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设计）
论文题目合同诈骗罪探究及对策建议
学生郝晓敏
指导教师曹洋
专业法学
层次专升本
批次 122
学号 w130234122075
学习中心崇礼电大
工作单位崇礼县检察院
2015 年 1 月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制
摘要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从犯罪构成的角度看，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包括公私财物所有权、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制度，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直接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合同诈骗罪与一般性质的合同欺诈行为、诈骗罪及其他类似的诈骗犯罪之间都存在着严格的界限。
关键词：非法占有合同欺诈合同诈骗防范对策
目录
1.前言 (3)
2.合同诈骗罪的含义及其性质 (3)
2.1合同诈骗罪的含义 (3)
2.2合同诈骗罪的性质 (3)
3.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4)
3.1合同诈骗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4)
3.2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 (4)
3.3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且必须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4)
3.4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 (5)
4.合同诈骗罪的成因 (5)
4.1信用体系不健全 (5)
4.2企业法律风险意识淡薄、经营素质不高 (5)
4.3社会监督乏力、犯罪成本低廉 (5)
5.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6)
5.1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6)
5.2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6)
6.合同诈骗罪的处罚 (7)
7.合同诈骗罪的治理对策 (8)
7.1建立市场信用体系，完善制度建设，提高商业道德 (8)
7.2加强企业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市场主体缔约能力 (8)
7.3注重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加强监管 (8)
7.4宣扬社会正气，打击制裁违法行为，提高刑罚严厉性和及时
性 (9)
结论 (9)
参考文献 (10)
一、前言
在一九九七年刑法修改以前，是不存在“合同诈骗罪”这一独立罪名的，合同诈骗行为被作为普通诈骗行为规定在诈骗罪中，一九九七年刑法修改后，合同诈骗以及许多金融诈骗从普通诈骗罪中被分离出来，发展为独立的罪名。
二、合同诈骗罪的含义及其性质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１、在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能力、或明知没有有效担保的情况下，采取虚构主体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的方式与对方签订合同的。
２、隐瞒真相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或者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作担保的。
3、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货物、预付款或者保证金定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后逃匿的。
4、通过签订合同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将上述款物挥霍浪费，致使无法返还的。
５、在没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６、合同签订后，无正当理由中止履行合同，不退还所收定金、保证金、预付款等的。
７、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８、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诈骗行为，且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的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行为人实施了以上诈骗行为的，只能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了诈骗，要判定其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还要看诈骗数额是否达到了追诉标准中的“数额较大”。
综上可知，合同诈骗罪是一项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且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1]
（二）合同诈骗罪的性质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违反国家市场经济管理法规，干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工作，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违法犯罪活动，其所侵犯的客体是对方当事人对财物的所有
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及正常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犯罪对象的角度看，合同诈骗罪所直接作用的是，合同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同时还严重影响公平竞争、协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及国家对经济合同的正常管理制度，我国刑法将合同诈骗罪，纳入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一节中，充分表明合同诈骗罪是一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性质的经济犯罪。
三、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一）合同诈骗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合同诈骗罪发生在经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其犯罪主体要求行为人必须是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却不以特殊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
对于自然人而言，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对于单位而言，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3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单位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其中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及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但个人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专门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成立以后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均不包括在内。机关和团体则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同时单位犯合同诈骗罪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或指使；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基本归单位所有。
（二）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合同诈骗直接使对方当事人财产减少，侵害其财产所有权，同时，极大地妨害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合同诈骗是行为人以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欺诈的方法，隐瞒事实真像，骗取对方财物，直接破坏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制度，严重打乱了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它侵犯的对象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２］可见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
（三）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且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３］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具体来说，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骗取他人的财物，但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不限于自己占有，还包括第三人占有。对于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而是因为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非法占有”的本质在于占有的非法性，即占有财产的手段是非法的诈骗，关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即行为人为什么要签订合同骗取他人财产，属于犯罪的动机问题，其行为的“目的”仍然是希望或追求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因而，“非法占有”的目的，既包括行为人为本人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也包括为单位或第三人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产生的时间既可以产生于是行为人签订合同之前，也可以产生于合同履行的过程中。
