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先生编撰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案件》想必各位法学科班生耳熟能详，我是在2005年，这本书刚出版一年的时候接触阅读此书，深觉意犹未尽。

对于美国的宪政的体系，我深感兴趣，特别是它的司法制度，25个司法案件远远不能表达完尽美国宪政之路的跌宕起伏。

呕心沥血的整理，摘抄，翻译相关英文案例，和大家一起研究除了那25个案例外，还有哪些美国的司法案例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因为它推进了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

我们不是因为兴趣，而是因为信仰，所以选择了法律。

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凡是蓝色的字是我自己的写的，其余黑色的字体都是从相关案例，文章中转载的，感谢原作者。

臭名昭著的“隔离但平等”原则—————布莱西诉弗格森（Plessyv.Ferguson）我们都知道，联邦最高法院合并审理的布朗案，开明的沃伦大法官破除了以逻辑解释宪法，推测制宪者原意的解释方法，第一次以用现实环境来论述宪法必须着眼于当下不平等的制度。

那么，造成美国南方种族隔离的政策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呢？在英国殖民时期，各殖民地相当于独立小国家，差别很大。

例如南方的佐治亚，一开始是由英国总督规定不准蓄奴，在一系列政策失败后，反而在美国独立前开始大规模蓄奴。

对蓄奴问题的认识差异和处理不同，形成美国独立后南北两方的政治紧张，并且在1860年导致南方各州准备脱离联邦。

林肯最终决定，以战争拖住南方。

1861年至1865年，美国经历4年的南北战争，双方共计有60万人的战争死亡。

战后，曾经富庶的南方一片焦土，经济被摧毁。

战争不仅带来南方民众对北方的长期敌对情绪，也由于在战争后期林肯宣布废奴，使得南方民众把战争带来的痛苦迁怒于黑人。

经过一段北方人主导的重建时期，南方回归自治，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地方法，实行黑白种族隔离。

例如，根据路易斯安那州1890年通过的法律，火车必须为白人和有色种族提供平等但隔离的不同车厢（汽车电车不在此列）。

这条法律引起一场司法挑战，这就是布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v.Ferguson）。

1892年6月7日，具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荷马·布莱西（HomerA.Plessy）故意登上一节专为白人服务的车厢，根据上述州法律，布莱西被认定为“有色种族”，因违法被逮捕。

他将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告上法庭，指其侵犯了自己根据美国宪法而享有的权利。

法官弗格森裁决州政府有权在州境内执行该隔离法，布莱西被判罚金300美元。

1896年，布莱西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

次年5月18日，最高法院以7：1的多数裁决：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并不违宪，其原因是当时南方种族隔离法案都强调“隔离且平等”。

这是美国《独立宣言》在要求和英国分离的时候强调的一条原则，而《独立宣言》的原则也是美国的立法依据之一。

用这样的逻辑死死咬住“平等”，是美国南方一系列种族隔离立法能够成功生存近百年的原因。

当时在南方，白人去使用为黑人服务的公共设施，也是违法的。

问题是白人多而富裕，他们的公共设施普遍且条件更好，白人没有必要去使用专为黑人服务的设施。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黑人民权运动之前，美国的南北方在种族相处的状况上是有本质不同的。

在北方，黑人早就融入社会中，黑白矛盾是密切相处之中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带来的矛盾。

在南方则更多的是种族隔离中由于黑人状况差而带来的贫穷和屈辱。

寻求真正种族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1909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成立，他们要打破南方的种族隔离，首先把教育作为司法挑战的突破口。

循“隔离且平等”原则，联邦最高法院在1896年也对教育作过裁决：只要黑白学校有相同的地位，那么隔离制度是合法的。

此后，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协助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种族隔离案件进行司法告诉，最后以著名的布朗案取得决定性胜利。

新闻言论自由但不得危害公正审判————谢波德案Sheppard v. Maxwell 美国是最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

”这一规定充分保障了新闻自由，是美国新闻记者对抗一切限制新闻报道的金科玉律；同时，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被告在刑事诉讼中有权获得“由公正的陪审团”及时和公开的审判。

这一条为确保公正无私的审判而设计。

两者时有冲突，传媒对案情的报道与被告获得公平审判之间的冲突尤其突出，因而美国法院在如何保证审判不受传媒干扰方面也发展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规则。

在美国司法界，一项无可置疑的原则便是法官是法庭的主宰，法官有责任严格控制法院和法庭所处的环境以确保传媒和公众不干预对被告的公正审判。

如果传媒的报道惹人注目且遍及街头巷尾，而初审法官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以使陪审员避免任何来自报端的影响，那么其判决就要冒被推翻的危险。

在这方面，美国最高法院的最著名、最经典的案例便是1966年的谢波德一案。

山姆·谢波德（Sam Sheppard）是俄亥俄州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1954年因涉嫌杀害已有身孕之妻而被捕。

他自称无辜，其妻是外人入室将她击昏后所杀害。

此案公开后，立刻引起全国和地方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评论和报道随即铺天盖地而来。

在谢波德被捕前，各报纸就认定他犯有谋杀罪。

对于庭审过程，传媒亦紧追不放，记者及照相机、摄影机充诉法庭。

在选定陪审员、举证及认定事实等方面，传媒极力施加影响。

主审法官对此听之任之，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陪审团的判断不受干扰。

此种情形一直持续至有罪判决作出后方才停息。

随后，谢波德以审判过程被严重干扰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

1966年，谢波德在依人身保护令获得联邦最高法院重审之前，已在俄亥俄州的监狱里度过了10年的时光。

这10年之中，最高法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大众传播时代保护刑事被告的经验也日益丰富，最后，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注：Sheppard v. Maxwell，384U＞S.333，362-363（1966）。

