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2）何宗海二自秦朝建立又过了800年（前221—581年），准确地说是802年，世界已来到西方人所说的公元6世纪中叶。
这时，正值东方大国隋朝旭日东升的初年。
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制度形态轮回期。
和秦朝一样，隋朝也是一个短暂的国度，仅存37年，从建立到消亡，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近似一个打雷闪电的过程；和秦朝向汉朝过渡一样，隋朝向唐朝的过渡也是‚无缝对接‛的。
在制度形态构建上，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只不过70年，却天衣无缝地实现了由统一政治制度形态向士人政治制度形态的提升，进而创造了中华民族200多年的新的辉煌历史。
中国又像是回到了800年前的原地，毅然呈现出这样一派景象：以李渊、李世民父子为代表的唐王朝的缔造者们，幽禁了隋恭帝，驱逐了隋炀帝，最终推翻了隋朝，却建设了一个与杨坚、杨广父子志同道合的新国度，忠实地走上了他们所设计的、想走而没走完的路。
前苏联的缔造者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
从秦朝到隋朝这800年间，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螺旋式上升趋势。
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东方洋洋大国形象的塑造和本民族身份的定位，而且，在政治上，中国人学会了既认同统一，又不屈服于封建专制的窒窟；当社会制度形态呈颓势、不能维持统一局面之时，地方政权各自寻求发展，依旧向往统一；与此同时，妥协、包容成为了沟通社会关系的重要渠道；整个民族在融合中壮大，华夏文明呈多元繁荣发展。
在意识形态领域，由统一政治主导的统一思想和统一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并经过‚儒术‛的长期陶冶，形成了深厚的积淀；在争斗中增进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认识与了解，学会了睦相处，在亲和中增强了中华各民族对国家统一的认同感。
和秦统一时一样，隋朝的统一重新收拾了已经四分五裂的河山，重新整理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来山头林立、动荡不安的政治秩序状态和濒临腐朽、凌乱不堪的社会制度体系，重新站在了秦当年那样的制度形态断裂带上。
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800年的兴亡轮回，站在了新的历史高度上——这800年间，中国人不仅经历了草船借箭的悲壮，也体会了败走麦城的凄凉。
王莽篡位，把汉朝截成了两段，历史重演了都城东迁的一幕。
三国鼎立，终归两晋独统150年；八方称雄，诸侯各显神通300载。
不仅在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中书写着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也在血色浪漫中积累了丰富的战争智慧——西晋史学家陈寿《三国志》的问世，可谓开创了人类战争艺术史！《汉书》广泛流传，《史记》家喻户晓。
此时的中国社会，比秦朝时更为成熟，更为理性，更为文明了。
隋文帝及其后人深厚的人文素养本足以构建一个崭新的、更具人文特色的社会制度形态，实际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之不错。
但他们依然走上了秦朝失败的老路。
我们先翻翻典籍，了解一下隋朝是怎样一个国度。
由于这个朝代步履匆匆，走得太急，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后人们只能从唐太宗时期由谏议大夫魏征主持编修的《隋史》中，一叶知秋地看到唐人对于隋朝兴亡过程的描述。
《隋史帝纪第一〃高祖上》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大象2年（公元580年）5月，北周王朝诏令随国公杨坚‚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
‛其后不到1年的大象3年春（隋高祖元年，公元581年），隋朝宣布成立。
‚（大象2年）乙未，（宣）帝崩。
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
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
大象2年（公元580年）9月壬子，静帝（时年7岁）下诏曰：‚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坚，感山河之灵，应星辰之气，道高雅俗，德协幽显‛，等等，以示逊位给隋国公。
杨坚不许。
同年12月甲子，静帝再次下诏称：‚隋国公应百代之期，当千龄之运，家隆台鼎之盛，门有翊赞之勤。
……柔之以德，导之以礼，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风美迹，歌颂独存……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相国印、绿綟绶，位在诸侯王上。
隋国臵丞相已下，一依旧式‛。
杨坚再让，不许。
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春2月壬子，‚遣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煚奉皇帝玺绂，百官劝进。
前后3让，高祖乃受焉‛[12]。
对于以上《隋史》中的描述，当时不仅有人提出质疑，而且就在另一部同一时代编修的正史中做了大相径庭记载。
唐初负责《周书》编修工作的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则对这次改朝换代的经过，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周书本纪第八〃静帝》中有这样的记载：静帝于‚建德2年（公元573年）6月，生于东宫。
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正月癸卯，封鲁王。
戊午，立为皇太子。
2月辛巳，宣帝于邺宫传位授帝，居正阳宫‛。
至于21岁的周宣帝宇文赟为什么要匆匆‚传位授帝‛于自己的长子、即位时只有6岁的周静帝宇文阐？史书没有作详细的记载，只是说‚2年（580年）夏5月乙未，宣帝寝疾，诏帝入宿于露门学，己酉，宣帝崩‛。
‚甲子，隋王杨坚称尊号，帝逊于别宫‛。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5月壬申，（静帝）崩，时年9岁‛。
