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前期英国的地方自治形态早在七个世纪之前，中英两国就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政治发展趋向：前者是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进一步迈进，后者则是一步步走向君主立宪。

就英国而言，其所以能在世界上首先确立起宪政，成为“宪政之乡”，与专制道路分道扬镳，不仅源于议会的强大，更取决于地方自治基石的深厚。

早在中世纪前期，英国的地方统治就不同于封建时代中国式的“官治”，呈现出一定的自治特性。

本文拟对这一自治特性及自治形态予以初步探讨。

一、郡政府的“官民合治”中世纪前期，英国的行政区划大致可分为郡——百户区——村镇三级。

整个国家分为三十余郡，郡下设若干百户区，百户区又下辖一些村镇。

这一三级体制形成于诺曼征服前，沿用至都铎王朝止。

城市兴起后，也演化成一级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单位。

就总体而言，当时的各级地方政府并不完全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官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自治体，具有某些自治特性。

这一自治特性在各级地方政府中均有反映，其中尤以郡政府最为典型。

郡政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上承国王和中央政府，下系各百户区政府乃至城市政府，是地方统治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国王治郡，可借助差往各郡的巡回法官，也可通过财务署、大法官厅等中央机构，但最主要的工具还是委任的几十名郡长。

由于郡长是当时国王委任的最主要的地方官，因此，郡政府的运作最能集中反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程度。

郡长通常只掌一郡，有时则兼管两郡，(帕尔默：《中世纪英国的郡法庭》(R.C.Palmer,The County Court of Medieval England)，普林斯顿1982年版，第29页。

)直接代理国王处理各种郡内事务。

在司法领域，郡长负责召集并主持郡法庭，审理郡内诉讼，另外还须每年两次到所辖百户区主持法庭，这就是所谓的“郡长的巡回审判”。

(梅特兰《英国宪法史》(F.W.Maitlan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剑桥1909年版，第46页。

)在财政领域，郡长负责征收郡内与王室有关的各种收益，诸如王室领地的收入、各种司法收益、盾牌钱、协助金等，并每年两次上缴财务署。

在军事与治安领域，郡长负责征集军队，并把郡内有义务服役的居民登记造册，定期检查，以确保人员供给；要及时向国王封臣传达各种军事命令；还要维持好地方防务和地方治安。

郡长的治郡方式不是单枪匹马、事必躬亲，他颇类似中国古代的县令，将大批事务交付手下胥吏处理。

胥吏或由郡长任命，或由郡长雇佣，大多安排在郡长身边，余则遣往郡内各地，彼此职责有别，权限不一。

其中，副郡长职权最大，可替代郡长主持郡法庭与百户区法庭，地位显赫。

同他一道与郡长共事的有几位文书，他们分别处理某一专门事务，如保管与上交国王的令状、协助征税与理财等。

郡长身边的办事员中还有一名巡回官，其职责是处理其他各种事务。

差遣到郡内各地的胥吏主要有代理官和副代理官，均负责办理郡内某一地区的事务。

(帕尔默：《中世纪英国的郡法庭》，第40-54页。

)胥吏对郡内事务的参与处理，有力配合了郡长对郡的管辖。

但对郡长而言，最主要的统治方式是利用郡原有的统治机构，与郡内领主等阶层协商合作，一起治郡。

郡内原有的统治机构称作郡法庭，是由过去的民众大会演变而来。

起初，它还带有浓厚的集会议事性质，但到诺曼征服前夕，就已变成少数人出席的法庭，且以司法和行政职能为主。

郡法庭属非常设性的地方政府机构，亨利一世前一直恪守古代的习惯，一年召开两次，但之后却频频召集，直到1217年才又确立起大约每月召开一次的新作法，并一直为日后所遵循。

郡法庭在大多数郡都有一个固定的召开场所，但在肯特、苏塞克斯等郡，却先后在几个地点召开过。

大约从13世纪初开始，郡法庭就通常在室内举行。

郡长沿用了郡法庭的原有运作方式，与出庭人员集体裁决郡内事务。

郡长一般都在开庭前发出召集令。

应召出席郡法庭的有主教、伯爵、总管、百户区成员、村长、高级市政官、市民、代理人等。

(道格拉斯编：《英国历史文献集》(D.C.Dougla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2卷，伦敦1953年版，第492页。

)但高级教士和领主往往从国王那里取得豁免令状，摆脱了亲自出席的义务，改由他们的总管或管家代理出席，而一般自由农也通常由管家们前去代理诉讼。

(斯塔布斯：《英国宪政史》(W.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第2卷，牛津1926年版，第214页。

)大量事例都印证了这一点。

例如在1227年，韦斯特摩兰郡的威廉男爵同郡长达成如下协议：如果威廉不亲自出席郡法庭，可由总管或管家前去代理他本人及领地上其他人的诉讼。

(帕尔默：《中世纪英国的郡法庭》，第114页。

)在代理诉讼广为应用的情况下，实际出席郡法庭的人员极为有限，通常不过三五十人，且多数就是总管与管家。

约克郡的出庭情况是这样，林肯、沃里克等郡也基本如此。

(帕尔默：《中世纪英国的郡法庭》，第124-129页。

)郡长利用管家等地方阶层来一起治郡，与同期中国地方官借用士绅共同统治地方非常相似，但中国的地方官是让士绅在“官府”之外发挥作用的，而英国的郡长则让地方阶层直接参与到地方政府中来，与民合治。

地方阶层参与郡法庭，并不只代表个人出席。

出庭的总管或管家既是领主本人的代理，又是庄园内自由农的诉讼代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整个领主庄园的代表。

