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 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丁 力(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广东 广州 510630)[关键词]新写实 现实主义 小说[摘 要] 新写实 以其龃龉的话语方式,从三个层面上对传统现实主义实行了深度模式的解构,并在解构的过程中确立起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的独特地位。

中图分类号 I207 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06-0093-04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在中国文学语境中, 新写实 小说无疑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语方式。

当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小说家接二连三地将自己的作品推至读者面前时,人们难以掩饰住既往小说阅读经验受到冲击与震撼而产生的困惑。

虽然不少论者将它们归为 现实主义的大范畴 , 或干脆称它们为 现实主义的力作 , 因为这些作品都采取了写实为特征的表现手段,注重生存本相的还原。

但是我们无法否认, 新写实 小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甚至与新时期伤痕、改革、反思、寻根思潮中的现实主义小说存在明显的差异。

与其说 新写实 小说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嬗变,勿宁说它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话语模式的深度拆解。

理由如下。

一、小说时空:由 精神幻象世界 到 世俗生存世界现实主义是建国以来小说创作的主潮,尽管人们对现实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

如50年代初就有三种意见,一是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基本上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二是以胡风、路翎为代表的张扬 主观战斗精神 的现实主义;三是以来自解放区的大批作家为代表的歌颂新人物、新世界的现实主义。

由于权威意识形态的规定以及受苏联文学的影响,现实主义在文学的中心地位不断强化,并形成了一系列的观念模式,如 服从政治路线、服从政治需要的文学属性观念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后又代之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观念 、 表现公与私对立冲突为基本内容的主题观念 等。

这些观念的推行,导致了17年小说的一元化及程式化,出现了许多政治传声筒式的作品也就毫不奇怪。

文学多样化的功能被抽空为政治附庸物,艺术的空间世界也就只能是受目的论支配而营造出来的 精神幻象世界 。

新时期以来,作家的思想逐步解放,小说创作逐步挣脱僵化观念的束缚,现实主义不断向五四新文学传统回归与深化,在纷涌迭至的 伤痕文学 、 改革文学 、 反思文学 、 寻根文学 中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此前传统现实主义观念的惯性作用,多数小说的艺术空间依然滞留于政治社会的层面,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皆因政治生活的运演变迁所致。

相对于社会现实生活来说,这样的艺术空间是一种受集体无意识驱使而呈现的 精神幻象世界 。

对此, 新写实 小说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充分的主体意识的自觉。

刘震云的看法是, 50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

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 。

池莉也认为, 生活是冷面无情的 ,人们身边所经历的一切并 不是文学名著中的那种生活 。

因此,她要 努力使用新眼睛 来反映真实生活,并把 贴在新生活上的旧标签逐一剥离 。

正是凭借这种 剥离 、还原的欲望冲动, 新写实 小说家把笔触伸展到了人们的生存世界,通过对生存状态和生命冲动体验的精细刻划和质朴的叙述,构架起自己的世俗生存的艺术世界,完成了对此前现实主义小说 精神幻象世界 的置换和颠覆。

池莉的 烦恼人生 ( 上海文学 1987 8)以自然冷静的笔调向人们讲述了一位普通中年工人邱家厚极其普通的一天。

小说既没有传统工业题材小说 道路之争 、 方案之争 的情节冲突,更没有如火如荼的沸腾建设场面的渲染。

但琐屑而难以摆脱的生活烦恼已销蚀掉他的经历、激情和勇气,剩余的只有无奈。

刘震云的 单位 ( 北京文学 1989 2)写的是机关的故事。

但这里既不是政治力量的较量场,也不是社会公仆勤勉奉献的舞台。

人们为自己生存状况的改善而奔波忙碌,绞尽脑汁。

机关单位的人们在入党、提干、升级等追求的背后,是改善自己生存状况的本能欲望。

刘震云的 新兵连 ( 青年文学 1988 1)与 单位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里的军营不再是保家卫国杀敌戍边的地方。

对那些告别家乡的青年来说,入伍是改变自身农民命运的人生转折点。

在 新兵连 里的士兵,与此前军事题材小说里的传统军人形象大相迳庭。

如果说上述小说表现世俗小人物的生存状况是无奈、琐屑、平庸、甚至心酸的话,那么方方的 风景 ( 当代作家 1987 5)展示出的底层市民人生状况则是可悲和残酷的。

小说不动声色地描述了由九男二女组成的11口之家,拥挤在铁路旁边一间只有13平方米的窝棚里,演绎出一部残酷生活重压下的家族生存史。

虽然外面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但与粗鄙庸常的人家毫不相干。

人伦的新情,家庭的温馨,统统烟消云散。

一幅卑琐的毫无诗意的家族生存的 风景 就这样赤裸裸地坦陈在读者眼前。

二、小说人物:由 英雄 的放逐到平民的关注依据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原则 ,以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为中心,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突出的人物观念。

虽然在50、60年代,有人曾提出 中间人物论 的新的小说人物塑造观点,但很快便遭到无情的批判而销声匿迹。

英雄形象塑造成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刻意追求。

这就难免人为地拔高甚至随意捏造的趋势,终于导致60年代后期三突出 畸型人物观念的猖獗。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虽然对此做了竭尽全力的反拨和纠偏,但绝大多数的作品依然自觉不自觉地把塑造具有高尚情怀或思想境界的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艺术使命。

