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评论(双月刊)2002年第2期(总第112期)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温世扬Ξ　黄　军ΞΞ内容提要: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虽仅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基础,却关系到保险之命运,故极为重要。

作者认为,告知义务的根据应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去认识;告知义务人不以投保人为限,尚应包括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包括合同订立时、条款修改时、合同复效时,而对履行方式则无特殊要求;对告知范围的界定则应采书面询问主义模式;告知义务的违反须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对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应以除斥期间加以限制,保险人解除权可与撤销权相竞合。

主题词:保险　保险合同　告知　告知义务 保险合同系最大诚信合同(an utm ost g ood -faith contract ),从事保险活动,须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因此,保险合同缔结前,对保险人所承保危险的相关事项,相关义务人须如实告知于保险人,以便保险人得以评估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补充调查之不足,以作为核保依据,确定应收取的保险费。

无疑,告知义务乃保险法上一极具重要性之制度,其与保险制度的有序运行息息相关。

关于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设有明文。

①本文拟从告知义务的基本问题入手,因应保险活动中运用的需要,就告知义务制度相关的法律问题加以分析,并就告知义务制度的完善略作研讨。

一、告知的根据告知(disclosure or representation ),又称说明,即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告知义务人将有关保险标的事实,向保险人所为的陈述。

它是订立合同的必经程序。

告知并不是保险合同本身所约定的内容(虽然实务中保险人均在合同中载明此项义务),但可诱使合同的订立。

告知义务的根据何在?学说各异,主要有五种:②⑴诚信说。

认为保险合同系最大诚信合同,其基础立于相互之信赖,故订约之际,告知义务人自应将有关事实告知于保险人。

⑵合意说。

主张保险合同须基于双方意思表示的完全一致,关于危险程度及范围也必须合意。

否则,其合同得以解除。

⑶射亻幸说。

该说认为保险合同为一种射亻幸合同,因而就确定的事故而言,双方以具有平等的认识为原则,投保人自应负有告知已知事实的义务。

⑷担保说。

认为有841ΞΞΞ①②参见陈俊郎:《保险法规》,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83页。

《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职员,法学硕士。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偿合同的当事人须负瑕疵担保责任,保险合同既为有偿契约之一种,如告知义务人不如实告知,即属隐匿其瑕疵,而应负责任。

⑸危险测定说。

认为保险合同的成立,须先测定危险,计算保险费。

囿于技术上的限制,保险人测定危险须告知义务人协力而为,以利于合同的签订。

由于诚信说、合意说、担保说均存在不合理之处,③射亻幸说其实与诚信说及合意说并无实质区别,其立足点亦在于当事人双方认识的一致,并且射亻幸性并非保险合同所专有,尚不足以反映保险合同的个性,所以,以上四说均难以反映告知义务制度的本质。

而危险测定说则立足于保险技术,体现了保险的技术需求,故为近代多数学者所主张,成为最近之通说。

从我国《保险法》第16条所规定的投保人告知的内容来看,我国似乎也采纳了这一学说。

④诚然,保险合同的签订需要技术支持,且保险法作为商法的支柱之一,其本身亦极具技术性。

因此,以危险测定说来诠释告知义务的根据,有其合理性。

但是,这一学说尚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告知义务还必须从制度层面去寻找其存在的根据。

从制度层面而言,我们认为可从诚信说与合意说中汲取合理成份。

首先,从性质而言,应厘清告知义务与保险合同上的义务的界限,告知义务本身并不是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义务,而为先合同义务。

而通知、忠诚、协力则为先合同义务的题中应有之义。

先合同义务的理论基础为诚实信用原则,因而,告知义务当然应从诚实信用原则中找到制度根据。

其次,告知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必经程序,其目的在于使保险人对危险获得与告知义务人平等的认识,从而基于双方的自愿达成合意,既有利于合同的订立,又使保险人承担的危险与获取的保费不违反保险法上的对价平衡原则。

总之,唯有从技术和制度两个角度,才能全面说明告知义务的根据所在。

二、告知义务人从我国《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来分析,负有告知义务的,仅为投保人而已,并不包括被保险人在内。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关于告知义务人的界定与此相同,也仅为投保人。

对此,有学者也认为,告知义务的主体为要保人,至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则无此义务,⑤但台湾学者通说则认为,告知义务人应包括被保险人在内。

⑥关于告知义务人的范围,各国立法规定不尽一致。

有的国家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条)、意大利(《意大利民法典》第1892、1893条)、越南(《越南民法典》第577条)、俄罗斯(《俄罗斯民法典》第944条);《日本商法典》则区分损失保险和生命保险而分别为规定,损失保险由投保人负告知义务(第644条),生命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告知义务(第678条);韩国则要求投保人和被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韩国商法典》第651条);美国有的州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有的州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告知义务,但美国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

