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三中国传统经济为什么不能实现向现代经济的转型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稀疏地散现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

资本主义关系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的萌芽代表社会经济变化的趋势，是有生命力的。

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标志着中国经济从传统形态向资本主义形态方向的演进。

它是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门槛的主要标志之一。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历史条件1、生产力的发展2、商品经济的发展3、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形成4、货币资本的积累资本主义萌芽举例手工业一条是手工业者——小商品生产者分化产生的作坊主、工场主和雇佣工人。

一条是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人资本直接支配生产。

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地民间的大型开采煤、铁、铜等矿井和盐井，大都是商人投资雇工经营的。

到了清代，某些行业、地区的手工工场规模扩大，分工细密，一些地区成为了手工业集中地区。

如：广东香料、佛山铁器、福建茶叶、四川井盐、景德镇瓷器、苏杭等地的丝织。

农业乾隆初年，广东琼山柯凤翔兄弟集资50万两，合买一座荒山，雇工栽植5万株槟榔树。

安徽休宁县丁云高与其姐夫胡宗义，合伙用530两银子租一个山场，租期15年，雇工12人。

据估计，19世纪前期，雇农在农村人口中的比例为4%-5%。

二、中国传统经济的停滞1、中国与欧洲人均GDP比较（单位：国际元）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证明，长达500多年的明清两朝是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从1300年到1700年的400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

西方世界在这个时期，经历了文艺复兴，走出了中世纪。

接着是地理大发现，然后是工业革命，出现“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

中国却原地踏步，不断的加强集权。

2、外国人士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描述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

1792年，英国官方访华使团——马戛尔尼使团，从广州登陆，沿运河北上，到热河见乾隆皇帝。

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真实的天朝景象。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

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

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约翰·保罗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

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这个政府正如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

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变，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斯当东三、中国传统经济不能转型的原因分析（一）技术因素（二）市场因素（三）资本因素（四）劳动力因素（五）其他因素（一）技术因素中国古代的发明是伟大的，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但它们属于技术创新，属于经验的积累，尚未对它们做出科学的说明与理论的概括。

它们是个别的、零星的和间歇性的，而非系统的、全面的和连贯的。

这些个别的、零星的和间歇性的技术进步，使生产和技术发生个别的、零星的和间歇性的，进步和产量的间歇性增加。

其结果是，生产技术进步了，生产水平提高了，总产量增加了，但人均产量和人均收入只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有所提高。

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增加的人均产量和人均收入因人口增长而趋于下降，最后又回到只能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活水平线上，有时甚至退到不能维持生存的程度，并因此发生社会大动荡，给经济带来一次大破坏。

所以，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给人均产量、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甚微。

19世纪中叶以前的几千年，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是缓慢的（平均每年0.1%左右）、间歇性的、呈阶梯型。

16世纪以后，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先后进入经济现代化诸国，因国内外市场的扩展和工业革命，带来技术进步，生产效率、人均收入的增长快速、持续、呈直线型或山坡型。

这些国家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2%以上，比传统经济时期快20倍。

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的时间才增加了一倍。

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的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就增加了近5倍。

西欧古希腊时期科技发展水平和中国总体差不多，但到中世纪，科技发展明显处于低谷状态。

远低于中国水平。

1500年后，西方科技发展开始出现增长加速趋势。

所谓，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的停滞，或落后，是与西方16世纪开始的科技革命相比较的结果。

李约瑟之谜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从经济发展史上来说，李约瑟之谜被一般地转化为：为什么中国在14-18世纪没有能够自主地实现向市场经济的飞跃？中国古代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宏观经济控制模式）集权方面：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决了地方武装的威胁，强化了中央集权。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打破皇权与相权的平衡。

