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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菊与刀《菊与刀》书评三则思 2006-09-02 20:58:37 阅读318 评论2 字号:大中小订阅想象的异邦近年来,中日关系受到国人强烈的关注,民间索赔、钓鱼岛事件、京沪高铁事件直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都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反应。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在我们眼中不过是不值一提的蕞尔小国,主张和日本媾和的李鸿章在一片虚骄的气氛中被指责为胆怯。

李何人也,淮军创始人,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如何会惧怕战争,当是时也,日本已经不是明治维新前的落后岛国,大清重臣中惟有李鸿章一人明白这一点。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一败涂地,中日关系自此彻底被改写。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一直都是华夏民族须臾不敢忘怀的邻居。

100年过去了,日本从二战的失败中重新崛起,并且开始谋求恢复二战之前的大国地位。

近年来的中日关系冲突,其根源正是在于此。

这一点和甲午前夕是相似地。

那时,日本还未曾享受过大国的待遇,希望借中日一战奠定地位。

一句话,高悬海外的日本,永远不能停止成为大国、强国的追求。

30年代,戴季陶感慨日本对中国了解的细致,说我们被日本人“解剖了一遍又一遍”。

当时,日本每年出版的有关中国的研究都以上百种计。

至今学术界还有这么一种说法:实地研究中国最细致的文献都是日本人做的。

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的中国作战地图之精良令人叹为观止,都是对中国研究的成果。

相反,和百年前相比,我们对日本有多少了解,几十年来,没有一本关于日本研究有影响的著作问世。

坊间流传的关于日本人的故事,多为荒诞不经,明显不实,却照样被信以为真。

国人大脑中的日本,说到底,仍然和百年前一样,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异邦”。

对日本的了解如此,如何能应对中日之间的关系, 相比之下,美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就比我们深入多了,《菊与刀》就是一个佐证。

1944年,二战快要结束,日本败局已定。

为了制定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大政方针,华盛顿委托本尼迪克特对日本进行研究。

这本研究报告经过增添以后,于1946年公开出版,引起日本各界强烈震动和关注。

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之时,美国正要占领日本,准备给日本人以最后一击。

在二次大战中,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海军、空军遭受了从来没有过的重创,美国人对此感到奇耻大辱。

即将占领日本之时,美国人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理性,而没有被一种复仇的心理所压倒。

《菊与刀》始终坚持了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而没有常见的对敌国的辱骂和偏见,连日本人对此也佩服不已。

这种理性背后是美国人历来坚持的实用主义态度:要对付日本,必须要了解日本。

作为一项政策研究,《菊与刀》写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政府控制日本提供咨询。

反观中国,如何应对日本人正在进行的谋求大国地位的一系列行动,第一项要做的工作,只怕就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研究日本和日本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无论何种立场,都是知为先。

作为一本研究日本的著作,《菊与刀》的确不愧为“了解日本民族的最佳读本”。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

“菊与刀”的组合,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

本尼迪克特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她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

换言之,日本人的耻辱感是来自他人的评价,而西方人的耻辱感来自内心深处超越性的善恶观念。

《菊与刀》对美国对日政策起到了重要影响,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成功也证明了《菊与刀》对日本人所做研究的成功。

日本人对《菊与刀》评价很高,甚至将它成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此书至今影响甚巨。

目前,日本早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争取政治大国之地位是避免不了的,日本的全面崛起必然改变亚洲乃至世界的格局。

作为恩怨情仇、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崛起不能不要求中国慎重地应对。

百年前,我们没有正确应对,百年后呢,日本不应该还是“想象的异邦”。

每一个理性的民族主义者,都应该拿起“解剖刀”把日本也放在手术台上“解剖”一万遍,惟其如此才能应对日本的崛起。

从《菊与刀》中读什么,不管日本人是否关心中国人,可以肯定一点,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居的一举一动,我们可谓“察其言,观其行”,甚至瞬息都难以忘怀。

最近,三个版本(华文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和九州出版社)的《菊与刀》几乎同时出版,就是这种关注的一个佐证。

要知道,《菊与刀》是学术作品,而非通俗作品。

在中国的出版史上,这样“撞车”的例子估计难以找到第二个例子。

在这三个版本之前,商务版的《菊与刀》一直就是常销书。

这样一来,《菊与刀》在中国至少就有4个不同出版社的版本,并且,这4个版本都是不同的译者。

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本《菊与刀》在今年拨动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的同一根神经。

《菊与刀》到底写了些什么,一句话,它写的是一个美国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

该书的作者是鲁斯?本尼迪克特是个女学者,有女性天生的细腻和敏感;同时,又是个受过专门训练人类学家,有着理性的态度和深刻的思想穿透力。

《菊与刀》是她扛鼎之作之一,体现了其细腻与深刻完美结合的独特视角、思想和文风。

1944年,二战快要结束,日本败局已定。

为了制定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大政方针,华盛顿委托本尼迪克特对日本进行研究。

这本研究报告经过增添以后,于1946年公开出版,引起日本各界强烈震动和关注,被日本人称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和了解日本人的最佳读物。

可见,《菊与刀》对日本的刻画和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近年来,中日关系受到国人强烈的关注,钓鱼岛事件、京沪高铁事件以及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都在国内引起激烈的讨论。

