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23期总第325期前沿Forward Position No．232012Sum No．325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与孔子学说的本质属性高书文(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5;北京物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部，北京101149)［摘要］与西方哲学“理智的形而上学”不同，中国哲学在追求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

孔子之学是中国这一哲学传统的集中体现者。

孔子之学的基本属性则可以界定为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以道德伦理观念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一种“成德”的哲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思想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这一“成德”的哲学具有浓郁的“实践理性”，其成德思想的内容和逻辑进路以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最为概括而精要。

［关键词］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孔子学说；“成德”的哲学［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67（2012）23－0065－03［作者简介］高书文（1969—），男，山东潍坊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在站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部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学。

一美国著名汉学家郝大维（David L.Hall ）和安乐哲（Roger T.Ames ）曾言：由于“哲学”一词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含义，造成在西方哲学界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到目前为止，专业哲学家很少参与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中国哲学的工作。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界一直都‘无视’中国哲学，而且是纯粹意义上的‘无视’，至今仍然如此。

”这是由于“在中国，哲学远非只指对由哲学系统和理论组成的范型与传统的专业性讨论、扩展，”［1］中译本序而是指包含了存在主义的、实践的、坚定的历史主义特质的一种外延更加广泛的哲学，正因为这一原因，“中国哲学”的价值在西方学术界就遭到了否定，基本上被排除在了专业哲学研究的领域之外，这使得“中国哲学”这一说法显得非常尴尬。

例如，黑格尔认为，哲学的起点是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人类超脱了自然阶段而达到思想自由时才产生了哲学。

他认为能称之为“哲学”的只有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

他以自己所划定的哲学领域而对中国哲学多有非义，认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子的学说不属于哲学史的“正史”范围之内。

当然，黑格尔并没有否定中国哲学和孔子哲学的存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一部分《东方哲学》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中国哲学”，并将中国哲学跟印度哲学、希腊哲学并称为古代的三大哲学系统。

但是，黑格尔蔑视东方哲学，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对东方哲学缺乏深知。

他写《哲学史讲演录》本来也是想把“东方哲学”排除在其对哲学史的考察的视野之外的，只是由于“新近有了一些材料”，才对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附带说几句”。

他认为孔子算不上是一个“思辨哲学家”，在他那里只“是一种道德哲学”，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2］120他虽然没有否认孔子的“道德哲学”也是哲学，却断然否定了其哲学价值。

在黑格尔眼里，并非一切思想都是哲学，如宗教、法律、艺术与科学等，虽然跟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每一哲学范畴应该有自己的确定性。

他认为人类思想中，只有“理智的形而上学”，即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这种哲学源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辨哲学。

哲学必须是被称作“理念”的精神的自我展示或自我认识的过程，而这种“理念”或精神自我展示、自我认识的过程又必须借助一个个概念和范畴来进行，所以哲学必须有系统的思想，是一个有思想的系统，否则就是思想而不是哲学。

实际上，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 ），乃是“本体论”和“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意指研究器物形体之上或之后的终极本体的学问。

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是宇宙论和本体论，因而在谈形而上学时既要谈现·56·实世界，也要谈理想世界，既要说现象，又要说本体。

在这一点上中、西哲学应该说是有着共识的。

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研究理路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规定性，否则哲学将不称其为哲学。

然而，中、西哲学在这一共识的框架下却有不同的表达形式。

由于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又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西哲们站在主客二分的立场，对客观事物进行条分缕析；通过理性的逻辑分析的方法，通过明晰的语言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等理论思维形式，建立起完整的知识论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

而以孔子及其儒哲们所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其关注的着眼点在于道德人伦，在于如何处置知性与德性的关系以成就理想人格，其认识活动没有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彻底独立出来，因而更为重视事实与价值、天道与人道相混一的实践形式，故先哲们在表达形式上惯于用“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3］11，使“论证往往是不很详尽的，形式上的体系往往不具备”。

同时，尽管在“形式上的系统”方面存在着缺失，但有“实质上的系统”［4］39－43，“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

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5］14作为研究中国哲学领域“可超而不可越”的一代宗师，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的内容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它的方法是理论思维。

