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的比较分析刘荣荣0920110241摘要：《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是个独一无二的古典贵族形象。

本文将之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从爱情理念、情欲、结局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关键词：爱情理念情欲结局“红颜命薄古今同。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处在社会的最高层，素以温顺、贤良著称于世。

但是，她们身上也不乏斗争精神，特别是为了爱情而做出的抗争。

中国爱情文学杰作《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不仅在当时，至今仍激动着无数读者。

历代的研究、评论文章可说是汗牛充栋了。

然而作品所反映的爱情以及它们反封建的社会意义、美学价值究竟如何?我们从这里面能够得到启示？翻开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到，女性反抗命运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从崔莺莺、杜丽娘直到林黛玉，反抗命运的火炬一代传一代。

（一）、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情观念爱情观念是社会思想的一部分，他的内容的变化、发展，是和封建理性斗争的结果。

我们从三个时代的三个女性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

崔莺莺是相国的小姐，杜丽娘是太守的女儿，林黛玉是清贵之家的女儿，又寄居在四大家族的贾府。

在这样的官府门第里，他们受到的是封建的礼制教育，遭到的是封建家长们对男女自由爱情的干扰。

崔莺莺是个足不出户的贵族小姐，她在红娘的鼓励下单独外出，与张生相遇，便产生了爱慕之情，这种“眼角传情不言心自省”的情感，在“墙角连吟”后，便在两者心灵中沟通了。

于是这位相国小姐便对穷酸书生一网情深。

而此时的崔莺莺正处于“父丧未满”时，且老相公在日“曾许下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①，莺莺竟自产生异端邪念，岂不是大逆不道？显然，着恰恰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高估了它的意义。

这种一见倾心的恋爱方式，其产生原因，对于张生来说是悦色，对崔莺莺来说则是内心自然喜欢的萌发和流露，人的自然要求和个性觉醒的力量，转换为内心感情的萌发和冲动。

因此，就其实质而言，莺莺的爱情只是一种男女最初性爱的要求，还没上升到一种理性的理想追求。

这种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封建意识的束缚和控制。

因此，它的局限和软弱是很明显的。

莺莺的身份，她自小所受的教育，家庭环境对她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她表现出理性和感性相分裂。

就自我感情的需要来说，她希望和张生结合，但她又绝不敢向老夫人提出，这除了老夫人平时严厉管教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她自以为违背母命，暗地约会是有伤风化，不和身份的。

感情的需要和理智的控制，人性的醒悟和礼教的压抑在这时形成了难以摆脱的纠缠和斗争，以至她想爱、又犹豫、做作。

崔莺莺对于爱情的追求只限于想，并未实施。

那么对于爱情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又留给了她的后人杜丽娘。

杜丽娘生活的年代封建势力更强，父亲杜宝对她管教极严。

她从未越闺房一步，连自家中有个花园也不晓得。

为了“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杜宝请了个六十岁还“从不晓伤个春，从不曾游个圆”的迂腐老儒生陈最良来教授“后妃之德”。

然而对于一个少女来说，屋外的万紫千红是多么的吸引人，《诗经》中那遥远的爱又是那么令人羡慕。

屋内和屋外，远古和目下，这迥然不同的色彩和冷热，怎么能不令杜丽娘感到伤感和忧虑。

同时，这无疑又给了杜丽娘以爱的力量。

应该说，在春香闹学时，杜丽娘还是力图保持庄重，支配她的还是理智。

但是在游园后，她就放弃理性而服从感情需要了。

因此，杜丽娘对爱的追求较崔莺莺更激越炽热，以至竟可为此而死，因此而生。

杜丽娘爱情追求的进步性，不仅表现在她的情感流露比崔莺莺要更加无所顾忌，而且还表现为她的恋爱方式并非如崔莺莺的那种原始的一见倾心式。

对这个问题应当说明一下。

从剧本，杜、柳身前实际上根本就未曾碰过面。

梦中约会和现实中确有此人，其目的不过是：一、使他们的结合含有天意，让当时人较顺当地接受“二、说明杜丽娘所追求的是现实中的理想人物。

然而，杜丽娘并没有战胜封建理性的束缚，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遇见柳梦梅时，感情冲动时抛弃了自身理性的束缚，一旦回归现实，种种外在的内在的理由便无一不使她感到矛盾。

杜丽娘渴望和柳梦梅结合，可是当他们还阳之后，她却亮出了“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牌子。

这一点说明了杜丽娘还是无法摆脱礼教戒律的束缚，尽管她对之深恶痛绝，可惜她自己却又在以此压迫着自己。

林黛玉小时因父母钟爱，比较任性。

后因父母早丧而寄居贾府。

环境的龌蹉，使她“自矜自重，小心戒备。

”为保持自己的纯洁个性，她始终“孤高自诩，目下无尘。

”并常用“比刀子还利害”的语言，揭露周围不合理的现象，因而被人看作是“刻薄”、“小心眼”。

应该说宝黛的爱情是很理想的：他们青梅足马、志同道合。

杜丽娘模糊的理想人物在林黛玉这儿变得清晰、明确、具体了。

她带到理想去生活、去爱人，同时又用自己的理想去要求人、影响人。

与宝玉“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②这种男女的友情，便是他们爱情萌发的基础。

但他们的爱情发展却是曲折的。

从宝玉、黛玉相识（第三回）到第三十二回，他们常常为一些小事拌嘴。

从表面上看，这是他们各自使性子：而实际上，这正是封建制度下，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表达方式和发展过程。

第二十九回作者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宝玉“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哪些闺房闺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

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

哪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试探。

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我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都只有假试探，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事。

