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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的失业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的失业问题一般而言,失业是市场经济的衍生物,一定比例的失业率和合理的失业结构是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表现。

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失业情况比较严重,失业率开始向国际警戒线靠近,失业结构失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失业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

一、失业的经济学分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失业者包括那些未被雇佣而正在主动寻找工作,或正在等待重返工作岗位的人。

确切地说,一个人失业是指他目前没有工作,而且(1)在最近4周里,他作了具体努力去寻找工作;(2)从一个工作岗位被解雇正在等待被重新雇用;或者(3)已找好工作,正等待下个月去报到。

失业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的重点话题,对大量失业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是处理失业加剧的关键。

1、传统的失业理论经济学家将失业归纳为三类:摩擦性的、结构性的和周期性的。

摩擦性失业被认为是一种自愿的失业,因为人们在各地区之间、各种工作职位之间不停地变动,或正在跨越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

结构性失业的原因是劳动力的供需不匹配,如果对一种劳动的需求上升,而对另一种劳动的需求下降,但劳动的供给又未能及时做出调整时,这种不匹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常见的是部门的兴衰所引起的职业间或地区间的结构失衡。

周期性失业出现在对劳动整体需求比较低的时候,如总支出和产出下降时,失业在所有领域都明显上升。

古典的失业理论主要源于“萨伊定律”,否认大规模失业的存在,即使存在也是“摩擦的”和“自愿的”失业。

但“大萧条”彻底动摇了上述信条。

凯恩斯做出重大修正,指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及流动偏好规律这“三大心理法则”常常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且货币工资向下刚性,因此失业是常态。

这意味着除了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之外,客观上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

由于其变动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关,在经济萧条时上升,而在经济繁荣时下降,因此也称为周期性失业。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使这一理论陷入困境。

作为对缺陷的弥补,后来的经济学家们针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提出通过人力政策来解决结构性失业,如对劳动力的再培训、发展职业介绍、帮助劳动力转移等;弗里德曼引入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卢卡斯将理性预期引入失业理论等。

2、现代失业理论(1)新凯恩斯主义在原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非出清信条的基础上,用工资粘性代替了工资刚性的概念,认为工资还是可以调整的,只是十分缓慢。

还引入了两个假设:经济人最大化原则,即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理性预期假设。

新凯恩斯主义的典型理论有:效率工资理论、隐含合同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

关键假设为:工人的努力程度是厂商所支付的实际工资的单调增函数。

只要劳动力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厂商就可以自由实施其最优政策,效率工资将高于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从而出现非自愿失业。

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则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认为雇主不可能对工人进行完全的监督,需要提供一个较高的工资来激发工人的努力水平。

效率工资论解释了实际工资的粘性和高工资、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

隐含合同论。

雇员是风险回避者,而厂商是风险中性者。

双方在确定工资时达成默契:实际工资保持相对稳定不随经济周期波动,将风险由工人工资转移到厂商利润,作为代价,工人要接受低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

由于调整货币工资成本较高,则工资不能随需求变动迅速调整而出现粘性。

内部人——外部人理论。

已经就业的工人为“内部人”,失业者为“外部人”。

他们拥有不同的就业机会,内部人在工资决定上有着较强的谈判能力,具有就业优势。

厂商用外部人替换内部人需花费调整成本,包括强制性解雇和诉讼成本,搜寻劳动市场、议定就业条件、考核和选择成本、培训成本等。

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厂商宁愿雇佣内部人。

内部人可以利用已经就业的优势和在岗位上“边干边学”所积累的技能和知识,实施“内部人控制”,提出一个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产生非自愿失业。

考虑到工会,则非自愿失业还可能加剧。

(2)职业搜寻和匹配理论。

假设:工人和工作都是异质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充分,必须不断地进行搜寻和匹配;搜寻和匹配的目标越多,劳动力和厂商越有可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搜寻和匹配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交通费用、信息费用等。

工人在寻找工作时常常面临:当搜寻收益不能弥补边际成本时,将停止寻找,此时摩擦性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搜寻和匹配来实现预期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失业和空岗并存;若搜寻期望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工人宁愿选择等待,此时的摩擦性失业则可能是一种自愿性失业。

二、我国的失业现状198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供给高峰,同时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形成了大量的失业。

主要体现在:1、下岗失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以约每年好几百万的速度增加。

同时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如下表1所示。

这个失业率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口,即城镇中的过剩劳动力。

实际上还存在着隐性失业人口,如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实际的失业率更高。

表1:各年份的失业率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 200220032004失业率2.3% 2.5% 2.8% 2.9%3% 3.1% 3.1% 3.2% 3.1% 3.6% 4.0% 4.3% 4.2%注:表中数据取自刘国光所著《200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2004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2、大量的新增劳动力。

每年新增劳动力大约1000万,据人口学家田雪原预测,我国未来劳动人口会一直增长到2020年之后,才会有所减缓。

到2020年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9.4亿。

3、农村的“隐性”失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庞大,中国农村有5亿劳动力,富余劳动力常年规模在1.5亿以上。

以每年平均约500万人的速度增加向城镇转移就业。

4、大学毕业生的“失业”。

我国高校从1997年开始自主择业,从1999年开始扩招,当年招生约160万,随后几年招生220万、268万、320万、335万、400万,每年有三、四百万的就业压力。

且由于有些专业和社会脱节,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三、我国的失业大部分为凯恩斯主义的“非自愿失业”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失业,绝大部分不是“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说的“非自愿失业”,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由两部分构成: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

前者因为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小于劳动力总量,需要通过长时期大规模地投资来建造就业岗位来解决,是一个长期问题;后者是因为需求不足,要求采取必要的需求政策,是经济周期波动中所出现的暂时现象。

因此我国在就业问题上存在的主要矛盾是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的矛盾。

具体来说,结构性失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这是劳动力供求总量不协调的总量性失业。

人口众多,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严重失衡,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远超过需求,这是基本的原因。

此外是农村“隐性”失业问题:农村存在大量劳动力,地多人少的矛盾很突出,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的土地在急剧减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即“失业”。

大量的农民涌向城镇又加剧了城镇的失业。

2、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1)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结构性失业。

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传统产业部门逐步出现供给过剩的收缩状态,而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扩大,彼消此长,加大了传统产业中工人失业数量。

由于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使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其技术结构、地区结构和性别结构,从而出现“失业”与“空位”并存,这种现象在短期内难以克服。

(2)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小,经济与就业没有同步增长上个世纪80年代是经济增长的高就业阶段,就业弹性系数较高,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0.6,究其原因,主要是采取了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

进入90年代,经济仍然保持高增长,但就业弹性系数急剧下降。

1990~1996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已下降到0.107,随后逐渐下降,是因为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下降,资本、技术等投入要素及制度性要素的贡献率提高。

随着经济体系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换代,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更低的趋势。

此外,我国的失业也可以部分地由职业搜寻和匹配理论来解释。

如现在日趋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大学毕业生们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发挥才能的空间,在各地区之间、各种工作职位之间不停地变动,因此形成摩擦性失业。

且高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有一定的差距,增加了搜寻和匹配的成本。

另一个方面,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不完善也会导致摩擦性失业。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起步比较晚,劳动力中介市场的发展是非常不完善的,这就大大增加了就业的成本,延长了失业的周期。

总之,我国目前出现的失业问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周期性失业,再加上前提假设的限制(如市场经济不发达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西方失业模型和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

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基于本国的现实情况,考虑如何全方位治理失业,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中国就业问题置于经济增长、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借鉴西方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找出治理失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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