（四）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
合同诈骗罪在危害行为方面的表现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主要规定了以下五种法定表现形式，(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诈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合同诈骗罪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关键要看行为人是否是在明知自己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故意制造假象，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觉，“自愿”的与行骗人签订合同，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４］合同诈骗罪在危害结果方面的表现为，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即达到了法定的追诉标准。
四、合同诈骗罪的成因
（一）信用体系不健全
我国目前的信用立法还处于完善阶段，信用信息收集不全面，信用管理不到位。在市场中，诚信的缺失，必然导致市场投机交易行为的增加，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准入、主体认证等制度不够完善，使市场主体在不了解对方资信能力、经营状况的情况下交易，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可趁之机，难免合同诈骗犯罪会出现。
（二）企业法律风险意识淡薄、经营素质不高
现代企业经营的行为往往不注重审查对方的资信，风险意识不强，再加之过于急功近利，导致经营者放松内部管理，忽视市场调查，不做交易风险评估，安全防范意识淡薄，因此更容易受到犯罪分子的诈骗。
（三）社会监督乏力、犯罪成本低廉
犯罪分子在骗取对方财物后，由于社会监督不到位，能够轻易转移财产、全身而逃，然后另觅地方伺机作案。合同诈骗犯罪本身具有隐蔽性，难于发现，犯罪分子在骗取巨额财产后，却能轻松逃避法律责任，这种成本、收益比例严重倒挂的现象，直接刺激了行为人铤而走险的犯罪欲
望。
五、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一般经济合同纠纷，是指经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出于某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而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失，因而引起的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争议，而出现的民事纠纷。虽然它和合同诈骗罪都与经济合同有关，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合同诈骗罪是刑事违法行为，它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根本没有履行合同诚意的情况下，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的手段诱骗对方当事人与自己签订、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则是指行为人在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有基本履行合同诚意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属于一般的经济合同纠纷，而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2、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合同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和第54 条规定，如果欺诈行为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则因欺诈行为而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如果欺诈行为损害的是集体利益或第三人的利益则所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或可变更的合同，合同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从本质上说也属于合同欺诈行为，二者在民事法律上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且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实际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则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反之应以一般的合同欺诈处理。值得指出的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而不包括劳务、赠与等合同。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陷于认识错误，从而骗取其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5]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都属于故意犯罪，且都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较大数额的财物的目的，客观上都存在着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使对方当事人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不过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更为复杂多样，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则相对单一，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利用了经济合同的这一特定手段进行诈骗；是否扰乱和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这一法律客体。从逻辑的角度讲，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法学的角度讲，二者属于法条竟合，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既符合合同诈骗罪又符合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应按照合同诈骗罪处理。
2、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6]
保险诈骗罪，是指违反保险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7]
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都属于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它们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主观上都由故意构成，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目的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1）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的区别
第一，它们的客观表现形式不同，票据诈骗罪发生在票据交易活动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法定表现形式：1、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支票、本票而使用；2、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支票、本票而使用；3、冒用他人的汇票、支票、本票；4、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票据骗取钱财；5、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钱财；
6、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银行存单等结算凭证。合同诈骗罪则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当中。
第二、犯罪的客体不同，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票据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同类客体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秩序。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同类客体是国家对市场
两罪属于法规竟合犯，当一行为同时触犯票据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时，应以票据诈骗罪论处，但如果行为人以伪造、变造或作废的票据提供担保的，由于其行为并未损害正常的票据关系，且刑法分则中又有明文规定，因而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2）合同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保险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为：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虽然保险诈骗在客观方面也利用了合同关系，但却仅限于保险合同，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则要广泛的多。在犯罪客体方面保险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则是国家的保险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六、合同诈骗罪的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行为只有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因此如何认定诈骗数额十分关键，在一般的合同诈骗中通常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
