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明李东阳云:“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
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1]但选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又为历代论诗家所喜用。
所以考察选本发展的历史,对于把握历代诗学思想的演进,关系甚大。
历代的宋诗选本,对于宋诗的态度,一般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一、站在尊唐的立场上,认为宋诗也有似唐诗者。
选者或在宋诗尚处弱势地位时,借唐诗之尸,以还宋诗之魂,如元方回之编《瀛奎律髓》;或当唐宋诗之争激烈之时,通过编选宋诗而行贬抑宋诗、巩固唐诗地位之实。
总之,在不同的条件下,这是一种双方都可利用的策略。
宋诗固然与唐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如此而选宋诗,则其真面目自然难以尽显。
二、认为宋诗既有对唐诗的继承,更有对唐诗的发展,强调宋诗与唐诗之异,如清吴之振等所选之《宋诗钞》。
这在宋诗的认识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唯其如此,宋诗方有可能取得与唐诗分庭抗礼之资格。
三、在充分肯定宋诗价值的同时,以唐诗矫宋诗之失,并进而将唐宋诗视作一个整体的审美范畴,力图兼融唐宋,自立一家,如晚清之宋诗派。
如此,才算对宋诗的利弊与真精神有了一个比较完整、辩证的认识。
当然,实际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有时往往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一种思潮被击败之后,又会卷土重来。
但从总体上看,宋诗的地位经过数百年的斗争,最终得到了确立。
至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2]之论出,唐宋诗之争始随之暂时告一段落。
而对于宋诗的认识,即使当前仍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
本文拟通过对历代主要宋诗选本的发展的探讨,来看诗坛上聚讼纷纷达数百年之久的唐宋诗之争。
有的选本,所收非止宋诗,但因其对宋诗的流传,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故理应也列入讨论的范围。
对于诗学思想不甚显明或影响一般的选本,则相应地在叙述上从略。
宋人自编的宋诗总集,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言之已详,将其分为唱和诗总集、书商刻印的总集和按内容分类的总集三类。
其中唱和诗总集包括《翰林酬唱集》、《禁林宴会集》、《商於唱和集》、《二李唱和集》、《西昆酬唱集》、《坡门酬唱集》、《同文馆唱和诗》、《南岳倡酬集》、《月泉吟社诗》等;书商刻印的总集包括《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和《中兴群公吟稿》等;按内容分类的总集包括《声画集》、《古今岁时杂咏》等。
[3]其实,除以上所列,尚可举出数种,如《九僧诗》、吕祖谦《宋文鉴》、曾慥《宋百家诗选》及《江西诗派》、《两宋名贤小集》等。
[4]另有传说为刘克庄编集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而首开唐宋诗之争的,可能要属南宋吕本中所编之《江西诗社宗派图》。
其图以黄庭坚为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二十五人。
其序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
……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
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扬抑反复,尽兼旧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裁或异,要皆所传者一。
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
自此以后,学诗者群趋于江西之一途,而南宋前期诗坛遂为其笼罩。
进而引发出张戒、严羽等人对“宋调”的反思与批判,拉开了数百年唐宋诗之争的序幕。
元代编纂的宋诗总集,著名者有《谷音》和《瀛奎律髓》。
另有陈世隆编《宋诗拾遗》二十三卷,其国内唯一传世的抄本,藏于南京图书馆,书前有清代著名藏书家丁丙的题识,云:“厉樊榭撰《宋诗纪事》,亦未见是书,其中失收不下百家也。
”可见其珍贵。
而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是一本唐、宋五七言律诗总集,其选诗目的在于重振江西诗派之旗鼓,并与专工唐律之永嘉诗派争胜,故提出“一祖三宗”之说,谓“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卷二十六)。
杜甫的诗歌,既是盛唐诗风的代表,又有下开宋调者,方回将江西诗派上拟盛唐,虽有偷梁换柱之嫌,但其看到了江西诗派与杜甫诗歌的某种联系,亦为卓识。
宋诗之价值,到底是建立在其与唐诗之“似”还是与唐诗之“异”上,宋诗到底能不能与唐诗分庭抗礼,什么才是宋诗的精华,这些问题成了之后明清诗坛数百年来聚讼纷纷的焦点。
在公安、竟陵出现之前,整个明代的诗坛可以说是笼罩在一种宗唐的诗风中的。
表现在选本上,明初高棅继元杨士弘《唐音》之后,成《唐诗品汇》一书,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而“盛唐”正宗之声价,遂以论定。
其后,前后七子又有“诗必盛唐”之说,李攀龙选历代诗而成《诗删》一书,唐后直接明代,宋、元诗竟一字不选。
故《四库》提要评之云:“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
……然则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
宋诗导黄陈之派,多生硬杈桠;元诗沿温李之波,多绮靡婉弱。
论其流弊,诚亦多端。
然巨制鸿篇,实不胜收,何容删除两代,等之自郐无讥。
”在这样一种风气影响之下,明代的宋诗选本,传世的仅有数种。
最重要的是成书于隆庆元年(1567)、由顺阳李蓘(于田)编著的《宋艺圃集》二十二卷。
《四库》提要称其“殚十三年之功,汇采成编,网罗颇富,宋人之本无专集行世,与虽有专集而已佚者,往往赖此编以传。
”其序言开篇即云:“世恒言宋无诗,谈何易哉。
”李蓘将宋诗分为三个阶段,将建隆、乾德之间的诗风概括为“尚祖五季,五季固唐余也”,而称“光、宁以还,国步浸衰,文情随易,学士大夫递祖清逸,无称雄概”,他最推崇的是“天圣、明道而下”宋诗之“大变”:盖于时世际熙昌,人文迅发,人主之求日殷,聚奎之兆斯应。
故欧苏曾王之流,黄陈梅张之侣,皆以旷绝不世之才,厉卓荦俊拔之志。
博综故典,旁测幽微,海内顒顒,咸所倾仰。
