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教育文化古希腊许多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主张女子与男子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力，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一些女子与男子同等受教育的机会。

虽然不同城邦的妇女地位有较大区别，但是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妇女始终没有被忽视。

古希腊人创造的主神中有近一半是女神，并有纪念诸女神的节日。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在担负国家职务方面不分男女，不论是执政者还是军人，女子和男人一样都应成为候选人。

女子应受到与男子同等的音乐与体育教育。

原苏联学者沃尔金认为柏拉图男女平等的思想，“显然受了他所交往的那个独特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当时在这个阶层中妇女已经起着相当显著的作用”[19]（p．45）。

古风时代的希腊有以萨福为代表的有影响的女作家。

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提到了提玛瑞特（Timarete）、阿里斯塔瑞特（Aristarete）和拉娅（Laia）等女画家[20]（pp．35，147～148）。

她们都受过良好教育，有的还终生从事教育。

不可否认，古希腊妇女与古代所有妇女一样，处于男性统治之下。

但是，古希腊内部各城邦女子的社会地位不同。

斯巴达妇女地位较高，有一定社会自由。

在政治方面，斯巴达妇女对城邦事务有一定的参与机会。

亚里士多德说：“就在他们的国势鼎盛时期，邦内许多权力都落入了妇女手中。

”[10]（p．84）在经济上，斯巴达妇女拥有自己的财产，支配自己的地产、嫁妆和货币。

《格尔蒂法典》有关条文规定：“某死，其城里有农奴住着的房子及房中的物品，和乡下没住农奴的房子及不属农奴的大小牲畜，归其儿子；其余的财产将平分。

无论有多少儿子，各将分得两份；女儿无论几位，各将分得一份……但若除房产外别无其他财产，女儿们将按上述规定得到一份。

”[21]（p．19）在斯巴达的社会实际中也存在着一些重视对女子教育的现象。

斯巴达妇女接受的教育首先是体育。

来库古“让少女们锻炼身体：跑步、摔跤、扔铁饼、掷标枪”[3]（pp．246～247）。

古希腊妇女虽然无权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她们就单独举行“赫拉运动会”来向天后、婚姻女神赫拉表示敬意。

斯巴达妇女是“赫拉奥运会”的积极参与者。

除了参加体育锻炼之外，斯巴达妇女也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

女子有专设的学校，她们在学校里学习诗歌、音乐、舞蹈。

斯巴达有两个著名的女诗人梅加洛斯特拉塔（Megalostrata）和克利塔戈拉（Cleitagora），虽然她们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古代作家提到了她们的名字[22]（p．60）。

一些刻着奉献者名字的还愿献物的铭文资料表明，一些斯巴达妇女基本上是识字的[23]（p．93）。

雅典妇女相对于斯巴达妇女来讲，在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和婚姻等地位比较低下。

虽然一部分社会舆论反对给妇女提供超过管理家务知识范围的教育，但是由于雅典妇女在再生产公民和男性之间权力转移途径中的重要作用，也使得雅典城邦对妇女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她们被允许参加宗教祭祀活动，并在阿瑞福拉节（Arrephorae）、泛雅典娜节、酒神节、卡里特节（Kallytera）和普林特利节（Plyteria）等宗教节日中承担着重要角色。

雅典法律对孤儿、女继承人和怀上孩子的寡妇给予特殊的保护，并为她们离异和丧偶后的再婚创造条件。

嫁妆被一些古典史家看作是对雅典妇女的保护伞。

嫁妆与给予者的财富成比例，大约占给予者的5～20％[24]（p．347）。

新娘是嫁妆的名义上的持有者，丈夫是嫁妆和妻子的监护人，他在签订婚姻协议时承认嫁妆是借贷的，并以自己的土地作保证。

离婚时，丈夫要将嫁妆归还给前妻的监护人，或者支付18％的利息[25]（p．63）。

雅典妇女还能够在家学习识字、阅读、音乐等。

不容置疑，这些保护措施是为了保护雅典家庭的延续、宗教权力义务的承接和财产的正确留传，但是雅典妇女中也曾出现过不少富有知识和才华的女子。

古典时期的雅典，柏拉图的学园里就有两名妇女像男人们一样学习哲学。

公元前4世纪后期，雅典女子哈格诺迪塞（Hagnodice）跟随希罗菲鲁斯（Herophilus）学医，成了雅典的第一个女产科医生[26]（p．168）。

许多高等妓女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艺术才能。

影响最大的高等妓女是阿斯帕西亚，她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学术沙龙。

她与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亚西比德、菲狄亚斯和伯里克利等雅典名人都有频繁的往来[27]（pp．157～158）。

公元前4世纪，高等妓女姆涅萨瑞特也是一个成功的女性。

她的金塑像竟能够矗立在德尔菲圣殿中，与那些将军和国王的塑像放在一起[28]（p．75）。

三、古希腊两种教育体制形成的原因古希腊教育文化的形成的有许多因素。

笔者认为，分析这些因素对于研究古希腊教育文化乃至整个欧洲文化的起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政治因素。

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统治，决定了其以培养体格健壮的武士作为教育的惟一目的，崇尚的是军事美德，对奴隶的一切感情均排除在教育之外。

斯巴达城邦形成之初，在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多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遗风。

二王制、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等，从形式到权限都基本上与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行政机构相同。

在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必须是战士，都必须随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出征。

斯巴达全体公民终年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活动，无疑是这一原始制度在奴隶制下的畸形发展。

