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方面的因素1、语义理解障碍：阅读和分析原文阶段，原文的语义含糊性和句法复杂性是影响等值程度最主要的因素。
由于原文有意无意的语义含糊，译者很难确定原文的真实语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就产生不同的译文。
如，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常喜欢间接地或迂回地表达自己对一个男孩或女孩长相的看法，便说“她长得困难”——这就不能不给译者带来“别扭”的感觉。
如果直译为“She grows difficult.”老外读了可能费解；如果意译为“She looks ugly.”原文的风趣就丧失了。
要克服语义含糊，准确传达原文语义就要求译者对原语有较高的把握能力，尽可能综合考虑与原文语义相关的所有因素，挖掘出原文真实内涵。
即便如此也难实现绝对的“等值”。
原文句法过于复杂也是译者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翻译前译者不得不将复杂的句法重新梳理一遍，即先进行语内翻译，然后再转换成译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等值程度。
2、表达方式相异：分析完原文后，在原文转换成译文阶段，译者同样遇到很多影响等值的因素，大都与表达方式、文体风格有关。
原文里同一个句法单位，译文通常都有几种等值程度不一的表达方式与之对应（固定用法除外），表达方式的取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译文等值程度的高低。
我们的取舍原则是选择最自然的对等物，即采用最符合译语表达习惯及惯用语搭配的表达方式。
例如：(1) Shoe the goose. （A）给鹅穿鞋。
（B）对牛弹琴。
[徒劳无益](2) Teach fish to swim. （A）教鱼游泳。
（B）圣人面前念《三字经》[多此一举](3)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A）凡是结果好的事就是好事（B）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
经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每个英文词语的第二种[B]译法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汉语历史较长，其词语非常丰富多彩。
光一个“死”字至少有42钟说法[如，长眠、安息、登仙、圆寂、谢世、驾崩、见马克思去了……等等]，英语或其它语种往往很难找到其“等值”的对应词。
3、语法结构不同：正如Mona Baker*所说，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语法范畴、语法规则和语法结构，这些不同导致它们传达信息的方式也不同。
译文语言若缺失原文语言的某种语法范畴或结构，则在译文中很难找到一个与原文直接对应的对等物，译者也不得不对原文的信息或增或删、做出某些取舍。
在这些影响翻译的语法范畴中，Mona Baker尤其强调了数、性、时态和语体、语态、人称。
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差异也是影响等值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语法差异越大，达到等值的难度也就越大。
如，汉语中的“独词句”或没有主语的句子很多。
在将其译成英文时就要补充上语法或逻辑上的主语，这就不能实现“等值”的翻译。
“蛇！”作为一个表示惊讶的句子，要用三个以上的英文字，才能将其译出。
[It’s a snake! ] “C1=E3”如何等值？4、文章体裁（text type）：文章体裁是影响翻译等值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同体裁具有不同的功能，是表情功能、信息功能抑或呼语功能，这在翻译中都不能忽视。
奈达在论述“动态对等”时提出的四条原则之一便是译文与原文的文学体裁所起的作用一致。
例如，原文体裁若具有认识职能，译文也须具有这种职能，原文的语言职能是美学职能，译文也须实现美学职能。
诗歌被普遍认为是最难达到等值甚至是一种不可译的文学体裁，不仅因为它在文字、音韵、隐喻等方面的特性，更因为蕴含其中的神韵、意境或者说是味道，即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都使常人无法企及。
“诗是从来不能贴贴切切翻译成别的语言的”(Poetry can never be adequately rendered.) 对此，译界早有共识。
这也是为什么Robert Frost*会说“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2001：57）。
因此，Wilss*提出不同的文章体裁应有不同的等值标准，甚至是每篇文章都应有其自身的等值标准。
二、文化方面的因素要做到真实地再现原语信息内容，译者要考虑的不仅是两种语言在语言文字上的差异，还要重视这两种语言所属的两大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思维模式、社会习俗，于是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这些文化差异都会承载于各自不同的语言当中。
正确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分析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差异是做到等值翻译的一个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差异越大，这两种语言之间的等值转换就越难，等值程度也越会受到影响。
Newmark*说过，“一个文本的文化色彩（地方色彩）越浓、时空距离越远，等效就越不可思议。
