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帝遗忘了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中国网 时间： 2009-04-17周有光，原名周耀平，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倡导者，当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旗帜性人物，曾被称为“周百科”与“汉语拼音之父”。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1949年，周有光在建国前夜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做教授。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是一种国语运动，而是很多种方言。
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当时国语重要，方言不重要。
我也不反对方言要写成文字，但主要力量要放在国语上面。
这是一点。
还有许多方案，要有共通性，不能相互有矛盾。
诸如此类，陈望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对我提的意见非常感兴趣。
他说你这些东西跟他们想法不一样，很好，你把它收集起来，出一本小书。
我就根据他的意见，在1952年出了一本小书《中国拼音文字研究》，那本书也是很幼稚的，是关于拉丁化的一些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
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
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
”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
”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周有光教夫人使用中文打字机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
”“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
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有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
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
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0”！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
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
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这种政治迫害而自杀。
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
否则，我的历史可能重写。
”至今想起来，他既庆幸，又后怕。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
”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
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
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
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
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下面还有小委员会。
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我也是委员。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
“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
这些工作是黎锦熙先生搞的，他是比赵元任更早的一批。
到了赵元任，是第二代了，他们制订国语罗马字，就不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
赵元任和我是老乡，比我大，高了几级，最初都没有交往。
后来我到美国工作，赵元任正好在那儿读书。
我常去看他，两家交往多了，我们就开始讨论语文问题，我就请教他。
”周有光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
“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
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
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
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
“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
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最终成为汉语拼音的背后“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后来又拿到1000份左右方案，然后又拿到1000多份方案，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
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
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
我今天回想：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
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
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
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20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
周有光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嘛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
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
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
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举例“j、q、x”的制定来说明仅这三个字母就费了很大周折。
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三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
“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
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
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
”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
后来“j、q、x”才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
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
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
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
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
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
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
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
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
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是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约，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
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远郊区的国务院“五七”干校。
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不愿让头脑闲置的周有光灵机一动，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
“期间，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
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他说，在干校时期最大的收获是“要能够适应不好的环境。
你不要着急，不要失望，遇到任何坏事情，你要稳定，要安定，同时要保留积极的思想，不要消极”。
当年，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
一次，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
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1979年4月，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办的文献技术会议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
劳动之余，他还凭借当时多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
周有光没有想到，在30多年后，也就是2004年12月，他应中国现代文学馆作有关“比较文字学”讲座时，仅带提纲，讲稿全在肚里的他讲课一小时，却现场答疑一个半小时，期间不乏幽默的精彩回答博得听众阵阵掌声，会后人们争着求签名，排起了一条“追星”长龙。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
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定，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
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
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