⑦我们认为,在保险活动中,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应课以告知义务。

首先,就财产保险而941温世扬等: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③④⑤⑥⑦邹海林:《保险合同的基本理论》,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

参见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55页;江朝国:《保险法论》,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193-194页。

郑玉波:《保险法论》,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73页。

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对诚信说、合意说及担保说各自所存在的不足的分析,请参见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言,被保险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受损人及受益人,据权义一致原则,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理所当然。

同时,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往往最了解保险标的物的状况及危险发生情况,便于告知义务的履行。

其次,在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更为透彻,比投保人负担告知义务的理由更加充分。

再次,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分离时,如在被保险人故意不如实告知时,保险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险权?如不享有,对保险人欠公平;如享有,则又于法无据,如此,不免滋生困扰。

鉴于此,被保险人亦应成为告知义务人。

由此观之,我国《保险法》第16条之规定显有欠缺。

故有学者主张,应对其作扩张解释,使负如实告知义务的投保人包括被保险人。

⑧此种做法,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且对保险实务至为重要,但终非长久之策,应在修订《保险法》时,对此加以明文规定,如此,既有利于法律的适用,又可以有效预防纷争,从而促进保险活动的健康发展。

三、告知的时间与方式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各国立法均明确规定为“保险合同订立时”,⑨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亦作出如此规定。

在解释上,学者们认为,“订立契约时”泛指保险人为承保意思表示之前,义务人于投保时及投保后契约成立前应负告知义务。

λυ美国各州法院中绝大多数持此见解。

我国《澳门法典》第973条第1款更是明确规定为投保人“最迟应于订立合同时”履行告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关于告知义务履行时间的规定则显得较为模糊,但多数学者认为告知义务的履行应于保险合同订立时进行。

λϖ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间应为一时间段,由投保时至保险合同成立时,义务人应负有告知义务。

此外,李玉泉先生还认为,在合同订立后,其条款修改时,投保人在修改前所得的资料,仍应据实告知。

对此,我们亦表示赞同。

再者,我们认为于保险合同复效时,投保人亦负告知义务。

理由如下:⑴在人身保险中,合同停效后再复效,固然有基于投保人缴费能力复苏的因素,但实务中亦不乏被保险人被发现患有疾病后申请复效的情况发生。

⑵如否定复效时之告知义务,则将诱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于合同订立时故意不为告知,合同成立后再设法使之处于停效状态,待保险人解除权除斥期间经过后再申请复效,这无疑与保险的理念相悖,将损及保险制度及投保大众的利益。

⑶根据《保险法》第58条之规定,保险合同的复效须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而告知义务的履行与此规定亦相契合。

关于告知的方式,各国法律均无特别规定。

因为告知的关键在于,保险人是否已知悉所承保危险的有关资料,至于方式如何,可不限于某种特定的形式。

因此,义务人履行告知义务可以采书面形式,也可采口头形式;可以是明示方式(以文字或语言形式明确告知保险人),也可以是默示方式(通过作为或不作为默认保险人所询问的事项)。

实务中如当事人对告知方式有约定时,则依其约定;如无约定时,告知义务人当可采上述方式履行告知义务。

但告知义务人51法学评论 2002年第2期⑧⑨ λυ λϖ参见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以下,羊焕发、吴兆祥:《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江朝国:《保险法论》,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197页;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56页。

参见《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条、《日本商法典》第644、678条、《越南民法典》第577条、《俄罗斯民法典》第944条、《韩国商法》第651条等。

同注⑦,第254页。

若主张已以口头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则须承担举证责任。

四、告知的范围告知的范围,可从应告知事项和免予告知事项两个层面加以说明。

对应告知事项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立法体例,即书面询问主义和自动申告主义。

所谓书面询问主义,是指告知义务人仅对保险人以书面方式询问的事项负有告知义务,保险人未以书面询问之事项,无论是否以口头方式询问,告知义务人均不负告知义务。

采此立法例的主要有德国、俄罗斯、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

所谓自动申告主义,则指告知义务人除对保险人书面询问之事项应如实告知外,对于保险人未以书面询问但足以影响危险评估的事项,如为告知义务人所知悉者,亦应负告知义务。

采自动申告主义立法例的国家有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多数州)等。

反观我国《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保险人可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如实告知。

上述规定实际确认了“询问告知”主义或者原则, λω但其尚难被纳入书面询问主义的体例之中,应进一步明确采纳书面询问主义的立法例。

首先,我国正处于保险发展初期,社会大众对保险的认知程度不高,身为“外行人”,难以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尚不足以承担自动申告主义之下的无限告知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