”（the more cultural(the more local, the more remote in time and space)a text,the less is equivalent effect even conceivable）因此文化差异是影响翻译等值程度的又一重要因素。
我们在翻译中只有充分考虑到这种文化差异性，尽量将原语的文化信息、文化内涵用符合译语文化习惯的表达方式表现出来，这样才能达到较高程度的等值。
例如，中国人习惯说“十五的月亮”，这与中国历法（农历/阴历）反映了月亮的圆缺规律有关，但西方人用的是阳历，他们对中国的历法或文化习俗可能不太了解，所以“the fifteenth moon”的译法就没有“the full moon”的等值程度高了。
又如：“她认为离开了办公大楼，离开了政工部门，就是离开了政治，就听不到那些闲言碎语，谁知是离开了咸菜缸又跳进了萝卜窖。
”（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离开了咸菜缸又跳进了萝卜窖”具有很浓的中国文化色彩，形容处境每况愈下，越来越糟。
若将其直译成“to jump out of the pickles vat into radish cellar”，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就会不知所云，译文要完成语际交际的任务也就无从谈起。
这里，若借用英语俗语中固有的表达方式“ to jump out of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就更自然贴切些，或者也可以直接传达原文的语用含义"越来越糟"，将其译为“from bad to worse”。
这样处理，译文的等值程度也就相应提高，能够更成功地完成跨文化交际的任务。
三、译者自身的因素与任何一种语言行为一样，翻译也离不开人类活动，其结果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
译者具有自身的兴趣、爱好、优势、语言能力和语言外经历，这些都决定着其翻译结果。
“Since every translator is a human being with his ow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make up, the result of his translational activity depends on his own predisposition toward the test to be translated and his own problem-solving capacity.”（Wilss,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139）因此，译者自身水平的高低，即其综合素养也成为影响等值程度的重要因素。
它包括译者的双语掌握程度、对两种文化的认识深度和敏感度及对译文受众理解能力和知识范围的预知能力等等。
一般来说，译者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综合素质越高，获得等值的可能性就越大，等值程度也就越高。
“须知译本的优劣，关键在于译者，在于译者的译才，在于译者的译才是否得到充分施展。
重在传神，则要求译者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神明英发，达意尽蕴……大凡一部成功的译作，往往是翻译家翻译才能得到辉煌发挥的结果。
”（罗新璋，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翻译新论：367）因此译者要不断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充分拓展自己的潜能，这样才能于拘限中掌握自由，使译作的艺术生命永放光彩。
以上大致从文本、文化及译者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翻译等值的诸多因素。
由此可见，翻译中的等值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翻译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多层面的文化活动。
“由于每种语言都有自己所特有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背景，所以不同语言之间尤其是属于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往往在语言结构、语言背景、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吴义城，对翻译等值问题的思考，中国翻译，1994年第1期，页4）这些差异导致语言符号系统间各层次上的非对应和不完全对应关系，语言的各层次中并不是处处存在着信息相通的通道，因此翻译等值是相对的。
然而客观障碍的存在并不能否定等值的存在，只能说明实现等值的困难性和相对性。
即使从真正意义的自然科学来说也无处不存在无限多个相对等值向着绝对等值无限贴近但又永远难以在现实中实现等同或等值的终点。
这种所谓“等值”永远在无限追求的运动过程中。
周长与直径之比是π，它在实践中可以求得一个无限的不循环的数字系列，如3.1415926……等无穷多的数字，使其无限接近真值——这个真值在理论上无人否定它的存在，但在实际求索中它则永远是可望又不可及的极限概念。
绝对没有误差的世界是没有的。
科学家或翻译家的责任就是将其控制在现实所允许的误差之内，并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尽最大努力向着理想的标准不断前进，永远不能望而生畏或自以为是。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翻译的根本任务从某种角度看在于异中求同，即克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表现在各个平面与层次的异，求得最大限度的同，这才是指引我们不断前进的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