骗数额及行骗数额。受骗损失数额是指合同诈骗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受是指骗者因受骗而实际交付给诈骗行为人的财产数额，行骗数额是指诈骗行为人主观上所预计会达到的诈骗的数额，一般为合同标的额。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所说的“数额较大”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到的数额（即实骗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一个参考。在连环诈骗中，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弥补前一次诈骗所造成的亏空，而再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以填补前一次所造成的亏空。关于此种诈骗的“数额”有三种认定方法，一是以其数次诈骗合同标的的累加数额作为诈骗数额，二是以受骗单位或个人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实际遭受的损失（即受骗的损失额）作为诈骗数额，三是以行骗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为自己实际获得的非法所得（即实骗数额）作为诈骗数额。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连环诈骗应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即实骗数额）认定，多次行骗数额，及多次诈骗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犯本罪，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8]
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犯合同诈骗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七、合同诈骗罪治理对策
合同诈骗犯罪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极大损害了交易对方的财产利益，要遏制合同诈骗案件的发生，要有效预防、减少和打击此类犯罪，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武器，采取有力打击措施，坚持打防并重，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
（一）建立市场信用体系，完善制度建设，提高商业道德
信用是市场经济构成的条件，是市场主体进行交易的前提和基础。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都愿意相信对方是诚实守信的主体，在这个基础上，交易才能最终达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其基本目标是促使市场主体显性的追求自身利益，其核心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寻求利与义的平衡，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共赢，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9构建市场诚信体系，对预防合同诈骗犯罪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加强企业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市场主体缔约能力
市场经营者对缔约对方资信状况的充分了解和谨慎态度，是预防合同诈骗的关键。目前大量合同诈骗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经营者怠于资信调查，对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缺乏了解。其实很多案件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前，只要认真研究合同的可行性，并就对方履行的能力及签订合同的资信状况进行充分调查，就完全可以降低受骗风险。
（三）注重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加强监管
现代信用的核心是资本信用。然而，现实中企业虚假出资、注册资金不实、发布虚假信息、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等现象屡屡发生。对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企业登记制度、企业认证制度、企业验证制度等等，认真审查企业相关资料以及将企业信用程度指数并对市场公开，便于市场主体及时相互了解交易对方情况，增强信息透明。工商部门是市场准入的把关者，随着市场准入制度的逐渐宽松，工商部门应对准入后的市场主体加强后续监管，保障企业注册资金充足，防止企业抽逃资金现象，降低合同诈骗发生几率。
（四）宣扬社会正气，打击制裁违法行为，提高刑罚严厉性和及时性
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在及时宣传那些诚信守法的企业，同时要坚决打击违法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从原有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单列罪名，不断加大对合同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公安机关在查办此类案件时，应重视时效性。合同诈骗案发后，往往证据发生变化、灭失的时间很短，如侦查延误，很可能出现难以取证情况，直接影响犯罪打击力度。保证刑法打击的严厉性和及时性，加大犯罪风险成本，能够有效遏制潜在违法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抑制合同诈骗发生。
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合同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重要，要准确的把握合同诈骗犯罪和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区分罪与非罪，以及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类似的犯罪，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之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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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
[8]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页
[9]马克昌，论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01年第1期
律师办理涉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技能与技巧 前言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网等相关案例可知，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高频多发的罪名。由于涉合同诈骗罪的案例层出不穷，且犯罪手段多样化、复杂化、新类型化；加之社会生活处处离不开合同行为，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的一方或双方主体常会自我定义为“被害人”，寻求刑事手段处理，希望“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的区分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存在一定的复杂疑难，缺乏一个权威、清晰的界定标准，这也是合同诈骗罪多发的原因之一。 因此，作为辩护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了防止司法实践中将普通合同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尤其是合同诈骗罪），笔者通过查找各种相关资料，并结合自身十余年的办案经验和全国视野，探究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以供大家办案参考。 目录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 （二）权利义务告知 （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申请取保候审等辩护工作 二、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申请阅卷，制作阅卷笔录 （二）会见当事人，核实证据材料 （三）与当事人沟通辩护方案，初步形成辩护思路 1.无罪和轻罪的辩护思路 2.罪轻的辩护思路 3.量刑情节的辩护思路
三、涉特大合同诈骗罪的审判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一）一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阅卷 2.会见当事人，核实罪名、新增的事实与证据，沟通庭审流程 3.做好庭前准备工作 4.案件结果预测 （二）二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代为提交上诉状、申请开庭审理、收集调取证据等 2.纠正当事人及亲属对二审不开庭的误解 3.准备二审辩护词 正文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biz.doczj.com/doc/4d7373735.html,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陈某私开房产中介，2002年李某与其签订购房合同，由李某委托陈某代为购买位于西安市区某处房产，并向陈某支付了购房款20万元，作为购房资金。但陈某拿到钱后，并未按约定履行自己义务，而把李
