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现代启示建环三赵月靖2013010121魏晋人物晚唐诗，应该是风流的真正代名词——风流却不世俗，率性而不随意。

它总让人想到曲水流觞的极致风雅，泼墨挥毫的纵情恣意，让人为那些或衣袂翩翩或狷介狂傲抑或铁骨遒劲的身影痴迷沉醉，拍案叫绝。

那恢弘于天地的风骨更是让世人景仰倾倒。

而魏晋风度，自汉末清流到建安风骨，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由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远雅正，风流蕴藉。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与意境》中也说道：“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才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然而，旧时王谢堂前燕，再不复海棠庭院。

这是马致远对于魏晋繁华一去不返的缅怀叹惋。

历史的滚滚洪流奔涌而过，刻下的，只是风流王朝在窗边暧昧绰约的剪影。

这个时代最终的模糊与消逝，这个时代诸多人物的悲惨命运使我们认识到，也许魏晋风度并非像看上去的那么洒脱飘逸。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这样说道：“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

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鲁迅先生近乎残忍却又含蓄地指出，魏晋的背后还有更深沉意义的所在。

我们需要清晰地看到魏晋风度的另一面：那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

魏晋的风流毫无疑问是只针对于士族大夫的风流，那些清高放诞的言谈逸事，也是建立在百姓受几大集团政治斗争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上。

而清谈、吃药和喝酒，究竟是风度的体现还是对世俗的逃避？这种双重的魏晋风度在现代有何借鉴意义，下面就分四点来讨论一下。

一、审美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自由。

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魏晋风度里所强调突兀的“自由”与“解放”，在现代依然给人以美感。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

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世说新语・伤逝》）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痛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世说新语・伤逝》）《世说新语》中关于魏晋人蔑视礼法、张扬个性的记载俯拾即是。

他们洒脱旷达，依情而为，有血有肉，鲜活生动。

在魏晋人不滞于物，风神潇洒的面貌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玄学的根基。

在魏晋以前，重功利、重政教的儒学一直占着统治地位。

儒学以礼教为本，主张克己复礼，反对怪力乱神，提倡中庸，反对极端。

总之，是抹杀人的个性，要求个性服从社会共性。

魏晋人在这样的哲学传统面前感到困惑，不知自己究竟为何物。

战火频仍与社会动荡使儒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得以瓦解，魏晋思想家们最终意识到，汉代的哲学传统以层层障碍束缚人性，使人丧失了真我的面目。

于是他们推陈出新，极力鼓吹张扬个性、重视生命与自然感情的玄学理论，并总结出“无”这样一个最高境界。

玄学大家王弼注《周易》时不断申明：“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

”在《老子注》中也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

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在这里，“无”的含义“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

”二十世纪以来，理性精神渗透进了一切领域，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一行为、每一意念都被理性所安排或受到理性的约束。

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由此，人们常常觉得失去自我而陷入孤独之境。

物欲横流中，有多少鲜衣怒马的热血少年被现实的冰冷磨去了棱角，人们屈从于利与欲，开始害怕变得与众不同，恨不能隐身在人群的背后。

我们个人独特的精神情感无所附着，人失却了生命的自然形态。

于是，我们开始歆羡魏晋风度所体现的人的精神的“自由”与“解放”。

渴望我们的情感和个性这些生命内容的实现，也渴望我们在这个越来越妖魔化的社会重拾情深与生气。

二、人格在道家和儒家并行不悖的魏晋时期，魏晋风度由两个方面构成：儒家人格，道家人格。

儒家讲人以修身为本，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讲忠讲孝，讲究坚定的信念和操守，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信念。

魏晋风度中，这些信念和操守都被推向了极致。

而道家讲清净、自然，无为，讲阴阳转化、物极必反的道理。

魏晋风度中表现为放浪形骸、坦荡率真，还有韬光养晦、与世俯仰的处世智慧。

魏晋风度的人格内涵中，有几点对于现代社会及其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是重视孝道，尤其推崇真正发自内心的孝，至情至性的孝。

晋朝以孝治天下，在选官制度中，有“举孝廉”，《孝经》更是晋人治家修身必备之经典。

王戎、和峤（桥）同时遭大丧，具以孝称。

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

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哀伤痛苦）过礼，使人忧之。

”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精神和气色）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因悲伤而消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

