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费孝通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内容提要: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
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工业化新模式,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 “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经济圈(带) 模式,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
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咨询价值。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小城镇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费孝通教授的一项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关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
从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费孝通教授经常深入基层, “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追踪中国城乡改革开放与建设的实践,总结与概括各地富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他提出的新工业化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带) 发展模式概念及其论述,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实际工作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孝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经常深入基层实地考察,从沿海到边区频繁进行长时间、大跨度的系统调查。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当我翻开费老当年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一本本论著,内心充满了敬意与怀念。
现特撰此文,希望理清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轮廓,作为对先生永久的纪念。
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
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
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
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
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 “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
”(注1)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
他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
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
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
”(注2)20 世纪80 年代初,费孝通教授通过对苏南等地的调查,发现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
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
”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社会主义模式里还有“小鱼帮大鱼”的一面,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
(注3)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
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注4)1981 年,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
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
(注5)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以苏南发展乡镇工业为例,指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意义。
他说:“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
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
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
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
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
(注6)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
为什么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 费孝通教授指出:“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
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注7)在苏南地区,村与乡镇领导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的热情很高,因而对于乡镇企业的基层行政推动力十分强大。
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反映了苏南农村工业发展的实际与历史背景。
苏南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当然也有它的不成熟性,例如,出现了分散化的现象。
说“村村办厂,队队冒烟”,有些夸张,但相当多的乡镇企业没有集中到城镇确是实情,造成了产业升级困难、要素聚集规模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
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以前,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
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
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
(注8)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20世纪90 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
当年农村社区集体企业,如今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有些成为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企业。
费孝通教授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
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
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
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
苏南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了一些有特色的乡镇工业,从而以这些特色工业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了常熟招商城、吴江盛泽丝绸市场等一级批发市场。
费孝通教授把社会系统思想引入了乡镇企业研究。
他指出,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
企业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
不论在实践中观察还是在理论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
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是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指出,苏南农村经济与上海市联系较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联系次之。
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苏南地区乡镇工业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
费孝通教授在新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核心是“志在富民”。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他在江村调查时就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看法。
1957 年,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
因此,他建议恢复发展农村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
20 世纪80 年代,他又指出:“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来。
”(注9)他指出,富则安,安则稳。
富民思想是费孝通经济发展理论的中轴,他在江苏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从未离开这个中轴。
小城镇发展模式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这是费孝通教授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他曾说:“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
”(注10)20 世纪30 年代,费孝通教授调查的村子是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他称之为“江村”。
江村调查是他已有的基础。
“江村”如何改变比较落后的面貌? 从内部来看,应是发展工业;从外部来看,应是发展小城镇。
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
”(注11)1982 年初,费孝通教授四访江村。
以后,他将研究视野由村转向镇,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他指出:“当年,有些地区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
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
”(注12)1983 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
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
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
“离土不离乡”与“离乡不背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形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离土又离乡”与“离乡又背井”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宋林飞,1998) 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
费孝通教授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认为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蓄水库”作用,费孝通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
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
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