雅典实行民主政治，也统治着数倍于雅典人的奴隶，它的教育目的不仅要把统治阶级的子弟培养成为身强力壮的军人，而且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各种才能的政治家和商人，以保证民主和平生活。

第二，经济因素。

古希腊经济较发达，除奴隶外，希腊人基本上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其基本任务是统治奴隶，掌握社会物质，进行文化活动，过好和平生活。

斯巴达对希洛人残酷的经济剥削，为其军事教育制度提供了可能。

据普鲁塔克记载，斯巴达公民“每份土地足可以每年为一个男子生产七十墨狄姆诺斯，为他的妻子生产十二墨狄姆诺斯大麦（1墨狄姆诺斯为52．53升，约等于1蒲式耳），还有相当数量的酒和油”[3]（229）。

大约可供一家老小六口之需。

因此，斯巴达人完全可以不必劳动，而只维护这种坐享其成的统治地位。

关于雅典公民的人口数量和四个等级的大致人口，西方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推算，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共识。

雅典公民中的大多数都以土地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

其中，中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土地占有的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各等级土地数量差距不大，变化平缓。

正如琼斯所说，雅典是“一个这样的社会，除了顶上相当少的富人，就是下面大多数穷人，财富平稳地分配，从富到穷的变化是缓慢的”[29]（p．90）。

芬利在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经济的论述中，留下了五个地产数字，分别是：700～1000英亩、70英亩、45英亩、14英亩。

前三个说明地产之大，后两个说明地产之小[30]（pp．64～65）。

由于公民中土地占有一直未有发生大的兼并和集中，所以雅典公民有条件积极从事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活动。

第三，科技因素。

古希腊的科技因为军事的需要和为神学作脚注，而备受重视。

古希腊人以自然物质为研究对象，以科学公理为衡量标准，以阐释和把握宇宙法作为天职，积极倡导科学献身精神和对外在事务的不懈探求，视摘取科学桂冠为人生最大的乐事。

在此种文化氛围下，学校教育重在对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培养。

斯巴达的教育实践中有科技教育的因素；雅典的毕达哥拉斯学园进行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等的研究与教学；柏拉图的学园成为当时希腊世界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其学生泰阿泰德成为立体几何的创始人。

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虽然还未独立于哲学，但因为自然科学对人生观、自然观、社会观、哲学观的影响，必然影响到了教育目的的内涵。

第四，文化因素。

古希腊人由于靠近大海而很早与其他国家交往，吸收先进的文化，发展了他们的创造力，因而其教育重视培养人的智慧。

给予古希腊文化以深刻影响的古代东方文化，主要是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波斯等古代文化。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指出：“亚洲的文明形成希腊和罗马文化的背景和基石。

……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发明……科学与文字，哲学与宗教，都来自埃及和东方时，我们定为之惊讶不已。

”[31]（p．99）这种文化接触，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贸易往来和经济交流。

二是战争掠夺，使东方财富和作为战俘的东方文化之人流入希腊。

战俘们把东方的技艺和知识传播于希腊。

三是古希腊学者和文人，求知识于东方。

譬如，来库古早年游历过亚细亚、埃及、利比亚、伊贝里亚等地。

德谟克里特将其父遗产100塔兰特用于川资路费，先后游历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印度等地。

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行医游历到过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埃及）等地。

希罗多德从公元前455年开始至公元前447年到达雅典为止，游历了腓尼基、巴比伦、波斯、埃及等地。

这些文化名人把大量的古东方文化介绍到希腊来。

第五，个人主观因素。

古希腊教育家的主观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古希腊文化的内容，使其宗旨表现得更加明显。

来库古“希望将克里特简朴严峻的文明与伊奥尼亚的挥霍的文明加以比较，就像一位医生将健康的肌体与体弱多病之身加以比较一样。

这样，他就能够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的差异作一番研究”[3]（p．215）。

他的创新措施都基于个人对社会的研究。

柏拉图的社会政治观主张恢复氏族贵族的专制统治。

他确定的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培养其理想国所需要的统治者和保卫者——哲学家和军人。

显然，教育的目的作为联结教育和社会关系的一个中介，在古代也是要受到提出者的社会政治观的制约和影响。

古希腊的哲学观特别是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对其教育目的亦有较大影响。

古希腊哲学观认为，人性即理性，其教育目的就是发展人的理性。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教育目的的内容包括身体、情感和理性三个方面，就在于他认为人性是由三种灵魂构成的。

第六，国际和国内环境因素。

其一，斯巴达是一个在对外征服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国家。

几乎是把被征服国家的各阶层人民一律加以奴役。

因此，被征服者时常起义反抗。

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就曾发动过几次大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约前685—前668年），历时近二十年之久。

斯巴达男子悉数从军，战争结束归来时，后方的妇女和边民“私通”所生的“斯巴达之子”（意为“私生子”）都已经成人了。

因此，这次战争大大提高了斯巴达人的警惕性。

为了防范起义，斯巴达人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

其二，斯巴达对希洛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必然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

斯巴达把大量被征服居民变为希洛人，强迫希洛人为他们耕种土地，并且缴纳田中整个产品的一半。

希洛人还必须服兵役（主要充当辎重兵，做苦役），甚至遭到斯巴达人无情的屠杀，这就迫使希洛人起义反抗。

因此，斯巴达人在征服、掠夺敌人的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使自己也套上了奴隶式的枷锁；因为在后来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斯巴达人是在对起义造反的极度惶恐中渡过的[32]（p．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