主要由这些代表组成的郡法庭，自然带有一定的地方代表机构性质。

当领主或总管不能出席郡法庭时，村镇的村长、牧师和四名村民有责任去代理诉讼。

(道格拉斯编：《英国历史文献集》第2卷，第492页。

) 1135年，贝德福郡的克莱菲尔德就派四名自由农去代理诉讼。

(帕尔默：《中世纪英国的郡法庭》，第79页。

)而每当遇到疑难案件时，郡长往往召集骑士跟总管一起判决。

如累斯特郡的骑士就曾于1284年被召来为一长期争议的案件作证。

(帕尔默：《中世纪英国的郡法庭》，第128页。

)这些村民代表及骑士阶层的出庭，使郡法庭具有更广泛的地方代表性。

但只有由巡回法官主持时，郡法庭的地方代表机构性质才最充分地体现出来。

巡回法官开庭时，通常已在郡法庭上取得司法豁免权的特权领地、大庄园也要派人出庭，与一般百户区没有什么两样；就连已取得司法豁免权的城市也要派12名代表出席；甚至连王室领地内的佃农都不能摆脱出庭义务。

此时的代表制被组织得更加完备，除各庄园由总管、管家代表外，各村镇要派村长与四名村民代表，各城市派12名市民代表出庭。

这一作法在亨利三世的令状中有详细记载。

(斯塔布斯：《英国宪政史》第1卷，第651页。

)可见，在很大程度上，郡法庭就是一个代表机构，是整个郡的体现。

这一点在语言中也有反映，当时的郡与郡法庭实际是一个词，即‘comtatus’。

(帕尔默：《中世纪英国的郡法庭》，第296页。

)郡法庭不仅带有地方代表机构的特性，还具有地方自治机构的性质，能代表地方行使一定的自治权。

在司法审判中，郡长作为主持者，享有一定的支配权。

郡长有权暂时改变郡法庭的召开时间与地点、决定诉讼的顺序、宣布审理结果；有权制止阻挠诉讼的行为，维持郡法庭的秧序；还能够对辩护律师施加一定的控制，或阻止他履行职责，或把他暂时逐出法庭。

(帕尔默：《中世纪英国的郡法庭》，第32-34页。

)但是，任何判决必须由出庭者集体作出方能生效。

如果出庭者不与郡长合作，郡法庭的司法活动将无法进行。

13世纪时，林肯郡的部分出庭人员曾集体抗议，拒绝履行审判人的职责，迫使郡长屈服，关闭了郡法庭。

(弗里德、米勒编：《英国议会的历史研究》(E.B.Fryde & ler eds.,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第1卷，剑桥1970年版，第273页。

) 在政治领域，郡法庭有权选举验尸官，负责保存国王诉讼、鉴定死者死因。

有时，郡法庭还能选举郡长。

康沃尔郡曾用金钱赎买的方式征得约翰王同意，该郡可以自选郡长；(斯塔布斯：《英国宪政史》第2卷，第224-225页。

)兰开斯特郡、萨默塞特郡以及诺茨郡与德比郡这一“孪生郡”，也都曾用赎买或请愿的方式获得选举郡长的权利。

(乔利夫：《中世纪英国宪政史》(J.E.A.Jolliffe,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伦敦1937年版，第307页。

)从13世纪中期开始，郡法庭又获得了一项新的权力，即选举骑士代表出席议会。

在税收方面，郡法庭能通过选出的骑士代表分配和征收税款。

1220年的土地税、1225年的1/15财产税、1232年的1/40财产税、1237年的1/30财产税，都是由骑士代表负责征集的。

(亚当斯：《英国宪政史》(G.B.Adams,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纽约1921年版，第176页。

)在有些情况下，郡法庭甚至可以拒绝征税。

1220年，约克郡郡长杰弗里·德·尼维尔在郡法庭上宣读完征税令状后，遭到管家们的一致反对，理由在于，国王在征税前并未征求他们领主的意见，以致领主们对此税款毫无所知，而他们在没有请示各自领主之前，不敢擅自同意征税。

他们认为，国王对约克郡应同对南部各郡一样，征税时须事先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征得郡内领主们的同意。

鉴于管家们的抗税要求，郡长被迫作出让步，宣布该问题留待下届郡法庭裁决。

(斯塔布斯：《英国宪政史》第2卷，第223-224页。

)此举虽属个别现象，但已集中表明，郡法庭不只是郡长代表中央政府管辖郡的机构，也是郡代表地方共同体实施自治的机构；它在将郡长的权力下伸到郡内各阶层的同时，也对郡长的权力构成了一种制约；其统治不是中国式的“官治”，而是独具一格的“官民合治”或“半官治半自治”(陶松云在《中世纪英国二元政体结构初探》一文中曾有过“半自治”的提法，参见《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第114页。

)二、特权领主的“民官自治”“官民合治”只是英国当时自治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郡内部分领主在私人领地上实施的类似郡政府的“民官自治”。

尽管就总体而言，英国中世纪前期的领地统治不同于唐朝之藩镇和民国初年的军阀，基本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管辖，成为割据一方的的独立诸侯；也相异于同期西欧国家的“封建割据”政府，一度完全取代了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实体。

但对于英国中世纪前期的领地统治而言，确有一部分已不再隶属于郡的管辖，并实施着类似于郡政府的统治。

早在诺曼征服以前，就有个别领主攫取了百户长的权力，把百户区的公共法庭变为领主的私人法庭。

之后，领主们继续取代百户长，将百户区法庭一批批地沦为私人法庭。

据估计，威尔特郡在1066年仅有6个私人百户区，到1275年就达到27个，(哈定：《中世纪英国的诸法庭》(A.Harding, The law Courts of Medieval England)，伦敦1973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