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非子》
——韩非的法治思想
传统将《韩非子》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之作，因为它集中宣扬了先秦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兼治的君主专制论。
但韩非的法治思想并不仅仅是集先秦法家于一体，更是汇集了先秦诸子百家，使得韩非在论述法治思想时左右逢源，更具合理性，并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难三》篇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法者，编著之图集，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此臣之所师也。
”由此可见，韩非的“法”是一种“编著之图集”的法律条令，是一种“设之于官府”的统治工具，是一种“布之于百姓”的行为规范，其基本内容在于赏罚。
表面上，他是君臣万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但实际上，不过是君主治国的工具。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历来都只是当权者安抚民心，骗取人心的一套华而不实的说辞。
在《韩非子》中，韩非并没有系统的罗列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只是务虚的论述立法执法等方面应该贯彻的一些基本准则。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在立法方面，韩非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立法应该考虑其功利性。
《八说》说：“法所以治事，事所以名功也。
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
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
”制定法令，必然会有利弊之分，所以立法时必须考虑其利弊得失，利大于弊，才可立。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无完法”，韩非
在立法前先权衡利弊，是颁布的法律符合实际而非理想，实际上是追求法律的最大合理性。
第二，立法是必须因时制宜，适应时势的需要。
《心度》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立法的因时制宜原则实际上是功利原则的延伸，法律的制定因时因地而变，符合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追求法律的最大功效，这反映了韩非的变法论精神。
第三，法令必须统一，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这一条看似与上一条所说的变法论相矛盾，其实不然。
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说，这就是辩证法中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
法令一旦制成，就必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不能变得太快，否则法的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
这是因为法律是全国臣民奉行的行为准则，统一固定，百姓才好遵守，朝令夕改，就会使人们无所适从，而且“不擅其法”，也给奸臣贼子造就了可乘之机。
“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利则道之”。
所以，韩非认为“法其如一而固”。
第四，法令必须适应于人的性情，容易了解，便于实行。
《用人》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明主之表易见，故约之；其教易之，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
”
法既然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就必须为普通大众所了解，具有其通俗性和可行性。
如果深奥难懂，或通过努力也做不到，人们就会“私怨生”、“伏怨结”，就会背叛君主。
常言道：“法不责众。
”如果制定的法令人们都无力做到而只能违反，那就会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样的法就是有违情理的，是行不通的。
第五，法应该详尽明白。
《八说》说：“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
”制定法令，既要简明，又要详尽。
法律太深奥，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便不能达到容易了解容易实行的要求；
法律太简单，有些情况找不到法律的依据，就会有人趁机钻营。
所以，法要简明详尽，构建一个明确的标准。
第六，制定法律时，必须贯彻厚赏重罚的原则，使法律真正起到赏善罚恶的作用。
《守道》说：“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
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
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故民劝极力而
乐尽情。
此职位上下相得。
”韩非认为，法律应能调动人们为君主效劳的积极性，所以，他特别强调厚赏重罚。
《八经》说：“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
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
”韩非主张重刑，是对商鞅重处轻罪思想的继承。
商鞅主张“以刑去刑”，即从严惩处可以加强法律的威慑力，使人们都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从而使刑法无所施。
韩非正是继承了这一宗旨。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可取的，如果中国现在废除死刑，那监狱里可定会人满为患。
人生的大事
之一便是生死，按其本能出发人都是怕死的，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敢轻易越雷池一
步。
如果没有了死的限制，那么以身试法的人无疑会越来越多，这对加国社会都不
是一件好事儿。
第七，
在执法方面，韩非更加重视，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韩非主张加强法制教育，使法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
《五蠹》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他主张取消法律以外的所有文献，只上法律课，使全国成为一个政法学院，这里显然是很偏激的。
但其用意也并非一无
是处，他想要天下臣民都知法懂法，不违法，这实在是利国利民的金玉良言。
如果
因为不知法而触犯法律，受到法律制裁，那即使学了“先王之语”、“书简之文”又
有何用在当今社会，因不知法律而触犯法网的事件都还很多，何况远古。
第二，韩非主张执法时对民一视同仁，信赏必罚。
《有度》说：“发布阿贵，绳不绕曲。
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主道》说：
“诚有功，则虽疏浅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可见除了君主拥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外，所有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必须惩处，不管是君主的宠臣还是达官
显贵，都不得幸免；但是小民如果有功，照样得赏。
韩非这里所说的法虽然在对象
上有上限，但除上限之外，人人平等，行法不阿，君主依法治国，具有很大的进步
性。
第三，韩非认为执法必须严格谨慎。
《八说》说：“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必毅而易诛这也。
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
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
于人…….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他主张统治者在执法时必须严格审慎，既不能因为仁爱而“有过不罪，无功受赏”，也不能任意虐杀臣民。
在韩非看来，执法必须严格理性的遵守法律，不能掺杂丝毫感情色彩，颇似西方“法—理—情”的执法
原则。
第四，韩非认为应该用道德力量辅佐法制的实施，即《五蠹》所说的“誉辅其赏，毁随其罚”。
他认为道德观念如果与法制相违背，法制就难以实行。
《五蠹》说：“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为此，韩非特别反对那些空谈的没有成效的道德说教。
他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所以他主张以法治为主，以道德教育为辅。
法治思想只是韩非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
韩非思想体系包括法、术、势三个部分，法用来理民，术用来治官，势用来保位，并且在实行方式上，法必须公开，术要秘密，势则由权位加法术构成，三者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统治者统治国家臣民的不二法宝，这也是韩非思想之精髓。
韩非在人性论和道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这套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
论》深有不谋而合之处，只不过马基雅维利比韩非后生了近两千年，如果他俩在阴间相识，肯定会互引为知己。
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虽然没有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成为正统思想，但是却对中国封建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韩非子》被秦始皇奉为经典，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法制一直是仅次于仁治思想的统治思想，只不过在儒家为正统的前提下，法制只能默默的居于幕后。
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
虽然今日之法治与韩非之法治在形式上或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其本质上我认为是一致的。
今日之中国，司法体系已经很完善了，甚至比起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国之而无不及。
中国的法律条令是全世界最多的，也是最细的，但是就执行情况而言，却不是全世界最好的。
在西方，人们依法治国遵照的是法——理——情的原则顺序，并且司法独立，针对某件事情最先考虑的是法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依法办事。
而在中国，人们依法治国遵照的是情——理——法的原则顺序，并且司法经常受到行政的干预，针对某件事情最先考虑的人的感情或人情或权利，之后才是法律，很多都难以真正做到依法办事。
中国真的要把社会纳入一个法制化的轨道，那么首先应该做的是让司法独立，只有真正做到司法独立，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