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摘要：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的不断发展，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已逐渐凸显，如何有效地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学术议题。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我国相关组织和学者在绿色增长领域的研究成果经行梳理，并对绿色增长研究进行了简要的评价与展望。

关键词：绿色增长；环境绩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并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中共十八大报告又再次强调“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内在要求。

本文将就我国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试图找到目前研究中所存在不足，以期为绿色增长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绿色增长的概念及溯源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对环境及健康问题的逐渐重视，世界上逐渐掀起了一股“绿色运动热潮”，在近50年的时间里，随着经济、技术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的不断变化，绿色增长这一概念被不断的赋予新的内涵。

2001年Murgai明确提出“绿色增长”的概念后，绿色增长的理念在全球迅速传播，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同时成为政府做追求的目标。

2005年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ESCAP）会议将“绿色增长”看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并认为绿色增长是“为推动低碳、惠及社会所有成员的发展而采取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过程”[2]。

2010年1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在《绿色增长基本法》草案上签字，是为全球绿色增长领域的首部法案，开创了绿色增长立法的先河。

与此同时，尽管“绿色增长”的经济发展理念已为各国所接受，但目前为止对于绿色增长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化定义，对其内涵也有着不同的理解。

OECD （经合组织）在2009年6月举行的部长级理事会会议通过的“绿色增长战略”宣言[3]中将其定义为“在防止代价昂贵的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化丧失和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并在2011年公布的《迈向绿色增长》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绿色增长”是“在确保自然资产能够继续为人类幸福提供各种资源和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李凯杰认为绿色增长是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即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是绿色增长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子集，范围相对较窄，意味着一个可行的兼顾经济和环境的具体的、明显发展的施政纲领。

孙耀武认为是一种以资源节约为前提，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向环境中排放的污染物不超出环境容量从而不影响环境功能前提下的最大经济增长。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把环境作为增长的必要前提，兼顾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实现三个效益的统一为内容，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彭红斌认为绿色增长是一种健康的、合乎科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

它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既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又要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还特别注重环境的保护,把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

绿色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排除集约型增长方式,是一种“可持续的集约型”,它继承了集约型增长方式的特点,又考虑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金学洙认为，绿色增长模式重视环境保护，重视创造绿色产业的机会，并强调生产和消费模式都应注重社会生态效益，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充分考虑环境因素。

绿色增长模式不但不会限制经济增长速度，还会带来发展机遇。

二、绿色增长的理论研究国外学者对于经济与环境的思考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那一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增长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了较为朴素的观点。

1798年，托马斯.马萨尔斯（Thomas Malthus）开始关注人口与土地、粮食的关系，认为构成经济增长约束的原因是人口和劳动力的增加，即所谓的“资源绝对稀缺论”。

1817年，李嘉图（David Ricardo）则提出了不同于马尔萨斯的“资源相对稀缺轮”，他指出，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表现在资源市场价格的上升，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是有限的。

杰文斯（A Jevons）则认为不可再生资源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绝对稀缺性约束。

2009年OECD（经合组织）举行部长级理事会会议，正式通过“绿色增长战略”宣言，并对气概念做出较为成熟的阐释。

国内学者对绿色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学者开始了对环境经济的早期研究。

8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环境经济学家开始涌现，并应用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污染损失计量、环境经济模型建立等领域取得较大的研究成果。

进入90年代，全面绿色发展的思想开始逐渐兴起，中国学者分别从理论基础、绿色发展道路、绿色评价及绿色经济等多方面展开研究。

王小鲁通过评价改革20年来经济增长的整体状况，从生产要素、制度变革、结构变动、外部环境等方面分析高速增长的原因，判断这些因素的剩余潜力，研究制约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因素，从而对中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上作出判断。

余春祥对国内外学者对绿色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所做的探讨进行了梳理，最终总结出绿色经济的含义为绿色经济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以生态环境容量、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以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李平通过引入技术社会形成论(SST)，将绿色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关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