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世说新语•德行》）现代人每日奔波忙碌，时常忽视身边亲近的人。

前十八年肆无忌惮地挥霍父母的关怀备至，后八十年自立门户，却也不愿再分给他们更多的孝心和爱护。

这一点与前人相比，我们当然自惭形秽亦毋庸赘言。

其次是贫而能廉。

晋代选官注重人品，“举孝廉”中，廉也是重要的考察因素。

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

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

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褌邪？”范笑而受之。

（《世说新语•德行》）范宣廉洁节俭到达了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君子固穷，这种廉洁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本来就是最贫穷最节俭了，又遇到灾荒年，疾病流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接受馈赠，这种廉洁的节操是何等的坚定！富而能廉诚可贵，贫而能廉价更高！反观现代社会，贪腐之风盛行，有些官员极尽敛财之能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任意妄为实在可恨，倘若人人能安贫守道，相信国家又会有另一番光景。

最后是处变不惊的淡定与自信。

淡定是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是面对危难而气定神闲、从容镇定的心理状态，是魏晋风度中重要的人格要素。

在《世说新语》中，有些人自幼就处变不惊，为时人所推崇。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

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

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言语》）最能诠释淡定的人物，是嵇康临刑前的表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

索琴弹之，奏广陵散。

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雅量》）人最畏惧的，莫过于死亡。

然而嵇康面对死亡不仅神气不变，而且还抚曲一首，那种儒雅从容，令后人感佩、景仰，只有大智慧、大心胸、大信念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至于自信，魏晋人也是毫不掩饰。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

”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世说新语•品藻》）刘惔（字真长）在高官面前毫不谦虚、毫不掩饰，其自信是何等的强烈！这是晋人特有的精神气质。

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从容，大街上人人行色匆匆，熙熙攘攘，永远都充斥着急躁与浮华。

为一点蝇头小利斤斤计较，为一点小小挫折手足无措。

我们应该学学晋人，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当然，魏晋人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方正品格、不染半点尘俗的清高、仁人爱物的悲悯与深情、心无挂碍的坦荡率真、灵活机智和应对的巧妙都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标杆。

三、风骨魏晋南北朝，一个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的时代，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在这场政治的漩涡中，一批批的门阀士族被残害至死。

他们生活在一种富贵安乐的环境之中，他们又生活在一种满怀忧祸的境地之中。

但，正是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中，门阀士族们产生了忧惧深重的无边哀伤，产生了对人生意义的无限感慨和深刻反思。

在这种表面风平浪静清闲自得，实则暗藏汹涌危机四伏的生活中，他们形成了独特的风骨。

于是，他们觉醒了！他们开始怀疑和否定权威，面对日渐动荡的社会，面对频仍的战祸，面对流行的疫疾，大批的上层贵族，一时俱逝，所有的荣华富贵，顷刻丧落......他们开始注重人和人格本身，开始注重人们内在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和能力，而不是外在的功业、气节、学问和道德。

于是，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的观念和礼俗。

于是，“竹林七贤”成了六朝的理想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砖画上，也取代或挤进了两汉的神仙迷信、忠臣义士的行列。

于是，士族门阀们把心思、眼界和兴趣由环境转向了内心，由社会转向了自然，由经学转向了艺术。

回想一下，那忧愤无端、慷慨任气的阮籍，他把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写得如此深沉美丽：“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同时又感到“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延年又有什么用处？“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痛恶环境，蔑视现实，要求解脱；同时，却又是“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现实逼他仍得低下头来，应付环境，以保全性命。

这些魏晋名士表面上看起来轻视世事、洒脱不凡，不论他们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还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实他们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一种巨大的苦恼、恐惧和忧愤，情感也总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和复杂的状态之中。

这些魏晋名士们尽管高谈老庄，实际仍是知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老庄并不能构成他们真正的信仰，人生之谜在他们精神上仍无法排遣或予以解答。

但也有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的陶潜，它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出来，寄情山水，诗酒相陪。

只有他，才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愿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利禄。

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

高贵、自然、生趣这些便构成了魏晋风骨的内涵，而它最终的指向则是对自由境界的向往。

魏晋名士的风骨，以一种极其悲壮又极其怪异的姿势，矛盾而和谐地撑起了他们桀骜不驯的身躯，撑起了他们不愿苟且，隐忍血泪高昂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