在热烈的争论之后,平心静气地看看一个美国人如何看待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或许不是没有启发的。

《菊与刀》材料详实,写得深入浅出,很容易读懂。

作为一个中国人,读过《菊与刀》肯定会有一些想法。

无论赞成和反对,都会受到书中的某一段甚至某句话的触动,引发很多其内容之外的很多思考。

我个人对和此书有关的三个问题格外感兴趣。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菊与刀》“出版热”本身的。

《菊与刀》之所以“热版”,肯定是因为它很可能会“热销”。

它很可能“热销”,说明相当一部分人对日本人的看法正逐渐从纯粹激情式处理问题方式中冷静下来,愿意花上一些时间看看别人对日本的看法,更全面、更深入地思考日本和日本人。

无论看完《菊与刀》会作何感想,可以肯定一点,我们会更了解日本一些。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异。

中国人一般认为,日本的文化都是从中国照搬过去,日本人不过是中国人的学生。

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异又是很明显的。

为什么会这样,日本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做过了那些改造,本尼迪克特对这个问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比如她说日本人抛弃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而更强调“忠”、“孝”,很有见地。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美国人对待日本人态度。

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之时,美国正要占领日本,准备给日本人以最后一击。

在二次大战中,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海军、空军遭受了从来没有过的重创,美国人对此感到奇耻大辱。

在美国即将占领日本之时,美国人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理性,而没有被一种复仇的心理所压倒。

不仅华盛顿让本尼迪克特去深入研究日本以制定对日政策,就从《菊与刀》本身就可以看出来美国人这种理性的精神,它始终坚持了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而没有常见的对敌国的辱骂和偏见。

这一点,连日本人也佩服不已。

关注日本的中国人都应该读读《菊与刀》。

更重要的是,阅读之余,我们应该有所思考,不仅要思考一下日本人,还要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和美国人有这么大的差异,也许还可以想想:要是让本尼迪克特写本关于中国人的书,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菊与刀:“像已死者一样生活”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到,当年侵华战争中,日本把中国人看成“弟弟”,日本人以为什么事对“弟弟”有益,必须要由“哥哥”来决定,这种有益的安排就是他们输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此种“兄弟逻辑”在中国传统中也是存在的,但是,讲其用于国家间的关系乃至世界秩序上,恐怕是日本人的“创新”。

近日,有“日本现代诗人旗手”之称的谷川俊太郎说,中国是像日本兄长一样的国度。

虽然,兄弟之位调了个个,骨子里面的东西还是一样:强力决定秩序。

都说日本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谷川俊太郎也这么说。

本尼迪克特却指出,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差之大也,最核心的表现就在对“仁”的态度上。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孔子看来,人者,仁也。

“仁”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立身之根本。

相反,在日本人那里,“仁”被贬低地一文不值。

日本人讲忠孝,没有“仁”,这种忠孝就没有一个超越的本体来制约,最终只能是愚忠和愚孝。

日本人也似乎深受佛教的影响,境内寺庙、神社遍立。

本尼迪克特又指出,日本人的伦理和乔答摩的教导大相径庭,禁欲对于他们完全不是问题。

日本的禅宗要求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日本的AV世界闻名,也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渎工具,他们丝毫不认为自渎是恶事。

就连禅宗此等空灵的心性磨砺,在日本也成为了达到功利目的的锻炼手段。

禅宗讲究“平常心”和“无我”,本是指向一种豁达和宽容,日本人追求“平常心”和“无我”是为了获胜,即通过“无我”之状态达到“心即是刀”的最高境界。

一句话,日本人就是日本人。

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是。

和美国人比较起来,日本人给我们带来的惊讶丝毫也不会少。

日本人不是我们的兄弟,不是说我们不能亲密,而是说我们之间不需要安排什么等级秩序。

日本人是日本人,中国人是中国人,大家做好自己的事情。

和中国文化比较起来,日本文化是一种“死亡文化”。

中国人重生轻死,不语怪力乱神。

中国古人讲,不知生,焉知死。

日本人反过来,他们崇信:不知死,焉知生。

死亡状态是日本人的最高追求,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日本人修身的最高“无我”境界的哲学基础就是“像已死者一样生活”。

通过这种死亡体验,日本人将所有的心智都集中在目标上,忘却自我,“像死人一样去战斗”。

想想《失乐园》、《感观世界》、《最后的武士》,想想“剖腹”、“忍者”,没有那个民族对死亡像日本人一样如此痴迷。

死亡,在日本文化中被赋予了一种至高的美学幻想。

只有在死亡中,爱情、道义、责任、忠诚……才成为其所是,才达到最后的完美。

既然是已死之人,当然什么事情都能做的出来,什么善恶观念都可以抛弃。

但是,一群“死人”怎么能组成有秩序的活人的社会,日本人发明了一个“耻”。

本尼迪克特说,这个“耻”不同于西方的罪恶,此言精到。

日本人的耻辱于善恶无关,更与原罪无关,而是与所谓的“荣誉”相关。

也就是说,日本人不会因为自己做了恶的事情耻辱,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超越性的善恶观念。

他们的耻辱都是来自他人的评判,只要觉得别人看不起他或者让他受辱,日本人就会杀人或者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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