新写实 小说家们基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与观察,同时基于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人物观念的有意疏离,在当代文学进程中第一次以群落意识放逐了英雄形象和新人形象,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 小人物 ,是一群被吃喝拉撒睡之类的具象生存窘态挤压并试图挣脱的俗人。

虽然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职业,有工人、农民、士兵,也有医生、教师、机关职员,但他们共同担当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共同品味人生旅程中的酸辛苦辣,无奈地续延着生命。

刘震云笔下的机关人员小林,与王蒙50年代创作的 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 里的小林相比,虽然都是青年干部,但两人的思虑与憧憬却存在鲜明的反差。

50年代的小林关心的是党的事业、革命的目标,焦虑的是机关队伍中的官僚主义懒惰思想,憧憬共产主义生活的早日实现。

而80年代的小林关注和焦虑的是自身生存状况的不尽如人意。

池莉笔下的邱家厚,也不能与蒋子龙笔下的 改革文学 中 开拓者家族 系列人物同日而语。

邱家厚的烦恼并非产生于工业建设中改革与保守两种势力、两种观点的交锋对峙,他身上并不体现那种对峙过程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大刀阔斧的气魄。

他所面对的是在貌似平淡实则艰辛的日常生活中个体人所经历的难以言说的生存窘态。

作为一名普通工人,他的日子被柴米油盐世俗生态遮盖得密不透风,他深感身心疲惫、无力解脱,心中只存一种奢望:面对的这一切都是 梦 ,梦醒之后一切都变样。

作为知识分子形象,方方 行云流水 ( 小说界 1991 6)中的高人云与新时期初谌容 人到中年 中的陆文婷也有明显差异。

如果说陆文婷身上充溢着知识分子全部美德的话,那么高人云身上则既具有知识分子的部分美德又不乏俗人的心态。

高人云本是认真、古板而又清高的大学副教授,他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自己的教师职业尽心尽力。

但他又是普通人,在商品经济带来的世态变化,使他坠入了困惑。

三、叙述态度:从 劝诫者 到价值判断的 缺席出于对文学教育功能的强调和推崇,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家往往具有强烈的 教诲者 、 劝诫者 的创作角色情结,极力强调在小说中作家对人物和故事的价值判断。

17年的文学创作自不待说,即使是新时期,这种价值判断也很容易被读者发现或体悟。

如刘心武的 班主任 对 文革 浩劫给青少年一代造成的身心戕害的愤怒控诉,王蒙的 布礼 对共产党人钟亦成虽历经种种磨难,却依然保持坚定理想的赞颂,蒋子龙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 对青年工人在改革大潮中经受洗礼、迎接挑战的自强精神的肯定等等,都明显带有作者价值判断的色彩。

新写实 小说家们对此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

刘震云直言不讳地说, 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它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

作家代表了时代的自我表达能力,作家就是要写生活中人们说不清的东西,作家的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 , 这种 说不清 的东西,就其主要背景而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物欲横流,以及由此连带而起的价值失落、秩序失范、感受错位,作家们感到难以把握当下的生存本相,从而产生隔膜感和困惑感。

但作家的 自我表达能力 与自身 独特体验 又驱使他们不肯舍弃写作或讲述故事的欲望。

在这种困惑与欲望的临界面上, 新写实 小说家终于在写作实践中达成默契:放弃作者充当 劝诫者 的传统负担,搁置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在不动声色的客观讲述中确定自身的存在价值。

所以,无论是邱家厚式的生存无奈,还是小林式的生存挣扎,抑或是都市边缘棚户区式的生存窘境,都是在作家们极为平静的客观笔调下展现出来的。

在故事人物悲剧命运与小说叙述语言冷峻的强烈反差中,刘恒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新写实 作家。

他的 伏羲伏羲 ( 北京文学 1988 3)以极冷峻平淡的笔调讲述了一对乡间男女在传统伦理禁忌下为性爱追求而终至惨败的撼人心旌的故事。

从杨天青把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婶婶菊豆迎娶到叔叔家开始,他就对菊豆备受凌辱与折磨的处境产生了 惺惺惜惺惺 式的同情,当这种同情不断积聚终至膨胀到挣破 人伦 的羁绊时,天青与菊豆的悲剧命运也就发生了。

个人最本能的生存欲求与社会最低的道德规定一旦发生冲突,杨天青便再也难以从伦理道德的深重负罪感中挣脱出来,本能的欲望与道德的禁忌这双重挤压,终于将他击倒。

整个故事的叙述,从菊豆受虐,天青窥视,到男女主人公媾合、儿子出生成人,直到菊豆与天青的尴尬挣扎,最后天青自溺身亡,都是在一种纯客观的娓娓道来的冷漠语调中呈现的。

作者的价值判断完全隐去,他所作的只是关于性的故事的陈述。

但是,应该指出, 新写实 小说家们对 价值判断 的缺失,并无法掩饰他们的创作意向。

这种创作意向早在他们选取题材、选择视角的时候就已内在地产生出来。

它隐含在作品之中,并以集体创作的姿态昭示给读者:作家应该关怀当下底层平凡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喜怒哀乐,应该体现出人们粗砺的卑微的,但却真实的生存欲望与价值追求。

尽管这种创作态度在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看来是媚俗的琐屑的,缺少理性 烛照 精神,但 新写实 小说家我行我素。

综上所述, 新写实 小说从三个层面上对传统现实主义实行了深度模式的解构,从而确立起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坛的独特地位。

它对传统现实主义受庸俗社会学玷污产生的弊端进行了清算,又给当时在玩弄技术上越走越远的现代主义小说带来了不少有益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