它的作用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

”［4］31此论简洁、中的。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中阐释中国哲学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

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

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底。

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

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6］853在《新原人》里提出四境界说，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用现代话语表现了中国精神。

而孔子之说，恰恰是对当时社会及其人类精神的理论反思，其以人伦道德为主体、以成德成圣为旨归的道德学说，在追求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境界以成就理想人格。

其哲学意义当不可否认，是一种“教化”意义的哲学。

尽管黑格尔在评价孔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和偏见令人难以容忍，但是他对于孔子思想的特质———“道德哲学”的判定以及对其思想的逻辑体系的责难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尽管这种判定不够到位，这一责难难以服人。

因而，研究孔子的思想特质即其学说的基本属性：“成德”的学说、“成德”思想的体系构成，以及该体系中主要概念、范畴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就是十分必要、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了。

二孔子思想博大精深，素称“孔学”。

“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已有2500年以上的积累，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2500年以上的演进，孔子开其新统。

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7］前言。

对于孔子，如现代我们将其定位为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对古人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

古人对孔子的定位是圣人、“至圣先师”，其历史地位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其道德人格是“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孔子是生民未有的圣人，其德与天地齐同，与日月同辉；其道泽被万世，古今不二。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十分注重德化人生，重视主体的自我超越。

其哲学以人学为主旨，其实质是一种道德哲学，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人学体系，是对人的意义及其价值的追求。

正如梁启超所云：“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

”［8］131而崔大华先生亦言：“儒学的宗旨、内容是在召唤着人的一种伦理性道德觉醒和道德实践，陶冶出一种伦理性的道德人格。

换言之，是一种伦理性道德观念构成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质或特色。

”［9］803对于孔子之学的基本属性，以及儒学思想特质的考察自古有之，如，庄子后学们以否定的口吻道：“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序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

”刘歆在《七略》中总结道：“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褒贬虽然不一，对其归纳则是到位服人的。

而近人学者由于观察的角度和认识的不同，致使见仁见智：或谓“教化的哲学”（李景林），“伦理本位主义”（梁漱溟），或谓“道德理想主义”、“道德形上学”（牟宗三）或谓“儒学就是人学”（冯友兰），或谓“实践理性”（李泽厚），或谓“人文主义”（蒙培元），或谓“道德人文主义”（吴光），或谓“道德伦理学说”（崔大华），或谓“政治哲学”（周桂钿），“仁和之学”、“东方式的伦理型的人学”（牟钟鉴）等。

参照诸位儒学前辈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吴光先生的“道德人文主义”、崔大华先生的“道德伦理学说”和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理性”，孔子之学的基本属性则可以界定为：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以道德伦理观念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哲学，即实践的道德哲学，简言之，是一种“成德”的哲学。

而李师景林先生以“教化的哲学”概括之颇为恰当。

实际上，孔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而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以成德作为思想的旨归。

而孔子思想中的成德、成圣并不是一般的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修养，“一般所谓道德、伦理学，讲的是一种狭义的道德，称作规范伦理学。

从这个角度看，儒家的成德成圣，可以称作是一种‘超道德’。

因为孔孟所谓‘德’‘仁’‘圣’的成就，不局限于一种狭义的规范道德，而是要达到一种‘一天人、合内外’的超越境界。

”［10］35而牟宗三先生将孔子的这一思想解释为“践仁以知天”：“只需努力践仁，人便可遥契天道。

”［11］32·66·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孔子被视作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学说具有“集大成”的性质。

而所谓“集大成”，其要义在于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

首先，从文化渊源上来看，周人的道德观念、传统的宗法文明、鲁国的礼乐文化氛围是孔子成德思想形成的源头，而“集先圣之大道”即在此意义上而言之；第二点，也是主要的一点在于“成己之圣德”，这是孔学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其思想学说是用“成德”这一理念贯通起来的。

而其成德思想的立足点在于性与天道的自觉：天道具有至善性，其下贯而为人性。

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其先天的道德本性：“仁德”。

所谓“成德”就在于成就理想人格，成就人所本具有的道德本性。

故孔子倡“下学而上达”，通过“践仁以知天”而达道、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