某的购房款用于赌博，输得精光。后李某催其还款，但陈某避而不还。 律师分析：本案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6)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何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肖文彬 一、立法渊源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新确定的罪名，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诈骗罪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为诈骗罪所包容，二者属于法条竞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的法条，定合同诈骗罪，这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共识。 二、司法实践 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存在合同的场合就全部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为例，在2001—2010年海淀法院审结的诈骗类案件中，通过二审程序由诈骗罪改判为合同诈骗罪的有5件，由合同诈骗罪改判为诈骗罪的有12件。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分是较为困难的。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曾经在审判实践中作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 犯市场经济秩序的，无论是经济合同还是其他民商事合同，无论是书面合同还 是口头合同，均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符合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构成 要件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对于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 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 三、区别总结 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上述指导意见颇有见地。97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从 诈骗罪中分离出来，规定在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 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之中，其立法本意在于更有力地打击利用合同手段侵害公 私财产，并同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犯罪。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所侵犯 的是双重客体，即在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同时，又侵犯了国家对经济合同的 管理秩序或国家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制度。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 须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合同”，即“合同”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 一种市场交易关系。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市场秩序，规制各种市场交易 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就应定合同诈骗罪。反之，与市场秩序无关的收养、
合同诈骗罪研究 摘要：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形式及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等问题，已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以李兵涉嫌诈骗一案为切入点，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理论来评析李兵案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合理性。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的范围和形式；诈骗罪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李兵，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1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被逮捕。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资雁区检刑诉（2011）1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兵犯诈骗罪，向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年底，被告人李兵在并未承包金洋花园二期工程混凝土劳务工程的情况下，谎称自己在做该工程，与姜海口头达成合伙协议，骗取姜海2.5万元，涉嫌合同诈骗。 二、审判要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该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不当，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兵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五千元。二、对被告人李兵的违法所得69.146万元继续追缴，返还被害人。 三、法律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界定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做法不一。李兵诈骗案中，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认定口头合同诈骗成立合同诈骗罪是否合理呢？依据我国《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口头合同应该包括在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范围和形式之内，本案的定性正确。
（一）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和形式理论简要阐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合同诈骗罪的主要特征是行为人利用合同这一手段骗取财物，因此，明晰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合同的范围和形式是认定该罪的关键。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刑法学界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它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2这一观点强调的市场经济秩序支持了笔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要准确体现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可以尝试以本罪的犯罪客体为标准来确定合同的范围。本罪是复杂客体，其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为主要客体，即该犯罪行为必定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并扰乱了市场秩序。由此可见，不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国家合同、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的行政合同、不会扰乱市场秩序的赠与合同及调整身份关系的民事合同不属于本罪所指的合同。 就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形式问题，主要涉及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是否可以直接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否必须为书面形式？刑法理论界和实务存在着肯定论和否定论。否定论的理由：一，从订立口头合同的当时人双方的心理来看，对彼此人格的一种信任是签订合同的基础，合同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二，从合同的主体来看，单位是不能开口说话来表达意思的，但单位公章或者单位负责人签名是合同主体订立合同时的必要条件，因此，单位没有成为口头合同主体的可能。肯定论认为，“尽管口头合同的客观可见性较低，但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口头合同是合同的形式之一，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之外，既缺乏法律依据，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3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利用口头合同实施犯罪的行为愈演愈烈，如果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无疑是不利于此类罪的犯罪预防和打击犯罪的。 1张明楷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455页。 2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 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00页。 3杨兴培、李翔主编：《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223页。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具体表现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的双方或一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等；而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无论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还是所侵犯的客体及其权利属性都有不同。