由此提出绿色技术创新主体系统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将政府、科研院所、公众等相关社会群体纳入创新主体系统，强调它们与企业的共同作用，以解决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经济性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价值观。

贾彧认为国有企业产权的归属、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不清晰、政府滞后的职能与政绩观、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环境容量产权不清等几个方面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原因，只有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才是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关键赵彦云、林寅、陈昊的研究认为，保证绿色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地绿色经济测度体系作为基础。

他们对国外所建立的绿色经济发展测度体系进行了总结与归纳，从而对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建立适合国情的绿色经济测度体系提供科学的依据。

此外，胡鞍钢、牛文元、刘思华、姜红、张坤民、滕藤、王伟中、赵建军、张叶、董锁成、诸大健、解振华等广大专家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模式、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经济手段、区域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广泛研究。

总体而言，绿色增长的理论研究目前仍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研究对象通常以国际组织和不同国家及区域的具体实践为核心，对相关经验进行叙述性总结与效果评价，而国内学术界对于“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更是仍以跟踪模仿为主，缺乏与国际同步的研究成果。

同时对于绿色增长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差异、以及绿色增长体系的构建与机制的完善，还有待进一步阐释。

三、绿色增长的实证研究随着绿色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引入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总体来说，我国学者对于绿色增长的研究可分为两种思路，其一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其二是将环境因素本身视为影响经济绩效的一个投入要素来进行研究，以下将从这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目前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大多是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的相关理论研究为主，如陆虹以大气污染为例，分析我国大气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的特性，发现我国的大气污染问题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并用空间状态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来分析和验证这种关系，从数量上具体描绘出环境因素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互为影响的关系。

陈诗一考量能源或环境对产出的影响,通过对收入与环境关系的Kuznets曲线研究以及把能源或排放纳入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

遵循增长理论框架,把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与传统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列的投入要素引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来估算中国工业分行业的生产率,并进行绿色增长核算,以分析能源和环境对中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而林伯强和蒋竺均、杨万平和袁晓玲等也从中国总体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

林伯强和蒋竺均的研究结果验证了EKC 遵循倒Ｕ形，并预测中国将在2040 年到达转折拐点。

但杨万平和袁晓玲的研究结果却认为EKC 将呈现正Ｕ形。

高宏霞等、罗岚和邓玲、吴玉鸣和田斌等人则基于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此外，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纪宝成、杨瑞龙、顾春林、范金、高振宁、杨凯、沈满洪等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

通过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相关研究回顾可发现，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研究区域、研究指标以及所选计量模型的影响，导致结论差异较大，如呈倒U型、正U型以及倒N型等但总体说来上述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特定区域是否存在倒U型规律的状况，或者说从某个具体区域的实际出发对倒U 型理论的假设进行验证以及对其拐点进行预测。

（二）将环境因素作为经济增长要素的实证研究而近几年，随着绿色经济增长理论内涵和外延的逐渐扩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环境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中一个要素来进行考量。

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基于工业行业角度的研究，如涂正革(2008)；杨俊、邵汉华（2009）；涂正革，肖耿（2009）；李胜文（2010）；陈诗一（2010）等。

同时也有少数学者是基于区域角度的研究，如陈运平、黄小勇（2012）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整合，选定了影响区域绿色竞争力的13个影响因子，并通过设置调查问卷的实证调研法论证了13个影响因子对区域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得出了影响区域绿色竞争力的六个核心因子。

为区域绿色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和动态监测提供研究基础。

韩晶、宋涛、陈超凡、曲歌（2013）等从绿色增长的视角出发，运用包含空间计量的四阶段DEA模型对中国2010年个省份的的创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创新环境、环保规制对基于绿色增长的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地影响。

张江雪、王溪薇（2013）从产出、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三个角度着手，运用DEA方法测算了2005-2009年我国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随机效应的面板Tobit模型，计算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重工业化的工业结构、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这四个变量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