从宣帝崩到静帝崩，时隔一年。
这宫闱中的内幕，是个没人能解得开的尘封千年的谜。
令狐德棻的结论是：‚静帝越自幼冲，绍兹衰绪。
内相挟孙、刘之诈，戚藩无齐、代之强。
隋氏因之，遂迁龟鼎……斯盖宣帝之余殃，非孺子之罪戾也‛[13]。
开皇元年2月甲子（公元581年3月4日），北周丞相杨坚‚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 隋朝在一片‚祥瑞庆云‛中宣告成立，史称隋文帝（隋高祖）[14]。
翻过隋朝看历史，这样一种朝政更替的方式，对于芸芸众生来讲，至今也算是最经济，最温和和最具人性的结局了。
又8年，中华民族再次实现了大统一，再次奠定了中国社会稳定的一统局面。
这次统一，征战时间之短，消耗人力物力之少，都属史无前例。
秦朝的那次统一，秦始皇本人亲自征战17年，加上之前从秦孝公到秦庄襄王共计1个半世纪，历代老秦人为江山社稷，南伐蛮夷，北修长城；劳民伤财，征战无数，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好儿自刈边关，烈女哭倒长城。
和秦统一相比，隋朝的统一，可谓是暗淡了刀光剑影。
在传统文化智慧的引领下，隋文帝杨坚凭借自己文韬武略的治国才能，不再崇尚枪杆子打天下，而是凭借制度创新，调动士人阶层的聪明才智，搭建起了人类历史上第1个通过公平竞争升官进仕的制度平台，用笔杆子治天下。
《周书》和《隋史》均为成书于唐贞观年间的两部正史。
同一时代的史官们对同一史事得出了截然不同结论，这在正史中是罕见的。
倡导‚以史为鉴‛的唐太宗李世民及其朝廷上下却默认了这样两种结果，留下是非曲直的议论流传于后世，着实耐人寻味。
更耐人寻味的是，唐朝的李渊父子们，明明是挟持了隋朝，迫使隋炀帝客居江都，有朝而不能归，却有模有样地在《周书》和《隋史》里，仿照隋文帝当年的做法，说什么：‚一人在远，三让不遂，黾勉南面，厝身无所，苟利社稷，莫敢或违，俯从群议，奉遵圣旨‛[15]。
《隋史》对隋文帝及隋朝存亡‚信而有征‛的结论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
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
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
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
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
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16]。
《隋史》的编修们在总结隋朝失败的教训时，情愿不情愿地归咎于：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
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
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
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17]。
进而把隋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隋炀帝恃功‚矫情饰貌，肆厥奸回……一人失德，四海土崩‛[18]。
这段对隋朝及其人和事的评价，明显有失公允！其历史局限性仍在于人治——受制于人和受制于人治的历史。
是胎盘终归要脱落的，脱落了，母体才能安然，新的生命才会诞生。
历史对秦朝亡国原因的分析之所以保持了基本的理性，较为公正，较为系统全面，主要是因为有太史公司马迁的一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的慧眼和‚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史家风范。
往后写史的，尤其是编修正史的，大多是些吃着皇粮侍奉朝廷的御用文人，除了受制于自身的知识阅历及历史观之外，还要受制于当时的统治者，因此，对人对事的客观性、公正性会大打折扣。
历史的是非永远没有定论。
我们还是来分析这次制度形态的嬗变。
隋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对社会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确立三省六部制、简化地方官制、修订‚开皇律‛、领均田令、设臵粮仓、改革币制等，最为引世人瞩目的，还是科举制的创立及实行。
科举制在隋朝的诞生，成为了这个时代制度创新的永恒性标志，并引领了此后社会制度形态发展变化的大势。
成熟的制度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
制度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评判准则和习俗文化的形成，是社会民众在长期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和规律而提升、认同和积累的价值认识，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经验和智慧积累。
秦朝在制度创新方面，历代公认的最大亮点是创立了郡县制。
但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在秦朝并没有真正形成，它花开在秦朝，果结在了汉朝及其以后。
同样，隋朝制度创新亮点无疑是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
但科举制的花开在隋朝，果却结在了唐宋及其以后。
隋朝尽管国运短暂，所奠定的以士人政治为核心的制度形态，到了唐朝，就如同汉朝继承秦朝制度构想那样，不断提升完善，在唐中后期及北宋时代，这套制度体系及形态进入了天人合一、和谐传承的境界。
隋朝建立后，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之变革，实行了察举和科考并重、分科举人的用人制度改革。
由于科举制的诞生，为之后1400余年中华民族制度形态，尤其是政治制度形态镌刻下了深深地烙印，并对整个人类政治制度形态的形成，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对人类社会科技的巨大贡献，那么，秦代的郡县制和隋代的科举制，无疑是古代中国人对人类社会制度创新的巨大贡献。
科举制被废除后，成长于20世纪初的那一代中国史学专家们，深情地回顾这段千年兴废的制度史，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有一个以个人学识、涵养和志向为基本素质参与政治的精英阶层，他们提出了‚文人政治‛的概念，所指就是隋朝创立科举制后，士人成批量地走上政治舞台，所引起的政治制度嬗变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