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合同纠纷中，有时是由民事欺诈引起的，有时合同当事人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由于在标的物的质量、品种、包装、交货时间、地点、运费支出等方面与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经济纠纷。实践中，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笔者认为，此问题虽然难以区分，由于这种区分涉及罪与非罪，故实在有认真研究之必要。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之界定 英美法系国家习惯从“诺言”的角度去解释合同，而大陆法系国家却把合同称为契约。从本质上讲，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合同，它都反映了合同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法学理论界延续了大陆法系的合同观念，称合同为契约，同时，又把合同分为广义的合同及狭义的合同。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行政合同和经济合同等；狭义的合同专指民事合同或者经济合同。那么，作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究竟是广义的合同还是狭义的合同呢？对此，我国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对“合同”范围与形式的解释众说纷纭，影响到某些合同诈骗型犯罪的定性。因而确实有认真探究之必要。 在现行学界流行的观点中，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 1．有学者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1]，这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上得出的结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内容，在上述的两个司法解释中均有“利用经济合同”的提法。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经济合同就成了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2．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应以《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为界限{2}《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本罪所指的“合同”应包括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物权合同，还包括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其他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赠与、委托等单方的、无偿的合同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不属于本罪所指称的“合同”。 3．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包括书面形式的的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协议是可以证明被告人利用的“合同”的证据，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同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也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 4．有学者认为，行政合同亦属于本罪所指之“合同”{4}。他们认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但又产生了传统的合同制度。利用行政合同进行诈骗侵犯了国家对以合同进行经济活动的管理制度及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此种行为虽没有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直接损害，但国家的合法财产权却因此受到侵犯，所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行政机关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我们认为，就本罪所指称的“合同”范围而言，凡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可构成本罪。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现象居于主位，但是，利用劳务合同、
（合同知识）刘其泉王建华合同诈骗罪案
刘其泉、王建华合同诈骗罪案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蚌刑终字第37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其泉，男，1947年9月15日生，汉族，广东省河源市人，初中文化，广东省河源市原海外实业发展XX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法人代表，现住河源市源城区新兴大岭背路7栋6号。2004年2月2日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抓获，同月11日被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原郊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本市第二见守所。 辩护人朱庆华、宫长胜，安徽皖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建华，男，1955年4月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江苏省无锡市文化宫美工，现住无锡市留芳声巷6－10号。2003年5月9日被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南长分局抓获，次日被该局羁押，同年5月14日被蚌埠市公安局原郊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7日被批准逮捕，次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本市第壹见守所。 辩护人范玉夫，安徽永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杨殿芝，安徽皖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 人刘其泉、王建华犯合同诈骗罪壹案，于年月日作出(2004)蚌山刑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其泉、王建华不服，分别提出上诉。蚌山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否定被告人王建华诈骗浙江海宁大明皮业公司钱财的犯罪事实确有错误，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00五年三月十四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蚌埠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崔林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刘其泉及其辩护人朱庆华、宫长胜，上诉人王建华及其辩护人范玉夫、杨殿芝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依据报案材料、被告人供述以及关联书证等证据认定： 1、2001年2月，被告人刘其泉伙同王朝迎(取保候审，下落不明)以广东河源海外实业发展XX公司(以下简称河源海外公司)的名义，以该公司可借给浙江海宁大明皮业公司(以下简称大明皮业公司)3千万元人民币为诱饵，分别于同年2月23日、4月23日和大明皮业公司签订资金拆借协议及投资合作协议书，王朝迎以需要“过款移动证费”等为名骗取大明皮业公司9.4万元人民币。 2、2001年6月，蚌埠黄金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黄金开发公司)听他人介绍，河源海外公司有资金对外投资，遂派人到广州和被告人刘其泉、王朝迎、王建华商谈融资事宜。后王朝迎和被告人王建华等人到蚌埠考察，且谎称河源海外公司可投资3千万元给黄金开发公司，
宁波某甲进出口公司等合同诈骗案 【法宝引证码】CLI.C.3797926 宁波某甲进出口公司等合同诈骗案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4)甬东刑初字第394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宁波某甲进出口公司。 诉讼代表人杨逸芬，宁波某甲进出口公司股东。 被告人潘萌芽。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8月22日被抓获，次日被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9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葛湖海、刘剑，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以甬东检刑诉（2014）15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宁波某甲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被告人潘萌芽犯合同诈骗罪，于2014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在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以本案需要补充侦查为由，于2014年9月4日向本院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于同日决定对本案延期审理。后公诉机关于2014年9月30日向本院提请恢复审理，本院于同日决定对本案恢复审理，后于2014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易娟出席法庭。被告单位某公司诉讼代
