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变迁路径与发展趋势
中国自从1985年起有真正的货币政策，在短短的25年中，货币政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如何进行操作，并没有现成的理论。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特殊经济形式国家货币政策的改革和变迁的阐述，在当今变幻的国际环境和复杂的国内环境下对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有所帮助。

一、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变迁路径
货币政策是由国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所制定的，是关于金融活动的一系列政策、方针与调控政策的总称。

它是实现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核心所在，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货币政策有三大构成要素：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目标。

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去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逆向制约关系，所以货币政策都是以货币政策目标开始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再过滤到货币政策工具。

这三者有机的联系起来，才有监测和控制目标实现的各种操作指标和政策传导机制，它们共同影响着最终的效果。

（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从总体上看，货币政策目标的核心是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要考察货币政策目标实现与否，需要有一些可以量化的、可以操作的经济指标。

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货币政策的目标而选取的操作对象。

我国在改革初期主要使用贷款规模控制，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融资手段和融资渠道大大增加，这种主要利用行政手段控制贷款规模的方法也与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不相适应。

直到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放弃信贷资金计划管理模式，至此，贷款规模作为中介目标的角色由此退出历史舞台。

利率无论是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中介目标还是传导机制都是各国央行所青睐的。

它对刺激经济增长、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国债的筹资成本及推动个人信贷起了积极作用，但中国连续7次下调利率对刺激消费与投资的作用却不明显。

重要的原因是，利率作为一个经济的内生变量，它的变化是顺经济循环的，即在经济繁荣时期，利率会由于信贷需求的增加而上升；反之，在经济萧条时期，利率会因金融市场的萎缩而下降。

虽然说利率在经济“软着陆”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它逐渐被货币供应量所取代，政府把目光转移到扩大货币供应量。

（二）操作目标的困境和工具的选择
在增加的货币供应当中，基础货币投放及其增幅是极其重要的，作为操作目标之一，与准备金率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变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理论上准
备金率下降，银行的可贷资金增加，那么贷款总量的数额就会激增，因此各国对其调整非常慎重。

而我国则不然，中国的准备金制度始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责的1984年，至今经历了多次调整，但刺激作用仍不明显，因此准备金作为我国的操作指标还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1998年5月，中央银行开始运用公开市场业务作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1998年和1999年间，中央银行通过债券的回购和现券的交易累计净投资基础货币2621亿元，占这两年基础货币投放增加额的85%，2000年全国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投放基础货币4470亿元，回笼基础货币5292亿元，净回笼基础货币822亿元，保证了货币的合理供应，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公开市场业务将成为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有利工具。

二、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
中国自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权，即有了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以来，到新世纪初，中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还是货币政策的工具。

（一）货币供应量仍然是中介目标的较好选择
无论是利率还是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

但考虑到政策性银行贷款直接受政府控制，那么国家在银行新增贷款的比重中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这说明国家贷款的控制力是牢固的，并且在中国以指导性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窗口指导地位突出反映了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指导中对贷款规模的倚重。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贷款规模会最终被取消。

而货币供应量以其操作性和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会在新世纪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应加强准备金作为操作指标的作用
虽然基础货币与准备金率的运用效果不很明显，但基础货币的可控性与可测性不如准备金，商业银行通过向中央银行再贴现和贷款形成的借入性储备可以更好的反映其头寸的松紧，而且，它对所有的存款货币银行的影响都是平等的，且预警性强，对货币供应量有极强的影响力，可以为货币政策和制订提供相对可靠的依据。

在今后的货币政策操作中，可以考虑提高准备金率作为操作目标的地位。

三、货币政策变迁中对制度因素的路径依赖
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改革是沿着制度变迁的轨迹进行的，货币政策的变化不能摆脱制度的路径依赖。

过分倚重政策的宏观效应而忽视微观制度的构建，很可能陷入政策性扩张（收缩）和制度性收缩（扩张）的尴尬境地。

从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和发展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无一不是随着制度的构建、形成和发展而变革的。

单纯依靠政府的经济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必须有一个具有提供信息功能、激励功能及能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促使资源有效配置为依托的制度。

从一定程度上说，制度是一个有生产力决定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因而，货币政策应该适应这一过程，不能超前更不能滞后。

我国的货币政策单一目标正是在当前制度下的所必须的，而利率因为当前制度的因素弱化了其作用，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和准备金也因为商业银行的制度因素作用受到限制。

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都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

随着中国制度性调整的深入，金融制度的不断健全，金融市场的逐渐完善，中国的货币政策将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