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二战及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战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总的采取了遏制的长期战略，但是，历任美国领导人及国内政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轮换，都带来了对苏战术的不同。

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年就提出要把门罗主义从美国单方面的宣言变成一项与南美诸共和国采取一致行动的相互协议；上台后，他改变了美国一直无视苏联存在的态度，承认了苏联政府。

罗斯福时期，美国奉行着与其他国家合作来维持某种形式的集体安全制度的政策。

在战术上来说，美国试图利用自己的竞争对手在战争中相互削弱的机会，通过最后参战来夺得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此外，罗斯福希望通过联合国来控制世界政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来构筑战后世界经济秩序，实现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

就这个时期的美苏关系来说，由于罗斯福认为美苏在反法西斯中建立了一定的盟友关系，而且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即使想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也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因此他认为虽然限制苏联扩张将成为美国日后的头号任务，但限制的办法不是对抗，美国应当谋求与苏联合作，使苏联成为“守法国家”，服从和维护美国所拟定的国际秩序，即建立一个美国主宰下的美苏合作体制。

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之后，随着二战结束，轴心国国家相继投降，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又独占原子弹这种恐怖的外交力量，而且美苏合作基础破裂，世界两强格局形成，杜鲁门转而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最终导致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出台。

杜鲁门试图
建立各种政治军事集团来抵制苏联，实施“以拉美为后院，以太平洋为内湖，以大西洋为内海，以欧洲为重点”的战略，从而达到称霸全球的进攻型扩张战略。

此后的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朝鲜战争和《太平洋安全保障》都是杜鲁门意图的具体化。

总的来说，杜鲁门时期是美国海陆空大规模发展时期，是美国世界霸主心态膨胀的时期。

对苏联的敌视和对实力政策的推崇，都直接导致了杜鲁门时期美国的扩张性强硬政策。

1953年，斯大林逝世，美国总统换届，美苏关系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一年。

艾森豪威尔基本上继续了杜鲁门的“冷战”政策，但是也有一些重要变化。

或许是由于军人出身的强硬，艾森豪威尔认为遏制是防御性的和徒劳的，应该以积极大胆的政策取而代之。

就美国的战术上来说，艾森豪威尔主张削减地面和海上的常规武装，把军事力量都集中在美国的周边地区，把主要打击力量放在核武器上，实行一种以核武器为威慑力量、对别国进行核威慑和核讹诈的“大规模战略报复政策”，把战略核武器作为实现美国外交的重要工具，并且在苏联周围形成一个新月弧的包围圈以取得战略上的有力位置。

50年代中期，美国国力有所衰落，艾森豪威尔开始把苏联放到与美国的同等地位，主张改变以往军事对抗的形式，对苏联和东欧进行渗透，促其“和平演变”。

1959年的戴维营会议成为美苏由对抗走向解冻的先兆，但是其后的U-2飞机事件、柏林墙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使得美苏关系又一度紧张。

从罗斯福到艾森豪威尔，美苏历史经历了三个鲜明的历史阶段，
即从合作到冷战，再到50年代末的解冻。

进入60年代，美国的外交由和苏联的对峙转向调整与缓和，美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厌战情绪。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新总统肯尼迪提出了“和平战略”。

肯尼迪认为把共产党带进他们所寻求的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最好的武器是美苏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虽然肯尼迪战略的前提仍然是世界上的问题只能由美苏两家决定，但是必须以“灵活反应”取代过去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肯尼迪致力于改变美国的“好战”形象，以接触而非隔绝来确立美国的民主自由，从而颠覆苏联社会主义。

此外，无论是在不打破美苏平衡下对苏联和东欧实现多元化政策，还是对“中间地带”的争夺和美欧关系的加强，都体现了他对苏政策的根本性调整。

肯尼迪认为大规模报复战略过于倚重核威慑力量，新战略应该加强美国的常规力量和部队的机动性，提高空运能力，加速推行核导弹规划，使美国拥有多样化的军事能力。

肯尼迪提出了一系列的外交调整思路，而尼克松则把这种思路付诸实践，并且在东西方关系中打开局面。

对此时的苏联来说，尼克松主要采取的战术是“连环套原则”，即“不是要对方赶快摊派，而是要在桌上积累大笔赌注，就一连串看来是相互关联而且规模广泛的问题同俄国人谈判”。

根据“连环套”原则，美国主张把核谈判同欧洲问题、中东问题和越南问题连起来，以压苏联让步。

尼克松一方面强调美国大力发展核进攻和防御力量，防止战略核战争的升级；一方面又反对一味对抗，把东西方的接近同谋求减缓美苏紧张关系结合起来。

总的来说，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世界趋向于多极化，尼克
松以比较现实的态度采取了相关的政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杜鲁门时期形成的全方位强力扩张的进攻性战略。

到了卡特总统时期，“人权外交”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卡特对苏联军事力量增长的政治意义感到忧虑，渴望改变美国的战略地位，主张从大国均势外交向外部世界施加政治影响。

因此，卡特上台之后，很快就展开了对苏的“人权攻势”。

同时，人权外交还包括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在维护人权的口号下，采取一些有别于支持亲美独裁政权的传统作法，以图改善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形象，目的在于增强抗衡苏联的政治力量。

当然，卡特时期，当苏联利用缓和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等地得手并且研制部署起SS20海基弹道中程导弹，卡特政府这种没有把军事威慑作为先决条件，而仅仅是过度侧重“人权外交”的缺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也是美苏外交斗争中美国的失败之笔。

里根总统上台后，其典型的右翼保守特征在其外交战术中也逐渐体现出来。

里根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能亚于任何国家，而此前在美苏的军事竞赛中，苏联都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他要求加强防务开支，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和战略军事力量，并且要有优于苏联的综合军事力量。

为达到此目的，里根甚至不顾及联邦预算因此出现的不平衡。

很显然，里根是对苏的强硬派。

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实行“战略防御计划”，利用空间为国家安全服务，打破核均衡，而这种均衡正是苏联多年来追求的目标。

当然，战略防御计划并不意味着放弃或代替威慑和现有的条件，防御系统和威慑政策都是一致的，战略防御计划
正是为加强威慑而提供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础。

里根设想以具有威慑效应的报复能力来使对手处于一种更为不安的戒备状态，苏联为限制该计划，会削弱扩充进攻性武器的势头。

从而“战略防御计划”也就成为了里根试图摆脱传统核威慑困境的一种谋略。

里根期望从外围把苏联驱逐出去，或动摇其外部结构，使之付出更大的代价，造成多向抵消，以达到“拖垮”苏联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