表人杨逸芬、被告人潘萌芽及其辩护人葛湖海、刘剑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9月至10月期间，被告单位宁波某甲进出口公司因连续亏损，已无实际履行能力；被告人潘萌芽作为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明知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以被告单位的名义与多家公司签订合同，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044617元。其中骗得余姚某贸易公司合同款人民币555340元；骗得南通某公司合同款人民币435000元；骗得上海某甲贸易公司合同订金人民币250000元；骗得上海某甲公司合同款人民币603876元；骗得上海某乙贸易公司和上海某乙公司合同款人民币801817元；骗得苏州某公司合同款人民币398584元。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书证：报案材料、控告书、销售合同、银行交易凭证、还款协议、银行交易回单、委托付款书、银行结算申请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提货单、销售单、欠款明细、银行对账单、回单、增资验资材料、公司变更情况单、公司基本情况单、股东会议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专项审计报告、情况说明、到案情况说明、身份证明等；2、证人冯某、汪某、李某甲、王某甲、陈某、李某乙、罗某、王某乙、毛某、王某丙、胡某、宋某、金某、姚某、袁某、赵某、侯某、董某、孙某等的证言；3、被告人潘萌芽的供述和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宁波某甲进出口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潘萌芽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具体实施了利用合同诈骗的行为，被告单位宁波某甲进出口公司及被告人潘萌芽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予以判处。 被告单位某公司辩称108万是第一次做生意的款项。起诉书指控的都是生意上的往来，后面做生意的欠款，是正常的合同欠款。 被告人潘萌芽提出其不是诈骗。其辩护人提出与余姚某公司、南通某公司、上海某甲贸易公司第一次做生意的各种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对于上海某甲公司等老客户，并无非法占有的企图，是正常生意的延续。另外，被告人潘萌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潘萌芽在被追诉期间，积极向司法机关检举他人犯罪线索，现虽未查证属实，不能认定为立功，但表明其具有良好的悔罪表现。 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至10月期间，被告单位宁波某甲进出口公司因连续亏损，已无实际履行能力；被告人潘萌芽作为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明知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以被告单位的名义与多家公司签订合同，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3044617元。其中骗得余姚某贸易公司合同款人民币555340元；骗得南通某有限公司合同款人民币435000元；骗得上海某甲贸易公司人民币250000元；骗得上海某甲公司合同款人民币603876元；骗得上海某乙贸易公司合同款人民币300440元；骗得上海某乙公司合同款人民币501377元；骗得苏州某公司合同款人民币398584元。 另查明，2013年8月22日晚，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经侦大队接到宁波市公安局首南派出所民警称潘萌芽在其派出所接受调解，该大队赶到该派出所核实后，将被告人潘萌芽传唤至该大队。 上述事实，有经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李某乙的证言，证实了其系上海某甲公司的员工，2012年6、7月份开始，其所在的公司就和某公司互有买卖往来，其中2012年9月7日、12日、21日和某公司签订了合同，其公司分别支付了311850元、386100元、101186.25元的钱款，合同总额分别为1039500元、1287000元、337287.5元。2012年9月26日，其公司支付了第三份合同的余款后去提货，发现提不到货物，跟被告人潘萌芽联系后，他就让其公司等等，但是等了好几天都没有货，2012年10月8日，潘萌芽打电话过来说一份合同上的货可以提了，让其公司付清余款，其公司付清余款后去提货，只提到了24.75吨，其认为折算人民币为259875元，剩余的货潘萌芽解释说正在路上，但是其公司等了一两天都没有到，其打电话问潘萌芽，潘萌芽表示其会当面解释。2012年10月中旬，其和公司部门经理王春华一起在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经济合同诈骗案例 篇一：合同诈骗案例分析 合同诈骗案例分析 摘要：合同诈骗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经济犯罪。本文主要介绍基本案情分析，以及引发的法律焦点问题。对于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进行讨论，以及怎么界定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程时间。最后对于合同诈骗的防治措施给出建议。关键词：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防治措施 案情介绍： 20XX年11月8日，巢湖华泰公司股东李某某到原巢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20XX年12月以来，巢湖华泰公司法人代表许之和先后骗取其投资共计3000万元，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许之和作为巢湖华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操控人在其公司办理变更注册资本登记的过程中采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3800万，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
司变更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其在为公司融资过程中伪造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现金缴款单，进账单等银行结算凭证66张，金额共计1亿多元。情节特别严重，其利用巢湖华泰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李某，鲁某，张某三人共计财物1818.7万。其行为应当分别以虚报注册资本罪，伪造金融票据罪，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被告人许之和的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系单位犯罪，非个人犯罪。2.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应当认定为违规披露公司重要信息罪。3.许之和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收取的投资款用于项目建设和融资，指控许之和合 篇二：经济诈骗案例 经济诈骗之：基础十四招 招数一：合同诈骗 这是犯罪分子罪常用的诈骗手段之一。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一般先成立一个皮包公司（甚至虚构一个公司），这些公司往往从外表上能起到掩人耳目的目的），然后他们便与你签订购销合同，向你购货，货到后按月结款。先前的几次小数额交易，他们都会及时付款。别急，这只不过是骗你信任的手段而已，他们一般都会在最后一次要上一大批货后便人间蒸发，或是付少量订金拿走大批货物后消失在茫茫的中华大地上。
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作者：本站原创文章来源：高校写作在线更新时间：2008-09-20 站内论文除注明"本站原创"外,其他均来自网友投稿或公共网络资源,本站不提供全文下载,如需论文资料请联系本站(在线提交留言)代为收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摘要：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文论述了如何理解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故意表现形式，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不可能是间接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又包括事前直接故意和事后直接故意两种形式。 关键词：非法占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 我国1997年新《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是合同诈骗罪。按照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该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该罪的主体是个人或者单位，客观方面表现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数额较大的行为。因合同诈骗罪有别于其他诈骗罪，而被放置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在刑法学理论上，对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客体、客观方面没有很大争议，惟独在主观方面却众说纷纭，尤其是对故意内容和故意的形式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本文试图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内容：如何理解和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故意内容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关于这一点，学者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在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和认定上，还存在不同的意见。而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与合同纠纷往往难以区别，故意内容“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占有,按照民法学上的解释,就是单位或个人对于财产的实际管领或控制,它只是物的所有权中的一项权能。而“非法占有”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地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根据法学上的这种通常理解,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以理解为:以非法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为目的。