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一刻，家人签下同意书遗体也捐献给高校做解剖研究，目前已助4人重获新生2人重见光明讯报道“多捐一个器官就意味着可以多救一条生命”，20岁壮族小伙子阿韦日前在南海遭遇车祸致重型颅脑损伤，经医院全力抢救仍未能挽回生命。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家人决定签下同意书，捐出阿韦的心脏、肝、双肾、一对眼角膜等10个器官及遗体。
阿韦父亲：能捐的都捐出去今年10月7日，20岁广西壮族小伙阿韦遭遇车祸致重型颅脑损伤，被送到南海人民医院，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仍未能挽回生命。
10月9日，其54岁的父亲替阿韦签下《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据接触过这名父亲的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透露，他虽然来自广西边远山区，却思想开明。
“他一听到儿子虽死，器官却能救人，便二话不说同意了捐献器官。
起初，这名父亲为儿子捐出肝、双肾及一对眼角膜。
当获悉儿子血型与一名等待心脏移植患者匹配，而且儿子是其极好的心脏供者时，他马上表态：再增捐心脏和遗体。
‘人死了，器官留下了也没用，干脆把能捐的都捐出去吧。
多捐一个器官就意味着可以多救一条生命，捐献者的灵魂可以得到更多的延续，实现更高的生命价值。
’这是他的原话。
”经过协调，阿韦父亲同意捐献包括儿子心脏在内的10个器官，并将遗体捐献给深圳大学医学院用于临床解剖研究。
据了解，截至昨日为止，阿韦的器官已助4名重症病人重获新生，2名眼病患者重见光明。
受捐者：感谢给我第二次生命阿韦于10月12日上午转到中山一院黄埔院区ICU病区进行维护治疗。
10月14日12时，经过严密监测显示，患者阿韦的脑部、心脏相继死亡，器官移植专家实施了胸腹联合心脏、肝脏、肾脏的同时获取。
随后阿韦的心脏被移植到一名陕西籍的51岁郝姓警察的身上。
该心脏移植手术是在中山一院完成的，成为首例公民捐献器官心脏移植手术。
据了解，这名接受换心手术的老警察曾因“克山病”后遗症导致心脏功能衰退，5年前确诊“扩张型心肌病”，每年冬季均会发作严重的心脏衰竭。
2011年春节更是晕厥发作，病情危重。
如果不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他的生命将难以维持1年。
10月14日，阿韦的心脏终于移植到这名干警身上，昨日医院表示，术后患者迅速康复，近日可恢复出院。
“手术后感觉全身轻松多了，感谢他（阿韦）和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郝警官说。
链接99%患者等不到新心脏据器官移植专家介绍，由于目前国内供体短缺形势严峻，我国登记在册的需要进行心脏移植的患者有一万到两万例，但是实际能每年做手术的患者仅有100至200例，约99%的患者会因等不到供体而无法手术。
“在中山一院，1995年就率先完成了亚洲首例新生儿心脏移植术，近年来依托医院强大的综合医疗保障，心脏移植团队完成了十余例心脏移植及心肺联合移植术，术后患者最长已存活了7年，一年存活率达到90%。
这说明心脏移植技术成熟，就只缺供体了，让人无奈。
”目前，国内很多晚期危重病患者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在自己过世后捐献器官。
专家呼吁，随着经济发展及人们知识水平的提升，希望更多爱心人士涌现出来，同意逝后将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
人的一生，以死亡为终结。
可是，如果事先在一张器官捐献登记表上打了勾，即便是生命终结之后，仍将熠熠生辉。
去年年底，云南女孩施继琴自愿捐献多个器官，当地官员向她的遗体默哀致敬，当时这幅图片被境外媒体广泛传播，因为在不少外国媒体的报道中，死囚犯的器官才是我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主要来源，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愿死后捐献器官。
主管器官捐献工作多年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对此评价说，“世界看到，中国在改变。
”死和生是一对矛盾，人死不能复生，但现在很多人却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生命的延续”，这就是器官移植。
每年成千上万的人依靠器官移植摆脱了死神的威胁，捐献者的高尚之举让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获得了重生。
尽管捐献器官的爱心人士越来越多，但仍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权威统计，中国每年有100万—150万患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命，但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只有1万，缺口极大。
捐赠器官，固然需要勇气，也同样离不了制度激励，以及对旧有体制的革新。
我国正在创建符合国情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器官捐献体系将考虑纳入一定的刺激机制，给予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偿。
这或许将激活更多人的捐献热情。
作为我国的著名外科专家和曾经主管器官移植工作的副部长，黄洁夫对于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艰难发展深有感触。
以至于当谈到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即将在全国全面推开时，已经67岁的黄洁夫数度哽咽。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那么，在人的弥留之际，捐献出自己的器官，用于拯救陌生人的生命，是不是一种“人之将死，其行也善”的表现？换一个角度来讲，你的心脏在另一个人的体内跳动，是不是一种变相的生命延续？你的眼角膜为盲人带来光明，是不是就有一个人继续替你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遗体捐献的队伍中，将生命延续下去。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生理上或许不能实现，但在心灵上却很容易达到。
而捐出遗体或器官，让自己的器官还能给那些处于重症中的人带来生的希望，这是生命在别人体内延续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爱的传递与扩张。
而这又如同一颗生命的种子，因为爱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今年年初，恩施男孩熊正锋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脑出血，让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3岁这年寒假……然而，他的器官却在三名病人身上移植成功，延续着他们的生命，也延续着自己的存在……父亲熊仕周表示：“我给孩子取名为熊正锋，就是希望他长大后做雷锋那样的好人。
捐献器官救人是做好事，也算是孩子生命的一种延续!”“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字的时候，我感觉儿子并没离开我们，因为他的器官可以救助其他人，只要还有一样东西是活的，就像他还在我们身边一样。
”母亲贺泽香很坦然。
捐献器官的功德有多大，接受捐献者感触最深。
几年透析苦，一朝换肾甜，患者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欣喜难以言表。