雍正设立军机处，达到顶峰。

全民思想控制方面：南宋之后，程朱理学禁锢思想，全民统一到四书五经上。

社会精英控制模式：强化和神圣化了科举制。

顺治五年，全国府学、县学立一块卧碑，铭刻三大禁令：一、生员不得言事；二、不得立盟结社；三、不得刊刻文字。

违反者，杀无赦。

多次的文字狱，天下文人战战兢兢。

林毅夫把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科举制度。

他认为，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人力资本，因而，从技术性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的概率大大降低。

这是从科技供给不足的角度得出的结论。

汤因比对大一统制度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更具有意义的阐述，他认为：“他们常常对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漠不关心或者干脆采取敌视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技术变革都会威胁经济的稳定，因而也会威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而这种稳定是统一国家的奠基人好不容易才确立起来的。

”若……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

……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

皆不可行。

”铁路破坏“小民生计”，不利于社会稳定。

（二）市场因素只有当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时，才具有足够的诱发相应新技术产生的激励。

真正有意义的技术发明只有在市场上才可能得到采用并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实质性作用。

市场及其力量成长的逐渐停滞是中国技术进步最终陷于停滞从而最终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

——赵凌云（1）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市场。

一是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和割据性，各地商品流通并不完全畅通。

二是中国古代市场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

三是币制的混乱和流通量不足，不利于统一的全国性市场的发育。

（2）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

一是官榷专卖制度。

一是达官权贵经商，特权经营。

（3）商品交易自由度低，市场进入障碍重重。

首先，“贱商”观念妨碍了商业的发展。

其次，榷关制度限制了商人的自由运营。

再次，牙行制度与商品价值规律相违背。

最后，行会制度对商人的管制和勒索。

（4）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

（三）资本因素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是：一方面，产生大批失去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巨额的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转化为资本。

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标志着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也标志着对劳动者的剥削形式的变换，即由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

清朝章嗣衡、徐珂曾统计：晋商的资产总数约在5000-6000万两白银之间，接近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之和。

当代学者梁小民认为晋商的资产总量在一亿两白银左右。

十三行商人伍秉鉴拥有资产约2600万银元，在西方人眼中就是世界首富。

20世纪90年代《亚洲华尔街日报》曾评选出1000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伍秉鉴是6个入选的中国人中的惟一的商人。

费正清提出：“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结论是：“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明清商人的资本用处：1、构建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2、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3、重建宗族世家，“以商致富，以宦贵之”。

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中国古代商人的财富增加与市场充分竞争无关，与产业开拓无关，与技术革新无关。

（四）劳动力因素英国的圈地运动和明代的流民问题都出现在15世纪，但前者是工业革命的前导，而后者却是原始积累的中断。

英国通过立法，加速失地农民向无产者转化。

如16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规定，除持有乞食许可证的人以外，其余流浪汉一律迫令立志愿劳动誓言。

1547年，爱德华六世颁布“血腥立法”，用肉刑和打“S”字母烙印的办法对付流浪汉。

1700-1760年间，资产阶级政府颁布208件《圈地法令》，用国家立法手段迫使小农经济解题。

明代中叶，1440年，直隶与山西两个省116个州县失地农户达到36640户。

1468年，仅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就达二三十万。

1471年达到40多万，最高达150万。

李洵指出，当时全国6000万在籍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一，即600万人为流民。

——李洵：《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

这些流民必然充斥雇佣劳动力市场。

一部分涌入矿山，掀起了全国范围的采银狂潮，冲破了政府的禁令。

相当多的冲入城市，充实小手工业、小商贩队伍。

苏松巡抚向户部报告失地流民七种去向：大户包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避匿、僧道招诱。

中国封建王朝则是一体化结构抑制兼并，用招抚的办法尽可能使流民重回土地上来。

15世纪30年代，明英宗颁布一系列安置流民法令，一方面令流民复业，一方面严禁隐占土地和人口。

国家甚至对流民作出让步。

1441年，明英宗《大赦天下诏》，除赦免拖欠政府的钱粮外，并允许“离乡已久、产业已成”、不愿返乡的流民在所居住地区报官附籍，享受贷款并“免除泛差役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