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港台电影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香港电影人物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有些论文还被多次转载。
现将这些研究论文贴上，第一次贴的是对香港五六十年代的著名制片人邵逸夫和陆运涛的研究文章，以后会陆续推出朱石麟、李翰祥、徐克、杜琪峰、吴思远、关文清等人的研究论文，供朋友们批评指正。
五六十年代竞争格局中的香港国语电影工业——兼论邵逸夫与陆运涛之间的竞争（原文发表于2006年第4期《当代电影》杂志）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香港经济开始转型，主导工业由港口贸易转变为制造业，香港也逐渐发展为工业化都市。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批有着南洋资金背景的大型电影制片企业开始登陆香港，使香港电影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特别是1958年成立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兄弟”），更是以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企业理念和经营模式引领着香港电影工业的发展。
之后，香港电影的工业模式逐渐成熟，电影创作也不再拘泥于对旧上海电影的延续，开始建立本土电影的文化品格，香港电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为抓住这一良好的机遇，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各个制片企业特别是国语片公司之间展开了严酷的竞争，其中“邵氏兄弟”和1956年在港成立的另一以生产国语片为主的大型制片企业——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之间的竞争尤为突出，成为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工业“变奏”中的“主旋”，也建构了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工业新的格局。
五、六十年代香港国语电影工业的格局在“邵氏兄弟”、“电懋”未登陆香港之前，香港国语片公司有着较为明显的政治对峙格局。
其中分别改组于1950年和1953年的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和凤凰影业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被视为左派公司；而张善琨主理的新华影业公司、1953年成立的具有美国资金背景的亚洲影业公司以及面临着巨大财政危机的永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永华”）等被视为右派公司；“邵氏兄弟”的前身——邵村人主理的邵氏父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父子”）等则代表着执行商业路线、且在意识形态上非左非右的中间势力。
50年代前半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左、右派别电影公司的影片中颇为明显。
直到5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左右对峙由盛而衰，以商业电影为代表的中间力量不断扩大，香港电影中的政治色彩逐渐被商业的需求冲淡。
制作者努力在娱乐、教化和政治之间寻求平衡。
“长城”、“凤凰”等左派公司，无论是出于统战目的或是业务拓展，都要迎合海外侨胞的需求，摄制出更多重娱乐、重类型而非宣扬教条主义的影片。
而新马资金支持的“电懋”和“邵氏兄弟”登录香港后，更是大刀阔斧地进行电影产业的革新，大量生产商业片。
在他们的影片中，那种对道德、伦理的维护，讲究“影以载道”的传统在他们的影片中已不再是主导要素，多样化的商业类型、跌宕起伏的故事、细腻感人的人物、相对考究的电影叙事语言、流畅简明的节奏成为这些影片的共同特色。
50年代中期之后的香港影坛，商业片逐渐取代了政治片，成为香港电影工业的主流。
在香港商业电影逐渐繁盛之际，其国语片市场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
首先内地国语片市场已经消失，除了部分有进步倾向的国语片外，其他大量港产国语片都被拒之门外。
其次，香港本土市场和传统的南洋市场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在新、马两地，国语片又要与流行的荷里活电影、各种方言片（粤语、潮语、厦门语）、以至配上国语的外语片（例如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竞争。
另一方面，香港的电影档期又遭粤语片和大受中产阶级欢迎的荷里活制作垄断。
[1]”；再者，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政权，在文化政策方面鼓吹文化民族主义，推行电影本土计划。
愈加恶劣的文化和商业氛围，使得香港电影在东南亚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市场资源变得越来越有限，对所有国语片制片公司而言，不管是福音或是灾难，面临商业竞争成为无法逃避的实事。
国语片公司一方面加大竞争力度，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继续寻求本土和南洋地区之外的其他市场，而台湾从这时起便进入了香港国语片制片家们的视野。
台湾是一个香港电影以前未曾开发的市场。
在日占时期，日本对台湾实行文化强制，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电影不可能插足。
光复后，其官方语言由日语改为国语，后国民党政权又南移此地，台湾市场从一个日片的殖民市场，变为国语电影的主要消费市场。
而且台湾的电影工业发展缓慢，50年代初仅有少量台语片，国语片制作尚未形成气候。
台湾市场无疑给正欲寻觅出路的香港国语片一个良好的机遇。
最早看准这一时机者为右派影人张善琨，他离开“长城”后立即赴台考察，并认识到开发台湾市场才是发展香港国语片的长久大计。
“电懋”和“邵氏兄弟”成立后，两大电影企业的当家人陆运涛和邵逸夫都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台湾市场，为更快、更多地占据台湾这一海外华语片最为庞大的市场，两大公司积极在台布置发行网，特别是在制片方面，他们积极迎合国民党政府，和台湾电影界进行大规模合作，赢得了台湾方面的首肯而渐渐呈现出一种“右转”的趋势。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语片公司都能寄希望于台湾市场。
