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俄关系考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研究历史不仅让人知识更加渊博，更能培养忧患意识，中俄两国作为几百年的邻居，其关系错综复杂，难以一言蔽之。

中国史学界划分近现代的标准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其实早在十七世纪，中俄两国就已开始碰撞。

早在清军入关前，俄国人就已入侵黑龙江流域。

1657年，沙俄侵占尼布楚、雅克萨地区。

而中俄在1685-1689几年内打打停停，中国虽取得各战役胜利，但难以长期占据各城市，此情景与今日南海争端颇似。

直至1689年在清军取得雅克萨之战胜利后，清政府方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此条约总体来说差强人意，中方在战争胜利和占据道理的情况，仍然做出让步，但《尼布楚条约》能保得中俄边境百余年宁静，亦有所得也。

在近代世纪到来之前，俄国侵占在中国的野心从未停止，对沙俄来说，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时之沙俄并未全盛，而中国处于回光返照期，亦是中国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时期。

清圣祖的“武功”达到了巅峰地步。

当时的中国尚能保住自己的疆土，仍能对沙俄作有力的反击。

步入近代，俄国人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此役中，俄国人作为帮凶却攫取最大的利益，俄国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及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共侵占中
国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

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书中是这样叙述中俄《瑷珲条约》的：“俄国人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手中得到一块相当于法德领土之和的土地和一条像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
此时的清政府已不暇自顾，不复康熙朝的傲气，英法掠夺圆明园后盘踞北京，清廷请俄国人居中调停，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给正打算分一杯羹的俄国人趁火打劫的机会，于是中俄《北京条约》就屈辱的签订了。

此时的中国犹如一位家财万贯的老财主，愚昧无知而且缺乏保护自己的力量，任由坚船利炮的列强宰割、蚕食。

而俄国无疑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威胁。

中国历史在新中国成立时翻开崭新的一页，但此时新中国还内忧外患交加，西方对新诞生的国家保持警惕。

平心而论，此时的苏联确实对中国有所帮助，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中苏两国是结盟关系。

苏联不仅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而且又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些许经验，更是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

但对国家而言任何援助都是有一定代价的，新中国在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彻底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但此时的苏联并未表现出“老大哥”的情怀，不仅不提其在二次鸦片战争中侵占中国的领土，也对其曾暗中策动外蒙古独立一事矢口否认。

但当时中国国立弱小，此时投靠苏联亦是无奈之举。

这是中国的无奈，亦是其悲哀。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适应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外交方针由原来的“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即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同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坚持睦邻友好，迎来了与众多第三世界国
家建交的高潮。

中苏关系出现恶化，结盟关系已是昨日黄花。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国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政策。

中国对外政策调整为主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在此期间,中国采取“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

在这个阶段中苏矛盾已是白热化，曾经的盟国已因为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反目相向。

步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重新审视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世界和平的大环境下，中俄两国互帮互助，中国仍视俄为对外交往最重要的国家。

但中俄两国领土相接，俄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敌人，二战以后，苏联在中俄边境屯兵百万，给中国造成了最直接最严重的威胁。

自古以来，北方一直是农耕文明的克星，从汉武帝大破匈奴、封狼居胥山，到明代大规模修缮长城，中国人对北方的恐惧从未减少。

在古代给中原造成严重威胁的是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但在近代科技的冲击下，马背上的游牧人已不可怕，真正可畏的是新崛起的、佣兵百万的且具有世界一流机动能力的苏联（俄罗斯）军队。

尽管现代中俄交流日渐加深，两国暴发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但俄罗斯的北方屯兵是悬在中国头上的“斯芬克斯之剑”，只有一日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了，在经济、科技、军事领域均能与俄罗斯抗衡，中国才能与这位强大的邻居实现完全的平等交往。

纵览近代中俄关系史，中国在各方面均处于劣势。

“弱国无外交”俄国近代以来侵占中国领土、攫取中国利益，对其本国来说是实在的利益。

中国若想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不依靠其他力量，就要努力发展，
发展压倒一切，只有中国真正发展了，真正强大了，才能真正的在国际交往中不吃亏，我们不追求侵略其他国家，但我们要有做到中立的国力，其他国家亦不能左右中国的意志。

我们努力开创真正的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