启西江宗派之名,创绌唐进杜之说,竭思愦神,日历穷险。
当其兴情所寄,所征事有不必解;意趣所极,则古贤所不必法。
辟之旧家公子,厌张其先人堂构,至于甲第飞云,雕镂彩绘,远而望之,绚烂夺目,负其意气,遽大掩前人矣。
对于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调”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序言结尾云:“夫诗者,人之声也,乐之章也,发于情不溺于情,范于礼不著于礼者也。
宋人惟理是求而神髓索焉,其遗议于后也奚怪哉。
故沧浪之讥评,紫阳之论说,皆所谓致喻于眉睫者也。
考其大都不俱可观哉?!”。
盖其书成于李攀龙《诗删》之后,当时诗坛受前后七子影响,尊唐而讳言宋诗,李蓘独拔时流,编成此书,殊为不易,故王士禛《香祖笔记》赞“其学识有过人者”[5]。
另有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总五百零六卷,其中宋诗一百零七卷。
《四库》提要评其:“所选虽卷帙浩博,不免伤于糅杂,然上下二千年间,作者皆略存梗概。
又学佺本自工诗,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风雅之旨,固犹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者。
”明潘是仁(讱痷)编《宋元诗》二百八卷,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自刻本。
袁中道《宋元诗序》云:“宋、元承三唐之后,殚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余。
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
于是乎情穷而遂无所不写,景穷而遂无所不收。
”[6]大概就是指的这本书。
又此前王世贞之序慎蒙(子正)《宋诗选》云:“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
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指欧、梅、苏、黄)而已。
此语于格之外也。
……虽然,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
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
”[7]《宋诗选》今已不传,但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此书也是为宗唐派服务的。
另有王萱编选的《宋绝句选》。
由明入清的归庄曾选有《唐宋明诗》,但该书仅有稿本传世,其影响也很有限。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所存之宋诗选本仅此而已,宋诗在明朝之地位可想而知。
有清一代,宋诗重新受到了诗界的重视。
宋诗选本的出现,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康熙、乾嘉与晚清。
康熙年间,伴随着吴之振《宋诗钞》与王士禛《古诗选》的出现,宗唐祧宋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大都持折衷之论,固因唐诗在此时仍有着非常强大的势力,而至大兴翁方纲之“肌理说”出,宋诗在诗坛之地位已牢固不可动摇。
晚清诗坛,主要是桐城派与宋诗派、同光体的天下,宋诗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宋诗选本的世界中,已经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
康熙十年(1671)《宋诗钞》的刊印,是清初诗坛的一件大事。
其后之提倡宋诗者,很少能再越出其樊篱,可见此书在文学史上意义之深远。
吴之振《序》云:“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真可谓对于宋诗之最高评价。
而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
……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专,今欲以卤莽剽窃之说,凌古人而上之,是犹逐父而祢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轩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飨非类也。
……故臭腐神奇,从乎所化。
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
宋人化之,斯神奇矣。
”在维护唐诗的同时,对于明季以来盛行之伪唐诗,扫荡不遗余力。
而从变化着眼,揄扬宋诗,确是道出了宋诗的真精神。
《序》中又谓:“万历间,李蓘选宋诗,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
曹学佺亦云:‘选始莱公,以其近唐调也。
’以此义选宋诗,其所谓唐终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诗则已亡矣。
”则其自信能度越前人,已溢于言表。
然而尊唐派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
康熙十七年(1678)延陵吴绮(园次)编选《宋金元诗永》,其《凡例》云:“是选人维两宋时逮金元,而其诗之品骨气味、规圆矩方,要不与李唐丰格致有天壤之别。
惟读者以读三唐诗手眼读宋金元诗,而仍不失宋金元诗,则可知选者之选宋金元诗,犹选三唐也。
”《四库》提要评其:“颇能刊除宋人生硬之病与元人缛媚之失。
然一朝之诗,各有体裁;一家之诗,各有面目。
……必以唐法律宋金元,而宋金元之本真隐矣。
”王士禛《古诗选》五言古以汉魏六朝为主,于唐仅录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人,于宋以后一字未提;七言则略采宋金元诗。
以王之位尊名高,此书可作当时诗坛正统思想的代表,对以后翁方纲、姚鼐等人的选诗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潘问奇(雪帆)、祖应世(梦岩)合选的《宋诗啜醨集》四卷,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补订本称“宗旨似在矫《宋诗钞》之流弊。
二人选此集,正以明宋诗不如唐诗,欲使人不震于吕、吴之巨编而目夺情移也。
观书名即征命意。
”该书虽于宋诗有一定程度之维护,如潘《序》云:“宋固犹夫唐也。
唐之人各有其性情,即不得谓宋之人尽无与于性情也。
唐之人之诗有系于兴观群怨,即不得谓宋之人之诗尽无与于兴观群怨也。
”但也有甚为严厉之批判,如祖《序》谓“今竟尚宋诗,行将揭八州而朝同列,后来更霸,争主夏盟,必有凌压之者。
”对于明七子的“瞎盛唐诗”,书中也攻击不遗余力。
总之,编选者采取一种两面开弓的策略,“一以狥黜宋之心,一以息袭唐之喙”(《凡例》),总体上仍是站在唐诗立场上对宋诗作出的评判。