于是，信徒在教会中的生活也就令他们切实地得到救赎。
在这种神学观念的作用下，此世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不再具有以往那么突出的意义，此世的历史在加入末世盼望的因素之后，本身就不再具有其“目的”。
对此世的轻视与对超越性的末世的盼望，这构成基督教历史观念的基调。
基督教的普世主张帶来了普遍的世界历史这一观念。
在西方，那些前基督教社会虽然可能也知道其他民族的存在，但他们关注的却只是本民族自身的历史，他们眼中的“世界”实际上仅限于他们自身的生活区域，而生活在这个区域之外、与他们有着不同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其他民族则被认为是以某种方式低于本民族，从属于本民族，本民族的历史就是世界历史。
而在基督教看来，各个民族的人只要信神，便是平等的；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所谓世界历史则是由神意所设定的一条先定路线，从创世之初，经过人们所处的当下，通向末世审判与末世救赎。
因此，重要的不是某个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具有什么样的优势，而是这个民族在这条世界历史的序列中处于什么位置。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观的集中阐释者。
他的学说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基石，既被罗马大公教会奉为正统学说，又由于对路德和加尔文的影响而对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基督新教产生深刻影响。
奥古斯丁将由上帝创造、指引和控制着的人类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从亚当到诺亚，到亚伯拉罕，到大卫王，到以色列人被掳往巴比伦，到耶稣基督出现，以及自那以后到当今。
这六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人的婴儿、幼儿、少年、青年、成年和老年期。
也就是说，当今的人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衰老中的世界。
这个阶段将终结于，同时也是历史将终结于未来某个时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之时。
这个时刻何时到来是不确定的，可能就在明天，也可能会在千年以后甚至更遥远。
在奥古斯丁之前，曾有不少神学家明确地指出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刻，但当这些时刻到来时，基督并没有象人们预想中、盼望中的那样再次降临人间。
一再的“失约”在基督教徒中间造成不小的困惑，甚至于动摇信仰。
奥古斯丁正是有鉴于此，才将历史的这个终结点存而不论，将其托付于不可预知的神意。
当今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趋向衰老的世界上，人在此世的生活，从根本上讲并无内在的意义，而只是等待最后的那个得救时刻的到来。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在此世的生活就可以为所欲为；相反，正如使徒保罗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无法确实知道基督何时再临、世界历史何时终结、神的真理何时复兴于世上，但信徒在教会中的生活却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了救赎。
奥古斯丁有这样的表述：基督教徒所盼望的千年王国就是基督在当前教会中的统治，这将一直持续到末日审判到来之时，持续到永恒王国在彼岸世界的到来。
由奥古斯丁所明确阐述的基督教历史观是一种典型的线性发展的历史观，这种模式的历史观念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历史观念。
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具有强烈的超越色彩，人在此世的社会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人在教会中的精神生活的附属品。
在西方中世纪，这种对此世生活的贬低和对来世得救的盼望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然而，在中世纪后期，世俗化进程悄然出现，这在历史观念上表现为世俗因素所占的份量日益加重。
公元12世纪末，当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约1130/35-1201/02年）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运用到历史领域时，他在思想史上第一次突破了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历史观。
根据约阿希姆的学说，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三位一体中的三个部分。
世界历史的第一阶段是圣父的时代，随着基督的出现开始了圣子的时代，随后是圣灵的时代。
这三个阶段在精神境界上依次遞进，使人从最初的蛮荒状态逐步进入最终的完美状态。
根据约阿希姆的计算，第二个时代将结束于公元1260年，随后就将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历史的终结与完美阶段。
在这个阶段，每个人的精神修养都达到完美的境界，教会将不再存在，因为每个人都具有那种为达到完美生活所需的天赋异禀（the charismatic gifts），从而不再需要由教会这个中介性的机构来管制和约束人的行为。
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完美阶段将会出现一个由精神上高度完善的人所组成的没有外在约束机构的共同体。
在奥古斯丁那里，此世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状态，而且此世的生活与此世的历史也不具有任何内在的意义，一切希望所指向的都只是在彼岸王国才能实现的救赎。
而根据约阿希姆的历史观，此世的历史因为那个第三阶段、同时也是完美阶段的存在而变得有意义。
在西方的古典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以上四种历史观念。
这些观念又可以分作两大类，一是古希腊的历史循环论，二是发端于古犹太文明、在基督教传统中得到延续和演变的线性历史观。
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与西方古典时代的这些历史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主题范围，在此只能简要提及几点，作为结语。
首先，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也属于一种线性历史观，认为人类必将经历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的发展过程，这跟古犹太-基督教的历史观更为接近，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而与古希腊的历史循环论有重大差别。
其次，马克思主义也坚持一种普遍历史观念，认为社会发展规律是有普遍性的，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民族或文化。
在此规律支配下，尽管世界各国在社会发展的起点和进程中具有千差万别的特性，但却必将通往一个共同的美好目标，亦即共产主义的实现。
最后，十分明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念中彻底排除了各种超自然的、神性的因素，实现了彻底的世俗化、现实化，这构成了它与西方古典时代各种历史观念的重大区别。
参考文献[1] 卡尔·洛维特（德），《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2] 埃里克·沃格林（德），《政治观念史稿》卷一《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埃里克·沃格林（德），《政治观念史稿》卷二《中世纪（至阿奎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列奥·施特劳斯（德），《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