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上）作业二——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班级：103133 学号：35 姓名：杨扬“匈奴”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战国策》等先秦文献，但译名繁多，至《史记》史称匈奴，并详载了它的历史，所以司马迁被称为“匈奴学”的奠基人。

“胡”和“匈奴”并非汉人对这个游牧民族的蔑称，而是他们的自称，匈奴狐鹿姑单于在致西汉汉武帝的文书中就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

胡者，天之骄子也。

”①用“胡”泛称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是以后的事。

匈奴起源：按《史记》，匈奴人的先祖是夏朝的遗民，向西迁移的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白种人。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

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

《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

《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

”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

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

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

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后半段文字，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荤粥。

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

“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

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

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

” 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

至汉代，“匈奴稍强，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兴起时代：冒顿单于时的匈奴匈奴国的全盛时期从前209年至前128年，即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时期，相当于中国从秦二世元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

在伊稚斜单于时期，国力被汉军打击由盛转衰。

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宠爱后妻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头曼便想立幼子为下任单于，就设法杀害长子冒顿。

他派冒顿到月氏（甘肃张掖）当质子，随后派兵疾袭月氏，想借月氏之手杀死冒顿，冒顿极有胆识，抢了月氏的战马，支身一人逃回，头曼没有口实杀掉冒顿，只得作罢，后冒顿知道真相后，即对父亲及后母产生报复之意。

他先训练了一支军队，并要求当他响箭射向何处，部队即射向何处。

他先后以其爱妾、其父的爱马为目标，将未射箭者处死。

其后等时机成熟，即将响箭射向头曼单于，使其部队射死头曼单于，冒顿并发动政变，杀死后母及不服他的将军大臣，夺取了单于之位。

冒顿单于继位后，开始对外扩张。

在大败东胡王之后，随即并吞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匈奴别部，居河套以南），并收复了蒙恬所夺的匈奴地及汉之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等郡县。

并对汉之燕、代等地进行侵掠。

向西进击月氏，老上单于继位后，大败并杀死了月氏王，迫使月氏向西域迁徒。

北方及西北一带的丁零、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部族先后臣服于匈奴。

西汉前期，匈汉边界地区汉方一侧，非军事人员并不很多，除了“奸阑出物与匈奴交”的中原民间商贾以及逃亡人员外，再就是那些为守边戍卒们运送给养器械的人员以及双方的使节，史书中不见其他人等出现的记载。

那时，汉朝主要是在匈汉边界地区设置障塞烽燧，遣将吏发戍卒以警戒守备边境。

所遣发的戍卒，则来自不同的郡县。

这些戍卒们远离家乡，到地理环境及自然条件都不习惯的边境地区去值更，一般都需要经过一段时日之后，才能熟悉、适应戍守地的环境。

但是汉朝的戍卒“一岁而更”，在他们刚刚适应环境，能较好地完成戍守任务时，更期已满，新来的又需要时日熟悉。

这种情况给戍卒家庭以及西汉朝廷均造成了经济负担，而且戍守效果亦不佳，因为这些戍卒们总是“不知胡人之能”。

每年都要进行的调新更旧，亦增加了各有关衙府的负担。

至西汉文帝时期，晁错针对这种情况，在他所上的守边备塞之策中建议：“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并且在“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

先为室屋，具田器”，然后募民，徙塞下居住。

于是，与匈奴连接的西汉边境地区，人口遂比以前增多。

平城之围：平城之围也称白登之战。

汉初，由于长期疲于兵事，无暇北顾，冒顿利用自己兵强马壮的优势，乘机夺取了长城以北汉朝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到汉王朝在北部中国的统治。

为了防御匈奴的南进，汉高祖刘邦曾派韩王信坐镇晋阳，守卫太原以北之地。

后来，韩王信以“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②为理由，上书刘邦，把韩国都城从晋阳迁到马邑。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２０１年）秋天，冒顿领兵入侵长城，一直打到马邑城下，把韩王信围困在马邑城。

韩王信是战国时韩国的旧贵族，曾响应刘邦起义，带兵攻打韩地有功，被刘邦封为韩王。

因刘邦疑韩信有二心，将他远调到远离都城的地方。

所以，当匈奴兵临城下后，他一直不愿与匈奴交战，几次派使臣与匈奴谈判，要求和解，以便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汉朝援兵赶到马邑城后，见韩王信不出兵交战，不断派人与匈奴频繁来往，怀疑韩玉信可能要叛变，就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刘邦。

在紧急情况下，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刘邦亲自给韩王信写了封信，申明大义，对他进行劝告、指责和警告。

信中说：“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③刘邦的这番话不但没有挽回形势，反而促使了韩王信的叛变。

他见刘邦如此口气，深知处境的危险，怕被问罪杀头，于是，献出了马邑城，投降了匈奴。

接着，韩王信与匈奴勾结起来，挥师南下，进入雁门关，攻下太原郡，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山西大部分地区。

为了进一步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汉王朝统治，汉高祖七年（公元前２００年）冬天，刘邦亲自带领三十万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韩王信叛乱。