这是民法学上对非法占有的理解。在刑法学上，学术界对非法占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不仅包括行使财产所有权中“占有权”这项权能,而且还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即包括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四项权能。如果照此理解,刑法上的所谓“非法占有”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如何区分 一、概念上的区别 1、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2、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 因此二者有许多共同点：诸如二者都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骗取了公私财物等。但是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仍是有区别的。 1、在侵犯客体上，诈骗罪只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简单客体，而合同诈骗罪除了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外，还侵犯了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这也是为什么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的犯罪，而合同诈骗属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原因所在。 2、在犯罪客观方面，诈骗罪主要表现在行为人采取欺骗的行为，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诈骗罪的手段多种多样，不限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而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手段仅限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骗取公私财物。 三、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利用合同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或者说，是否是以合同这种交易的形式为名进行的，只要正确地把握什么是“合同”，那么二者的界限就很明显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限定为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而不能仅以有合同出现就定合同诈骗罪，该“合同”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同。 所谓真正的合同，必须要符合合同法第9条规定的合同基本条款，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合同诈骗案 xx合同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提交时间:2015-03-11 xx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3)xx刑初字第22号 公诉机关xx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张洁洁,男,30岁;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2年8月9日被羁押,同年9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赵学全,北京市隆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京检二分刑诉(2013)19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洁洁犯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本院审理期间,又向本院送达了京检二分刑追诉(2014)1号追加起诉书,追加指控被告人张洁洁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葛燕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洁洁及其辩护人赵学全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xx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张洁洁冒用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名义、虚构北京华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氏公司),谎称以上公司具有出售北京市百子湾路×国际公寓等内部认购房的权利,与刘×等12名事主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收取购房费用、好处费、贷款手续费等名义骗取事主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1100余万元。另外,被告人张洁洁冒用×置业公司的名义,谎称将某国际公寓×号楼×单元×号室内装修工程分包给乌×和李×2的装修公司,分别与2名事主的装修公司签订《北京市房屋建筑修缮及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张洁洁还谎称将西百子湾室内装修工程交给李×3施工,与李×3签订《北京市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以收取装修押金、保证金为名骗取三人30万元。
【法律实务】合同诈骗罪的八类裁判规则 作者：詹勇～四川卓安本文由微信公众号为你辩护网(weinibianhu)授权无讼阅读发布（转载请注明上述信息） 在诈骗犯罪中，合同诈骗罪是适用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也是司法实务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罪名之一。本文由资深刑辩律师对实务中经常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汇总，并归纳出人民法院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适用的裁判规则。希望对从事相关实务的法律人有所帮助。一、“合同”的内涵对“合同”的理解主要涉及两个争议问题：1.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否包括口头合同？答案是肯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和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均对此给与了肯定。主要理由是：“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2.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类型如何界定，是否仅仅指经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态度并不完全统一。在刑事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中，法院认为：不应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
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不应限于经济合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借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但是，在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又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并可以在借鉴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的定义基础上，可以将合同主体适度扩展到平等民事主体。”本文认为，三种观点实质上并不矛盾，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实质上同义，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给与了一般性定义，而第一种观点则是列举了其中的“例外情形”，结合起来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完整理解。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这是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要区分标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共同手段行为，因此，并非只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构成合同诈骗。要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646号刘恺基合同诈骗案和第211号程庆合同诈骗案中，认为：在合同诈骗案中，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典型案例分析：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孟某某，女，196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X年4月4日被XX市公安局怀柔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经本院批准，于同日被XX市公安局怀柔分局逮捕。 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201X年8月4日，犯罪嫌疑人孟某某伙同兰某某以向赵某某借款给好处费为由伪造赵某某妻子孙某某的身份证，后孟某某假扮赵某某妻子孙某某与兰某某、赵某某在公证处将赵某某和其妻子孙某某共有的房产办理委托抵押公证。 201X年8月8日、201X年11月7日和201X年8月3日，兰某某、赵某某先后到典当公司使用该公证书办理抵押借款，借款金额共计80万元，后未按时还款。 经本院审查认定的事实：201X年8月4日，孟某某冒充赵某某的妻子孙某某与赵某某、兰某某在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由兰某某代赵某某夫妻以其共有房产作抵押向典当公司贷款。 201X年8月8日，兰某某使用该公证书与典当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和房屋产权抵押合同，借款30万元，扣除81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3万元，给付兰某某现金26.19万元，后兰某某给赵某某3万元，8月10日孟某某账户现存17万元。
