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警察权变迁研究
我国正在推进深化公安改革。

在此过程中,有必要深入了解影响
我国警察权变迁的主要因素。

警察是国家强制力的垄断者,警察权有
效性影响社会秩序,其合法运行影响公民的自由。

本文梳理了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权利意识和科技发展几个方面对警察权的影响,整理
出新中国警察权变迁的脉络,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的公安改革面临的
问题。

本文第一章分析了警察权的概念和属性。

警察权具有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

警察作为政府的下属部门,更是国家作为“必
要的恶”的组成部分,必然要维护政治制度,为政治服务;警察权具有
公共性,其存在的价值在于社会公益,维护社会秩序。

警察权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任务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社会本身又对警察权具有型塑作用。

警察会帮助社区内的民众完成职权范围外的事项,或者采用非法律手
段维持社会秩序,以此确立自己的道德楷模形象。

这种做法有利于提
升警察的权威,获得民众的认同,警察权也要呼应社会的需求;警察是
执法机关,其职权范围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

同时警察也是法律调整
的对象,警察在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警察权的法治化水平直接影响国家的法治程度。

在警察权发展的不同阶段,警察权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会有所偏重,三者的平衡与再平衡的过程决定着警察权的变迁。

新中国的警察权变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保卫阶段(1949年—1978年),警察权主要
是保障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维护政治秩序。

因而警察权表现出了
弥散性、偏重政治和法治程度低下的特征;第二阶段是警察权的调适
阶段(1979年—1991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警察权表现出去政治化、专业化和法治化的趋势,但是阶级斗争的思想仍然影响着警察权的运行。

国家经常发起运动式执法应对社会问题;第三阶段是法治建设阶段(1992年—2002年),自我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警察权也随之进行改革。

警察权的法治化目标得以初步确立,警察开始提升服务性,以此获得社会的认可;第四阶段是立法完善阶段(2003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有关警察权的立法基本确立,指导思想也更加稳定,警察权的政治属性却有所增强。

本文第二章分析了政治变迁对警察权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

当时的政治权威是个人魅力型权威,政党、政府和社会结合在一起,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警察权也要维护这种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必然要对文革等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
随后出现了个人魅力型权威分解的状况,国家必然而然地要寻找新的权威来替代个人魅力型权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理型权威就成为了不二之选。

因而,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若干年内,我国的立法是重中之重。

在执法方面,需要警察严格执法,更需要警察权增强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减少政治属性。

国家的治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管理逐渐转向社会治理。

社会形成自治,弥补国家管理的不足之处。

我国也逐步摒弃了大规模的运动式执法,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来应对社会问题。

在政治上,国家开始意识到合法性建设的问题,要求提升警察权的合法运行和有效性,借此赢得公众的信任。

本文第三章论述了经济发展对警察权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势必要求限制公权力,以往计划经
济中的平均主义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平等。

产权保护、法律的稳定性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政府的资源垄断地位有所变化,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资源分配角色部分地被市场替代,政府的权威有所分散。

越是经济条件良好的群体,越有可能通过市场途径保障自己的安全。

经济发展伴随着社会失序的加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导致原来的社会控制手段无法运用,熟人社会中的规则也逐渐失效。

在社会结构层面,经济发展需要打破以往的身份制,个人通过财富的积累可以获得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

另外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一旦不合理的贫富差距过大,很容易造成社会失序的结果。

这些问题导致警察的压力剧增,但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并非仅仅依靠警察就可以解决。

这也说明,警察权本身并不能产生社会秩序,只能维护社会秩序。

要想让警察权有效控制社会,更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入手。

本文第四章论述了公民权利意识转变对警察权的影响。

社会发展导致权利保护意识逐步增强,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

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公安机关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数量排名第一的行政诉讼被告。

在此情况下,警察滥权现象得到遏制。

民众对于警察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警察权合法运行,还需要警察权有效性控制社会。

这也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公众不仅要防范警察权侵犯个人权利,还要求警察权有效预防和打击侵犯合法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导致民众对警察权的监督有所增强。

个人权利受损的时候,一旦公权力没有进行有效救济,他们很容易付诸维权行动,尤其是合法维权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公民
很有可能采取更为极端的维权方式。

在政府眼中,非法的维权行动是
社会失序的表现,维稳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应对方式,警察权是一
种强制权,警察在维稳中承担了主要工作,在实践中“稳定压倒一切”甚至成为公安工作的引导方针。

与之同时,国家对于警察权的规范运
行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实体上,还体现
在程序上。

公民对程序性权利的重视,势必要求警察权的规范性有所
提升。

第五章论述了科技发展对警察权的影响。

科技发展导致犯罪手法进步,警察和犯罪分子之间存在博弈。

警察要想有效控制社会,必然要掌握科技手段。

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发展导致社会呈
现出“双层社会”的特征,虚拟空间逐渐成为违法犯罪的场域,并且对现实空间产生影响。

这种变化要求警察权的作用领域逐渐从现实空间扩张至虚拟空间。

原来的社会治理手段可能无法发挥作用,警察无法
有效地打击和防范某些违法犯罪行为。

科技的发展同时意味着警察控制社会的手段越来越多,如果未能有效规制这些手段和方法,个人权
利受到威胁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如何制约和监督插上技术“翅膀”的警察权已然成为新的命题。

第六章论述了警察权变迁对公安改革的启示。

本次公安改革,试图提升警察的权威,将居民的安全感、满意度和警察法治作为重点内容。

研究证明,居民的安全感与治安状况息息
相关,对于犯罪的恐惧却与犯罪的发案率有关。

当前公安机关存在的
立案不实现象导致民众安全感降低,更会对公安机关的工作产生怀疑。

居民的满意度与安全感是相辅相成的,同时还与民众内心的期待与警
察工作的实际效果的落差有关。

在群众路线原则和专群相结合方针的
引导下,公安机关担负了大量超越职权范围的非警务活动。

这些非警务活动可以增加民警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开展工作。

但是,社会的变化导致民警很难再像以往那样积累社会资本,法治的健全使得在小圈子内的“约定俗成”无法发挥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公安机关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导致警察不得不参与非法的消极非警务活动。

非警务活动过多,导致大量的警力无法投入到预防和打击犯罪活动,进而影响警察权的有效性,消极非警务活动本身就是违法的。

非警务活动过多对警察权合法性已经造成严重的阻碍。

在公安改革中,应当适度减少与违法犯罪活动无关的非警务活动。

我国的警察权法治化面临新的挑战,影响最大的就是政治因素。

近年来,警察权有所强化,更需要在全国层面统筹国家安全领域中的警察权,未来地方政府对公安机关的领导权可能会有所弱化。

警察违法行为与警察亚文化有关,更与社会的需求有关。

公安改革本质上是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警察权法治化应当考虑警察权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