该案经重审后，谢波德被宣告无罪释放，几年后，谢波德去世。

）。

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州主审法官在该谋杀案的审理中未能保护被告人获得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公正审判权利，未能保护被告人不受审前弥漫全社区的偏见和在法庭审理中因传媒报道而产生的不良影响力的伤害。

主审法官克拉克在判决意见中极其严厉地批评新闻界的过分报道和初审法官的失职行为。

这一案件表明，传媒过度地公开庭前听审和庭申情况，并且在法庭上行为失当，使被告人实际上失去了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此后，美国法院规定：法庭和法庭的一切设施受法庭控制，法官有责任严格控制法庭和法院处所的环境以确保传媒和公众不干预被告接受公正审判。

法官可运用若干程序上的方法来排除报道带来的潜在的不利影响，包括：（一）推迟审理案件直到偏见的危险消除；（二）如果有关的报道尚未充斥整个州，将案件转移到另一县区，或从另一县区引进陪审员以代替转移案件；（三）监督对陪审团候选人的预先审核，以确保对被告的清白与否抱有先入之见的候选人不能入选陪审团；（四）隔绝证人或至少警告他们在作证前不要听从传媒对于诉讼的报道；（五）命令重新审理；（六）发布限制性命令，禁止案件的所有当事人向传媒做出带有倾向性的陈述。

美国各地区法院都坚定不移地对法庭的环境和法庭成员及联邦法院工作人员向传媒发布信息加以管理，但它拒绝利用藐视法庭的权力来阻止不受欢迎的新闻报道。

最高法院认为，初审法官有权发布禁令，禁止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当事人、证人、法院工作人员和法律执行人员向传媒披露可能导致法官审理案件时产生偏见的事项，如被告人的陈述、证人的身份和可能提供的证言，或者与案件是非曲直有关的评论意见。

这也是美国法院从谢波德案件中得到的启示。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禁止在法庭上使用摄像机采访报道，记者只有通过文字和素描的形式记录法庭情况。

198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钱德勒诉佛里达案中裁定，对于刑事案件，即使在被告人反对的情况下，各州也可准许摄影摄像机进入法庭。

从此法庭上使用摄像机采访的趋势不可逆转。

截至1993年止，只有三个州（密西西比、印第安那和南达科他）禁止一切法庭摄像.“各州也可以决定在法庭内设立电台、电视现场直播审判情况”。

但为避免过度地、不合时宜地使用摄像设备干扰法庭正常的审判活动，从而妨碍案件的公正审理，联邦法院又为此设立了严格而周密的法院规则，由法官授权传媒有节制地使用摄像设备。

有关规则规定：刑事案件不得使用摄影机采访；操作者必须离开机器坐在旁听席上；不能用人工灯光，不能有机器声音（如快门、过卷）；多个单位申请采访必须共用一套机器；采访必须提前两天通知法院，提前一天安装设备等。

另一个被法官越来越多地用来限制传媒获得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信息的策略，就是依据法律和按照法院固有的权力，封存有关逮捕和其他公开记录的信息。

最著名的例子是在“水门事件”的审理中，很多与该案有关的文件和磁带都被法官密封了，当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的官员作为公众代表致函西里卡法官，要求启封有关材料，并将材料提供给新闻媒介检查时，函件本身亦被命令封存。

与封存公共记录相平行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不公开审理、不允许旁听有影响的案件的审理。

一般情况下，对有轰动效应的刑事案件在审判及预审程序期间，拒绝公众和传媒进入法庭。

这种方法以前用得极少，但继1976年最高法院“内布拉斯加报界协会诉斯图尔特案”（注：在内布拉斯加报界协会诉斯图尔特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一致推翻了内布拉斯加州法院的直接约束传媒的限制令，这些限制令禁止新闻记者：（1）报道在一次有关一桩恐怖的多次谋杀案件的公开预审上提出的证言和证据；（2）报道被指控者向执法人员或其他人作出任何交代或供认的情况和性质；（3）报道任何“强烈暗示”被指控者的其他事实。

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直接针对报界的司法禁令的问题。

），严格限制初审法院发布禁令以阻止传媒发表有关待决刑事审判的新闻的权力以后，这种方法在初审法院开始日益盛行起来。

一个更为苛刻和让传媒无法接受的限制是对传媒的事先约束。

法院如果认为倘若传媒获得了案件审理的情报，可能损害审理程序的公正性，则可以采取事前限制措施，禁止传媒发表它们已获得的新闻。

传媒对这种司法行为的贬义术语是“司法限制言论令”，还给它起了一个很恶毒的名字，即“口嚼子令”。

一旦传媒获得有关待决诉讼案件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如果被发表，有可能极大地影响诉讼的进行和结果，法院即必须做出选择：是使用前面所述的为极度缩小或消除报道的冲击而设计的程序手段，还是发布直接对抗传媒的“司法限制言论令”。

但为了不至于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法院颁布“司法限制言论令”必须符合几个极为苛刻的条件：首先，必须存在对公正审判“明显而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对预审的公布于众会侵犯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其次，必须是没有其他可供替代的有效办法。

法院必须认真检查他们是否还有其他不那么严厉的办法可以取代对传媒的事先约束，比如审判地点的变更、推迟审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