在生死之关走过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往往更透彻。
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更希望回报社会，是他们的共同心声。
从这个意义来看，捐献器官的功德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更是爱心的传递。
要知道，除了母亲，您也可以赋予生命！对于受捐者来说，我们人体器官移植和等待移植患者的数量比例小一点，就代表他们的希望多一分。
而对于器官捐献者来说，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被放大到了两三倍甚至更多。
他们将自己最为宝贵的身体器官留给了这个世界，用最后的礼物给生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每年29万人苦等器官联系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时，他正在为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在全国铺开的工作忙得焦头烂额。
“每年我国肝、肾、心、肺、胰腺、小肠的移植量，约有一万，等待数量却是30万。
”高新谱告诉光明网记者，如果以每位等待捐献者一般能等待一两年的时间来算，大部分人在还没等到合适的器官时就已经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介绍，现在我们所说的人体器官捐献主要是法律条文中大器官的含义，特指人体上的心、肝、肾、肺、胰腺和小肠等六部分，其中肝肾脏需求量最大，其次是心肺。
人们通常意识里的眼角膜捐赠并不在内。
并且，大器官主要有三个来源：死囚捐献、亲属间活体捐献和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
“在试点工作开展以前，国内在这方面的体系一直处于空白。
”高新谱说，直到2010年3月，才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卫生部共同启动试点工作。
从刚开始的10个省，到现在的19个省，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雏形已经初步完成。
试点三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截至2013年2月28日，共实现捐献671例，捐献大器官1838个。
有资料显示，我国实行遗体捐献的26年中，遗体捐献登记人数占我国人口的0．01％左右，实际捐献的遗体占遗体捐献登记人数的4％～20％。
但是，这些数量还远远不够！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也差的很远。
从每百万人口逝世后公民人体器官的捐献率来看，全球做得最好的国家是西班牙，达到34个，而我国仅是0.03个，差距达1000倍。
“如果达到西班牙的数据，不仅能满足国内的需求，甚至能帮助其他国家的一些患者。
伦理法理上矛盾重重一边是世界人口大国，另一方面却是每年因为无法等到捐赠器官而陷于绝望的受捐者。
从伦理到法理，产生这种矛盾情况的原因有很多。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社会传统观念，对捐献者和其亲属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其实器官捐献没有毁伤捐献者器官，而是让它们获得重生。
”高新谱说，很多人将器官捐献与遗体捐献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差别很大，后者一般是捐献者将遗体捐给医疗单位或者院校进行科研之用，但前者捐献非但不是毁伤，而是完整保存下来治病救人，挽救他人的生命，同时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延续。
除了观念上的影响，现阶段的法律、制度也制约着人体器官捐献的发展。
从我国2007年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来，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甚至司法解释都少的可怜。
“对于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只有一条‘参与宣传等工作’简单规定。
”高新谱说，法律依据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记者了解到，如今专门从事人体器官捐献的组织机构也并不健全。
除了国家级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和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外，其它省市的相关机构都是以办公室的等形式存在，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
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器官捐献的进度。
一些想捐献的公民因为不知道去哪里捐或者相关原因而丧失捐献机会，这也是一种损失。
让生命最后的礼物永恒总体上我国人体器官捐献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相对落后于其他国家，但有这样一个数据却值得我们关注：5%到13%，这是试点工作开展之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占总捐献比例的上升情况。
今后，这个比例还会继续增大，直到成为主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级部门都在积极努力着。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曾提出，建立协调工作机制、立法、机构设置、经费支持、社会宣传和人道救助等多方面要求；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也曾指出，要依法依规把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做成一个充满爱心和人文关怀的“阳光工程”。
事实也正是如此。
中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从刚开始就在组织机构、协调员制度和人道救助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特色。
尤其在人道救助方面，鉴于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器官捐献是自愿无偿的，对于一些贫困家庭的人道救助就显得更为重要。
“今年，我们要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完善管理、人员的准入和培训制度。
”高新谱说，除了这些工作，他们还要把捐献信息系统研发出来并初步运行。
“有了这样的系统，到时候志愿者不仅能够实现网上报名，协调员也能对整个捐献过程采集信息，而且在今后将实现科学统计、公开发布信息，让整个人体器官捐献过程更简单、更透明。
”除了这些，考虑到捐献者可能会因病致贫，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系统还具有人道救助的环节。
对于捐献者，根据申请和评估，捐献者最后一次诊疗产生的医疗费用，器官维持和获取的费用，丧葬、殡葬等费用以及其法定授予人的赡养抚养费用，都会从从国家公益基金、社会捐赠、募捐等方面得到更好的人道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