”宝、黛便在这种真真假假中发展爱情。

确切地说，宝、黛具有与封建社会相对立的性格，但宝玉最初并为专情于黛玉，他和所有的女子都相好，就如黛玉说的“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③。

只有在不断的接触了解后，他才渐渐体会到黛玉和其他女子的不同，才将黛玉视作不可分离的知己。

至于黛玉。

她也是在这种争吵中不断地影响改造宝玉，同时完全地了解了宝玉的感情。

各种矛盾、不信任、误解，在争吵中一个个消除了。

正如红学家指出的，自宝玉挨打，宝玉送帕给黛玉，黛玉在帕上题诗后，宝、黛之间便再也未发生争吵。

他们的感情、志向趋于统一，爱情真正确定，并开始在平静中发展。

因此，原对宝钗耿耿于怀、时常讥讽的黛玉，这时也意外地和宝钗言和了。

应该说，宝、黛爱情的基础是坚实的。

宝、黛爱情较崔、张，杜、柳更理想，基础更坚实，还在于黛玉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更沉重，而其对封建社会的抗击更激烈。

杜丽娘虽为情而死，表示对昏暗窒息的社会生活的控诉；但她一旦因情而生，真的获得爱情后，又时时感到犹豫彷徨，考虑如何符合封建礼法。

林黛玉不仅面临着薛宝钗“金玉良缘”的命运，她的内心是痛苦的。

但可贵的是，黛玉从未因此而宁心息虑，放弃追求，从未改变性格而随从世俗；相反，她用自己真诚纯洁诗一般的心去尽力打破“金玉良缘”，去不断净化宝玉的灵魂。

黛玉是成功的。

第三十四回，当宝玉将情感信物手帕送给黛玉时，黛玉内心充满着激动，“一时五内沸然，由不得余意缠绵，便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研墨蘸笔”，含泪题诗。

他们的爱情走向了高潮。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强者，林黛玉在那样一个昏暗腐朽充满世俗气的环境里，能坚持自己的个性和理想，绝不向世俗妥协。

但她又不得不再贾府生活，不得不将命运依托在贾母身上，她希望像诗一样去生活，并且她坚持这样去做，但她又无力摆脱这黑暗世俗的环境，她常常哀叹自己寄人篱下的不自由的生活，常常想到的是“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

”这种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构成了她内心无尽的伤感、忧郁和自怜。

她就是带着这种痛苦离开了人间。

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心酸和感慨。

崔莺莺的一见钟情和杜丽娘的理想人物追求，进化为林黛玉的要求志同道合的爱人，这无疑是人类爱情的进步，现代性爱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的。

（二）、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情欲爱情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与行为，它是人的心理发育到了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因此年龄的大小，也表现了爱情的不同形态，即使是同一性别的人也毫不例外。

杜丽娘、崔莺莺和林黛玉是中国古典名著中三位追求爱情，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女性，但由于她们年龄的不同，生理发育上的差异，所以使她们的恋爱过程，情欲的表现形态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从恋爱时间的长短来看,杜丽娘与柳梦梅进行的是“闪电战”，而崔莺莺与张生则是“拉锯式”，林黛玉与贾宝玉是“春雨式”；从情欲的表现形式上看，杜与柳是先结合后恋爱，而崔、张则是先恋爱后结合，林、贾是先恋爱未结合；从恋爱的目的上看，杜丽娘首先要解决的是性的饥渴，而崔莺莺则表现得理智而冷静，至于黛玉只不过是想找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罢了。

杜丽娘是为情欲而死亡，崔莺莺则是为爱情而“献身”，林黛玉是为爱情而牺牲。

同是贵族的千金小姐，同是才子佳人式的恋爱，为什么竟有如此多的不同呢？这里除了他们各自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差异和主观情感的不同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生理发育上的差异。

如果不从“人”的这个第一性的物质本质上去查找原因的话，很难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为生理发育是启动她们的爱情的“发动机”和“马达”。

而这个“心脏”问题，恰恰又是被研究者们所忽视了的。

杜丽娘芳龄16，若按现在人类身体发育的标准来看，她尚属少年。

崔莺莺妙龄19，以同一标准衡量，她已步入青年。

林黛玉进贾府时11、12岁，去世时也不过15、16岁而已。

16与19虽是三数之差，但在人的生理上却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正处于青春的骚动期，后者已进入青春的成熟期，正由于生理发育的不同，三位小姐才唱出了曲调不同的爱情之歌。

处于16岁花季的杜丽娘生活在“存天理、灭人性”的禁欲主义十分猖獗的时代。

在这扼杀人性的社会里，娇小的杜丽娘又偏偏禁锢在把她与世隔绝的豪门公府之中。

极端封闭的令人窒息的环境使这位天真浪漫的千金小姐失去了自由，没有欢乐，见不到阳光，接触不到年轻的异性，牢笼般的生活使这位“一生爱好是天然”的纯真少女的人性饱受着压抑、摧残和扼杀。

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④，“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其不成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⑤。

极端专制的社会和极端专制的家长十分野蛮的扼杀杜丽娘的人性，他们不仅对这位16岁的少女进行严酷的行为管制，而且还强行灌输封建思想，妄图把她训化成只懂天理而没有人欲的“机器人”。

尽管专制制度像猛兽一样吞噬着杜丽娘的青春年华，但人性是不容易被扼杀掉的。

读《关雎》，她并未领会“后妃之德”，反而发出了“人不如鸟乎”的喟叹。

母亲的不准“戏游空冷无人处”的严厉训诫，并未挡住她游园的脚步，在花园中她唱出了渴求爱情的心声，在现实中连绣成双成对的花鸟的权利都被剥夺得精光，可是在梦幻中她却主动地和素未相识的书生幽媾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