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
(一)古希腊文化中的人性观
古希腊的伊壁鸠鲁认为善就是幸福,而所谓幸福亦即快乐,人的自然属性就是人的本性,因而人生来就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或者自保、自利、自爱,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而且这还是人生存发展的动力所在,因而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使这种个体的自然驱动力与他人和社会利益协调一致。

斯多葛学派认为,人的本性即“宇宙理性”,人的理性是宇宙之灵光,人的灵魂是宇宙之光的火花,由于与肉体的结合而使灵魂被玷污了,因而人生的使命就是去除欲望,使灵魂得到净化。

古希腊的哲人们几乎都从理性的角度来规定人的本性,其中亚里士多德最具代表性。

他说:“人是政治动物,天生要过共同生活。

”他认为人的本性在于人具有优于一般动物的理性,人的本性是能够根据理性原则而过上理性生活,即一方面人能在法律规范下被动地理性地生活;另一方面,人能自觉主动追求理性的德性生活。

但亚里士多德同时又认识到人性中含有动物性,人的理性与其动物性存在着矛盾,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而且人总是要受到感情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性中固有的兽性等天赋弱点,肉体凡胎的人很少能够超脱,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即使是最贤良的人也是如此。

人的德性的产生和实现取决于社会制度、法律环境与实践,取决于后天对人的塑造和风俗习惯的熏陶。

“如果不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正直的法律下长成的话,一个人很难向着德性。

”而道德教育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那么有力。

所以亚里士多德主张任何真实的政体都必须以法律为基础,法治优于人治。

如果实行人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
(二)基督教的人性观
基督教中的创世纪说、原罪说和救赎说等都隐喻着基督教的人性观。

《圣经·创世纪》中叙述了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的过程。

这启示着人具有神的理性,是神之灵气与尘土的结合体,也就意味着人是不纯粹的,不可能象上帝一样是全知全能至善的,人性是有局限性的,人的灵魂中既有一定的神性,即高出万物的理性、智慧和优越性,又有趋于尘土的幸福的欲望或非理性因素。

原罪说与救赎说则隐喻着: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是脆弱的,人的理性与自然欲望容易产生矛盾冲突,人易抵挡不住各种诱惑而“犯罪”,人难于自我行善,人需要他律;人自己想当上帝,即具有知性和独立意志的追求;人具有向善的可能性,但必须依赖外在的他律约束引导,才能将可能性实现等。

正是基于以上人性观,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以压制和排斥人的自然欲望和利益需求为核心,以丑化和否定人性的利益原则为宗旨。

(三)西方近代和现代的人性观
十七世纪英国经验主义者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保存自我、趋利避害的,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权利。

人在未进入人类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下”,由于主要由自然本性来支配行为,导致“人对人是狼”,但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

霍布斯还认为,“自然的战争状态”是不能持久的,人类要自下而上发展必须要进入人类社会,因而必然需要和平,从而必然需要由契约来维持人类共同体。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卢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自然人性观。

他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己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卢梭同样认为人的这些天赋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合理的。

但与霍布斯不同的是,卢梭认为,在原始状态下,大家没有固定的关系,都为保存自己而生活,不可能成为敌人,而且只有这种状况下,人才能有最淳朴的、平等的道德风尚。

德国哲学大师康德同样肯定人的物欲与自利,他把人类天性区分为“禀赋”和“倾向”,禀赋包括动物性、人类的理性和人的个性。

动物性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的能力,理性表现为自爱的能力,个性表现为遵从道德的能力。

康德断言人的禀赋为善,即使人的动物本能本身也
是一种善,非此人类不能保存和延续。

同时,他又认为人的倾向为恶,这主要指人的意志薄弱、不纯粹和堕落这三种活动倾向。

十九世纪德国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自然的合理的欲望。

他公开宣布利己主义是永恒的,是“不可克服的”,而只要加以调节,使之成为“善的富有人情心的合乎人情的利己主义”费尔巴哈有一句与理性主义大师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相对立的名言“我欲故我在”,深刻地反映了他的自然人性观的基本论点。

近代西方人性观的基本观点是:人性的自然原则、人性的利益原则和权利原则、人性的理性原则和普遍性或抽象性原则。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潮,以存在主义思潮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为代表。

一反理性主义传统,理性主义的普遍的人性论被否定了,个体的、发展的、欲望的、意志的人性观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思想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