201X年11月7日，兰某某以同样的方式向典当公司借款30万元，扣除81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29.19万元，当日兰某某账户转账20万元至孟某某账户中，后兰某某给赵某某3万元。 201X年8月3日，兰某某和赵某某一起到典当公司借款20万元，扣除54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19.46万元，当日兰某某账户转账5万元至孟某某账户中，兰某某口头答应给赵某某2万元但没有给。 第三次借款未提供公证书，也没有签订合同，仅由兰某某和赵某某签字出具证明称仍以之前公证书中所说的房产作抵押。前两笔各30万元的借款，兰某某按月还利息至201X年10月，共还利息24万元；第三笔借款没有还过利息，后在典当公司的催款下，兰某某于201X年3月7日至11月7日间，分五次共还11.2万元。后兰某某下落不明，借款一直没有归还。 201X年10月20日，经主管检察长批准提交本院检委会审议决定对被不起诉人孟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并于当日释放被不起诉人孟某某。 二、主要问题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罪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构成本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这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纠纷的重要标志，但在实践中，如何准确的甄别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在本案中，被不起诉人孟某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成为本案定性的关键。 三、评析意见
合同诈骗罪的特征及认定(1) [摘要] 合同诈骗罪是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它有着自身的特点，鉴于新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不仅如此,合同诈骗罪既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共性特征,又表现出自身的个性,它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所以,此类犯罪的认定目前司法实践中是较为疑难的问题。本文就合同诈骗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的特征,本罪中合同的含义,本罪与民事欺诈及合同纠纷的区别,在想象竟合犯和连续诈骗情形下认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由此希望通过本文能够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民事欺诈想象竟合犯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
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因此，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需要制定和完善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刑法，增加新的条款、罪名，有必要将合同诈骗犯罪规定为新罪名，这顺应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刑法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大趋势，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严格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利于恰当量刑，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在新刑法修订以后，虽然合同诈骗罪增设为新罪名，但是，由于新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我将综合我国合同法、民法及刑法的基本理论作探讨，以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构成特征： 1、主体特征，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之比较 梁晓旭 (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2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相同的合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 这两 者往往容易被混淆, 导致许多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因此, 对两者进行全面分析, 认真把握两者在行为人主观故意、客观表现、履约能力、履行态度以及取得财物的处置等方面存在的不同, 对于我们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 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合同诈骗, 民事欺诈, 区别 当前,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 当事人之间因签订、履行合同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 司法机关受理的合同诈骗案件也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针对采取部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 究竟是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犯罪? 如何判断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 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不明确, 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该类案件在罪与非罪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 出现不同地区的法院, 甚至同一法院不同的承办人和合议庭可能就同一案件事实会做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判决。因此, 亟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探讨和解决。 民事欺诈是指在民事活动中, 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 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 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 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 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 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欺骗方法, 包括捏造、歪曲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 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 两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行/骗, 不存在过失问题; 行为人都可能对特定的财物处于不法占有状态, 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交付的/标的物。由于二者之间有如此的雷同点, 因此明确二者的关系, 是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有以下几点不同: 1.主观目的不同。 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 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 做出有利于 自己的法律行为, 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时/ 非法利益0, 其实质是牟利, 主观恶性较合同诈骗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要轻, 只是通过与对方订立合同, 想占对方的便宜, 在显失公正的交易中谋取不法利益, 如借鸡生蛋者, 还有如夸大履约能力骗签合同。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 意思表示0, 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 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 单方义务。对于合同而言, 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 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0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并不是去占些对方经济上的便宜, 而是要非法占有、控制对方的财物。即使在订立合同时付预付款、搞担保, 也不过是体现/诚意的烟幕、获取对方信任的诈术、引诱大鱼上钩的饵料, 财物到手就据为己有, 不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 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的财产利益。 2.客观表现不同。 ( 1) 在行为方式上, 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伪; 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 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 2) 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以及非法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