汉军进入山西后，连连取胜，特别是铜（革是）（今沁县一带）一战，大获全胜，使韩王信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部下将领王喜被汉军杀死，韩王信逃奔匈奴。

之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拥立战国时赵国后代赵利为王，收集韩王信的残兵败将重整旗鼓，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

冒顿派左、右贤王各带兵一万多骑与王黄等屯兵广武以南至晋阳一带，企图阻挡汉军北进。

汉军乘胜追击，又在晋阳打败了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收复了晋阳、离石等六城，攻下楼烦等三城。

汉军由于节节胜利，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

冒顿故意以残兵示汉，将大军隐藏起来。

汉军侦察人员几次往返阵前，也没有看破匈奴的假象，信以为真，就把侦察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刘邦。

刘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没有识破匈奴的计谋，盲目带领大军北上。

汉军刚刚过了勾注山（今雁门山），正碰上从匈奴出使回来的刘敬（娄敬），刘敬对匈奴的设防产生了怀疑，提醒刘邦不要冒然进兵。

他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

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④刘邦不听劝告，而且将刘敬抓了起来，囚禁在广武城，准备凯旋后处理。

刘邦带领兵马一进入包围圈，冒顿马上指挥四十万匈奴大军，截住汉军步兵，把刘邦的兵马围困在白登，使汉军失去联系，不能相救。

虽经几次激烈战斗，也没有突围出去。

之后，冒顿率领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西面的骑兵是清一色白马，东面是一色青马，北面是一色黑马，南面是一色红马，企图把汉军冲散。

结果，双方损失很大，一直相持不下。

当时。

正值隆冬季节，气候严寒，还飘着雪花。

汉军士兵不习惯北方生活。

冻伤很多人，其中冻掉手指头的就有十之二、三。

有首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⑤，可见战争之苦。

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扭转败局，刘邦凭借白登地势居高临下的有利条件，指挥汉军昼夜加强防守。

匈奴围困了七天七夜，也没有占领了白登。

刘邦的突围之策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只是说刘邦采用了陈平秘计，才得以解围。

陈平秘计是什么？“其计秘，世莫得闻”⑥和亲政策:在古代，汉族统治者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有时为着一定政治目的需要，通过联姻缔结和好关系，被称为“和亲”。

和亲作为统治者的一项政策，则始于西汉初。

公元前200年，刘邦率军北击匈奴，冒顿用计诱使汉兵深入，围汉高祖于白登。

7日后冒顿疑韩王信部将与汉有谋，开围一角，汉高祖遂突围。

此事件后，汉边将经常有降匈奴的人，而冒顿也常借机袭扰汉之雁门、云中等地。

汉高祖无力还击匈奴，遂采纳娄敬建议，以宗室女出嫁给冒顿为阏氏(匈奴单于的妻子或妾称阏氏)，并每年给匈奴贡品絮缯、酒米食物，与冒顿结为兄弟。

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和亲关系的开始。

后为各王朝所效法，如隋唐时，曾与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等和亲；辽朝与西夏、回鹘喀剌汗王朝均采用过和亲政策。

该政策终于清代。

募兵备边：西汉前期仅见高祖为汉王时曾有招募之举。

但自西汉武帝以后，则募兵次数渐繁、地位日显重要。

募兵自武帝后之所以推广，这和征兵制不能完全适应当时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有关。

在作战对象转移、战略战术变化和武器装备更新的情况下，若只“征”不“募”，有碍战争，不足以御敌取胜。

西汉军队的作战对象，在“七国之乱”前，主要是平息“内忧”，解决“王国”势力问题；其后，则主要是反击“匈奴”，消除“边患”。

《汉书·窦田灌韩传》说：“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飙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无常处，难得而制。

”它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万”，是汉廷北部的劲敌。

西汉建国之初，高祖亲自带领三十万兵力出击匈奴被“困于平城”的事例，使不少政治家感到，光靠征兵组织起来的军队，不足以抵御匈奴的袭扰。

晁错从秦代的历史教训和汉初的现状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征兵制不能适应边战的需要。

他在向汉文帝言及兵事和陈述防御匈奴的方略时说：“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百不当十。

”“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

”“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1]从这些建议中看出，晁错虽然尚未否定征兵的意义。

但他已经认识到，在作战对象转移的情况下，一依征发内郡之卒守塞，“一岁而更”，难于适应时变。

因此他主张急需“徙民塞下实边”；边关要地“选练”得力的边兵；采用“归降蛮夷”配合边民共同守边，改变兵源结构。

武帝之时，在长期的战争中，尽管汉军势力伸到漠北，但“士物故者，动以万数，民多买复，征发之士益少”。

由于损兵折将，兵源枯竭，内郡征发之士不足以御敌。

于是统治者着眼于扩大兵源。

这就是：(1)大量使用“夷兵”；(2)谪发，以“七科谪”充边；(3)为“招募”，将“六郡良家子”，“善于骑射”，而又熟习胡人性能者招募为兵。

这样既充实了军队数量，又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