由于政治的原因，“长城”、“凤凰”等国语片公司不可能去开发台湾市场。
他们一方面拍摄进步电影，最大限度地争取内地市场；另一方面力图改变那种旧上海电影的制片策略，将着眼点转向香港本土和南洋市场。
他们适应香港观众观赏趣味的变化，从5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品表现香港社会和与南洋华侨有关的电影，在形式上开始创作以城市轻喜剧为主的各种类型电影，如《禁婚记》（1951）、《娘惹》（1952）、《一板之隔》（1952）、《三恋》（1956）、《情窦初开》（1958）、《小月亮》（1959）等，以满足本土及南洋地区不同观众群的需求。
至60年代中期之前，“长城”等左派公司在竞争中逐步发展，和“电懋”、“邵氏兄弟”成为鼎足而三的大型国语片公司。
但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这一轮的残酷竞技中，“邵氏兄弟”似乎并未和“长城”等左派公司有过激烈的“搏杀”，而是和同时“右转”的“电懋”拼得你死我活，这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现象。
究其原因，首先是“邵氏兄弟”和“长城”等左派制片公司终极目的的差异。
邵逸夫本来和三哥邵仁枚在新加坡主理邵氏院线的发行业务，当其发行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香港负责制片的“邵氏父子”却仍停留于小本经营的旧“天一”理念上，日益萎缩，制片节目量远不能满足新马地区院线的需求，其发行业务严重受阻。
于是邵逸夫北上香港，自组现代化大型电影企业，大规模摄制影片，希望通过对制片与发行重整形成“垂直整合”的现代化电影企业经营模式来挽救其发行院线的危机。
因此“邵氏兄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邵氏电影业的更大发展，是促使邵氏电影业早日起飞，以跟得上国际电影工业的发展步伐，是一种在商言商的纯商业目的。
“邵氏兄弟”的“右转”亦并非意识形态目的的使然，而是为了开拓广阔的台湾市场，这种行为是一种为商业而政治的市场行为。
而对“长城”等左派公司来说，其终极目的似乎是统战的需要。
香港著名粤语影人卢敦在回忆中曾谈及另一粤语左派公司——新联影业公司成立的缘由及资金运作背景：“‘新联’是国家直接投资的。
解放后，中国被全世界帝国包围，惟一缺口就是香港，所以要在香港搞电影，用这个渠道将要说的话说出来。
新联的创业作《败家仔》（1952），及之后的《夜夜念奴娇》（1956）等都是掩饰来的，不能太左。
最初全是中国官方资本，负责领导的是周总理（即周恩来）……当年有个口号：‘背靠祖国，面向海外’，祖国遭封锁，只有我们能面向海外。
”[2]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涵盖了当时国语片左派公司的最终目的：统战是首要的，而赚到多少钱是次要的，其他的商业手段最终从属于这一目的。
似乎可以说“长城”等左派公司的一切商业运作是一种为政治而商业的运作，与“邵氏兄弟”为商业而政治的行为截然相反。
既然双方的终极目标如此南辕北辙，那么互相之间很少会有利益的冲突，也就没有了那种你死我活的“拼杀”。
其次，“邵氏兄弟”在南洋具有庞大的院线，而“长城”等左派公司在南洋并未有与之竞争的院线，双方在这一地区构不成利害冲突。
此外，为了满足其院线所需节目量，“邵氏兄弟”还购买了大量左派公司的影片，双方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
第三，“长城”等左派公司不可能染指到台湾市场，在此方面对“邵氏兄弟”也构不成威胁。
因此，在激烈竞争的氛围中，“邵氏兄弟”并没有也不可能和“长城”等左派公司区形成“搏杀”的局面。
而“电懋”却与“邵氏兄弟”有着极为相似的境遇，同样以扩大家族的电影业为最终目的；同样在南洋地区也拥有着庞大的电影发行院线，同样致力于台湾市场的开发，力图在台湾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些因素都使得双方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两者必将成为市场上的劲敌，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激烈竞争。
邵氏院线Vs国泰院线：攻城掠地Vs现代化攻略五六十年代“邵氏兄弟”和“电懋”的竞争，表面上看是香港两大国语片公司之间的商业竞争，而实际上确是“两大”的当家人邵逸夫和陆运涛斗智的延续。
因为从40年代起，邵逸夫和陆运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就开始了院线竞争的第一轮拼杀。
两人的出身、性格、学历背景及经历均不相同，但却先后经营起了庞大的电影生意，各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营风格。
商业对峙的背后，更是两人的个性与商管理念的较量。
邵逸夫出身于中国传统的商业世家，从小接受的是以儒家伦理观为主的传统教育，经受了中国传统观念的浸透。
他身上传承了邵氏家族务实、灵活、节俭、稳健、勤奋等传统经商理念，他在经营中始终保持在商言商，不唱高调的特色，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
邵逸夫和邵仁枚于20年代就远赴新加坡，为“天一”公司组建南洋地区的发行网络。
邵氏兄弟经过艰苦打拼在南洋站稳了脚跟，在1927年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发行院线。
之后，面对“明星”等6家公司组成六合公司在南洋地区的商业围剿，邵氏兄弟以新马为突破口，采用自带设备和胶片在各地巡回露天放映等办法，突破了“六合”的封锁。
这些举措充分显示了邵逸夫即灵活务实又艰苦勤奋的经营思路，在以后的经营中，邵氏兄弟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采取以量取胜的策略，进一步扩大发行网络。
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在新马地区大量购置影院，扩充规模。
1931年邵氏兄弟公司在南洋地区直营或间接经营的戏院就达139家。
[3] 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初，邵氏兄弟在南洋华侨富商黄文达等人的资助下，以先租后买的形式购入新世界、大世界游乐场，一跃成为娱乐业大亨。
南洋地区的娱乐业院线稳固之后，邵氏兄弟从1937年起经常收购新马之外的其他南洋地区戏院，或与大型院线签约上映邵氏发行影片，扩充了邵氏在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泰国的发行势力。
尽管邵氏院线的许多影院毁于后来的战火之中，但战后邵氏兄弟立即开始了院线的重建，重整设备与发行人员，并于1945年11月恢复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